秋日的午后,老屋的土墙上洒下斑驳的光影,年幼的胡适踮起脚尖,笨拙地握着毛笔,一笔一划练字。
一旁的冯顺弟,虽不识多少字,却眼神坚定,她用粗糙的手轻轻抚摸着儿子的后背,低声叮嘱:“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啊。”
谁又能想到,这个曾在17岁时为了让父母盖上新房而嫁作人妇、在23岁时守寡的女子,会用她一生的坚韧和智慧,将儿子培育成家喻户晓的大文豪?
少女出嫁
1873年,安徽绩溪的一个小村庄里,裁缝冯家的小院里,一位十四五岁的少女正蹲在地上帮母亲搓线。
冯家人口众多,父亲靠着一手裁缝手艺勉强维持生计,但衣食住行都紧巴巴。
老冯家想修屋子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了,可穷人家的盘算,哪有那么容易成真?布料、线头、剪刀、针线,这些简单的工具是冯家唯一的收入来源。
那天,邻居王大娘笑盈盈走进冯家,带来了一个消息:胡家来提亲了。
胡家是谁?那可是镇上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胡家的男人,胡传,是个文人,秀才出身,曾经在外地任过职务,见过世面。
可也正因如此,胡传年纪已不小,四十九岁了,而且两次婚姻都告吹,前两任妻子一个病逝、一个在战乱中丧生,如今膝下虽有子女,却缺个持家的女主人。
冯母一听,愣住了,她心头第一个念头就是:不成啊,这两人年纪差得太多了,况且那胡家,还有一窝前妻留下的孩子呢!
冯母心疼女儿,最怕的就是女儿年轻轻轻被逼着做“填房”。
冯顺弟听完提亲消息,却并未表现出抗拒或惊慌,相反,那一夜,她躺在破旧的木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她想着父亲那双因长年操劳而粗糙的双手,想着母亲每日一针一线缝补衣衫的背影,想着弟弟妹妹们衣衫褴褛、却依旧天真无邪的笑脸。
第二天清晨,她在父母面前第一次表了态:“我愿意嫁。”
这话一出口,冯母眼圈立刻红了,父亲老泪纵横,父母反复问她是不是为了钱才答应,冯顺弟却只是轻轻地笑:“爹,娘,不只是为了钱,他是读书人,将来若有孩子,也能跟他一样识字读书。”
婚事敲定得很快,胡家备下丰厚的彩礼,送到冯家门口时,连邻里都惊叹不已。
婚礼那日,十里八村的乡亲都来凑热闹,她披着红盖头,手指紧紧揪住衣摆,心中有点紧张,又有点茫然。
胡家是大户,婚宴排场自然不小,鼓乐声、鞭炮声此起彼伏。
抬轿时,她听到人群中的议论声:“听说新郎官比新娘大三十岁啊!”“这小姑娘真是苦命……”可是,她一声不吭,抿紧嘴唇。
短暂幸福
婚后第一晚,胡家老宅寂静无声,新娘冯顺弟坐在红纱帐里,双手紧张地搅着衣角,耳边听得见自己怦怦乱跳的心跳声。
外面,胡传慢步而入,他比她大三十岁,鬓角已有些许白发。
婚事虽仓促,但成亲那一刻起,他便对这个年轻的新妻子有了怜惜之心。
胡传是个读书人,贡士出身,他喜欢在书房读书写字,偶尔研磨练字时,便招呼冯顺弟过来:“顺弟,坐这儿,瞧着这字,笔画之间有多少讲究。”
冯顺弟一开始只是战战兢兢地站在一旁,听着听着,渐渐也生出几分兴趣。
胡传耐心教她认字,从简单的“人、口、日、月”教起。
夫妻俩虽然年纪悬殊,感情却逐渐融洽。
胡传学识渊博,却从不摆架子,对她耐心有加。
冯顺弟勤俭能干,细心照料着这个大家庭,慢慢地,她与胡家上下的关系也和缓许多。前两房的孩子们看见她忙里忙外、处事公道,心中再无芥蒂。
婚后的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取名胡适,小名嗣糜。
初为人母的冯顺弟抱着婴儿,眼里满是温柔,她坐在炕头,低头看着襁褓里的孩子,孩子的睫毛颤动。
她轻轻摇着摇篮,嘴里哼着母亲教过的摇篮曲,心中第一次生出一种踏实的幸福感。
可好景不长。
1892年,胡传以“全台营务处总巡”身份去台湾赴任,冯顺弟带着孩子留在上海。
她一面照料家庭,一面满心期待丈夫早日归来。
等到次年,胡适稍大些,她就带着孩子赴台与丈夫团聚,那段时光虽短暂,却是冯顺弟一生中最平稳、最温暖的时光。
白日里,她陪孩子识字、听丈夫讲天下大事,夜晚一家三口围坐灯下,日子里透着安宁。
可惜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进犯台湾。
战乱四起,为了避祸,冯顺弟带着年幼的胡适匆匆离开台湾,返回安徽老家。
家中一片混乱,消息闭塞,直到有一天,一个送信人快马加鞭赶来,带来了噩耗——胡传病逝于厦门。
消息传来时,冯顺弟正坐在院子里纳鞋底,听见的一瞬间,她手里的针线一下滑落,整个人猛地往后一倒,椅子翻倒在地。
