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文艺界的革命青年是宣传抗日、唤起民众的一支轻骑兵。他们在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组织了许多"战地服务团"、"救国演剧队"。
仅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就组织了十几个"救亡演剧队"。他们活跃在抗日前线,起了很大作用。
后来,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千方百计地阻挠破坏,工作很难开展,他们中不少人都先后到了延安。
有的是整个演剧队的队员一起投弃延安,进入抗大:也有单独奔赴延安进入抗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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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时,上海青年学生方明便积极参加难民收容所和"留日同学会救亡演剧队"的活动。
上海沦陷前夕,她编入郭沫若组织的上海"救亡演剧队"第十一队,进行抗日宣传。
后来,他带着才十一二岁的小妹妹方征辗转到了武汉,后但处境艰难,得到地下党的帮助,
随着光未然带领的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队投奔延安,把小妹妹安置在"鲁迅小学"读书,自己进抗大第四期学习。
当时,到抗大学习和工作的文化人不少。他们中间有电影、活剧演员吕班(参加演出过电影(十字街头》)、田方、孙维世、电影摄影师徐育冰、作曲家贺绿汀、郑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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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芒苏、裴东黄、欧阳山尊、莫耶、史若虚、汪洋、张平、颜一烟以及林寒流(留日学生)、凌霞和严景、范杏仙两对夫妻等许多文人,他们的到来,使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大大活跃起来。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日,抗大政治部张际春主任在《新中华报》上发表了一篇(抗大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奋斗的三周年》的纪念文章,描述当时革命青年热切响往抗大、积板投奔延安的情景,
他写道:"他们,有的母女相约,夫妻相约。姐妹相约。兄弟相约,亲友相约,师生相约,以至官长与部属相约,结队成群地来住抗大。
有的不怕千山万水,不惧艰难困苦,千方百计,冲破一切限制来到抗大。他们的呼声是:"国难严重,不可终日,救国无术,均欲来抗大以为快"
事实确是如此。如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于一九三七年经周恩来同志介绍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延安抗大第三期学习,同她母亲任悦同队,
浙江省上虞县女学生傅年仅十八九岁,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携弟弟傅燊、咏妹傅英。辗转千余来延安,一时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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