她泪如雨下,哭到声音嘶哑,家中老少围着她,母女、婢女、长工、老仆,谁劝都劝不住,她抱着儿子,哭得几近昏厥。
从此,23岁的冯顺弟,成了一名年轻的寡妇。
她要面对的,是整个胡家,是前妻留下的子女,是柴米油盐、家族事务,更是一个嗷嗷待哺、才三岁的儿子。
年轻的她,挺起了背脊,不许自己倒下,哭过之后,她抹干眼泪,稳住了心神,此后的每一天,她都在学习着如何独自撑起这个家。
从豆蔻年华到孀居寡妇,六年光阴,她仿佛过了半辈子。
用尽全力栽培儿子
冬日的清晨,天色还未放亮,屋内,一个小小的身影正揉着惺忪睡眼,从被窝里爬起来。冯顺弟点着油灯,把胡适叫起床:“糜啊,快起来,先生要开馆了。”
胡适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但毕竟年纪尚幼,每次被叫醒,总是嘴里嘟囔着,眼皮打架。
只要母亲的手搭上他的肩,他便乖乖穿衣、洗漱,背起书包,慢慢踏出门去。
这一幕,几乎每天都在胡家上演。
她虽然自己目不识丁,连账册都要别人念给她听,但她深知读书的重要性。
她没能力陪孩子坐在书桌前一字一句地背诵,却有一腔热忱和执念,要把胡适送上读书求学的路。
冯顺弟变卖了几乎能动用的一切——首饰、嫁妆、甚至是当年胡传送她的几件小首饰——只为凑齐孩子的学费。
不仅仅是金钱上的投入,冯顺弟在生活中对胡适的管教,既严厉又细致。
晚上睡觉前,她会叫胡适站到床前,像一位训导老师般问道:“今天有没有做错什么?先生布置的功课都背会了没有?明天要学的字都准备好了么?”
胡适年纪小,偶尔犯了错、偷了懒,她也从不在人前责骂,最多只是一个严厉的眼神。
可一到夜里,她便关起门,细细问责,甚至罚站、惩戒,绝不姑息。
胡适眼泪汪汪,捂着眼睛哭,她却不软心肠,因为她明白,这孩子不能惯。
胡适的努力没白费,七八岁时,他已经能背得一手好书,十岁便能用朱笔点读《资治通鉴》,自编《历代帝王年号歌诀》。
地方知府听说后,大为惊叹,命人把他的歌诀用宣纸印制,散发开来。
从此,“小神童”的名号传遍乡里,人们议论着这孩子有天分,也都不忘感叹一句:“有这么个厉害的娘,怪不得!”
可谁又知道,这一切的背后,是怎样一位母亲在日复一日的付出?
她既当母亲、又当父亲,要维持家中的日常、管理支出,更要承担一切关于胡适的大小事务。
坚韧中走出伟大母亲
胡家的宅院里,不再有丈夫的身影,却有前两房留下的孩子,有年纪比她还大的大伯、二嫂、三哥,有一大家子人的吃穿用度,有一连串接踵而来的难题。
胡家的长子,自小就是个败家子,嗜赌、吸食鸦片,家中凡是值钱的东西,落到他手里便立刻变现,赌台上一掷千金,转眼间换来的是一屋子的债主敲门讨债。
年年除夕夜,总有一大批要账的人守在门外,起初冯顺弟假装没看见,直到夜深人静,她悄悄托邻里凑钱,把那些人一一打发走,才算勉强平息风波。
等到债主散去,大哥才敢敲门回来,冯顺弟一句怨言也不说,只是淡淡地端来一碗热茶:“回来啦,外头冷吧?”
大嫂、二嫂、三嫂之间时常吵架,动辄互骂,甚至拿家中小孩子撒气。
冯顺弟从不搭腔,不卷入这些纷争,她在院里洗衣做饭、收拾柴火,偶尔听到那些刻薄恶毒的骂声,只是默默地走到角落去,不出声、不落泪。
胡适十一岁那年,冯顺弟向二哥、三哥提起:“糜今年十一岁了,你老子说过他聪明,要好好念书,你们看他还能念得出来吗?”二哥沉默不语,三哥冷笑一声:“哼,念书!”
她忍气坐了一会儿,回房后才默默落泪。
她不敢顶撞,也不敢多争,只能在日常的省吃俭用中,攒出学费,为孩子保住读书的机会。
生活再难,她也没放弃过胡适的教育,别人缴两块银圆的学费,她咬牙缴六块、十二块,为的是求私塾先生多教多看。
家中每一笔开销,她都亲自过目,记录在册,让胡适自己记账,就是要让孩子明白,娘过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
她既是胡适的母亲,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她没有读过书,却用自己的方式教孩子明辨是非,用自己的言行告诉胡适,什么是正直、什么是坚韧、什么是责任。
胡适长大后,离开家乡,去更大的城市求学,再远赴海外留学,成为蜚声中外的思想家、学者、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
他倡导民主与科学、提倡白话文、推动文学革命,他的名字登上报纸、刊物、讲坛,他的文章激励了一代青年。
他的人生,离不开那个在安徽乡下、衣衫朴素、却有着最坚定信念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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