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逻辑学”的前世今生，及与“形而上学”之关系

网上，不少人把“逻辑学”和“逻辑”吹得神乎其神，似乎学了“逻辑学”掌握了“逻辑”，便能“明辨是非”“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但是这些人从来不说，他们鼓吹的“逻辑学”，其实仅仅是古典“形式逻辑”，或曰传统“普通逻辑”。

进一步说，这些人大差不差也是“半瓶子醋”，很难说有谁系统学过逻辑学，更别说真正了解逻辑学史了。

汉语中“逻辑”一词，是清末严复翻译英国学者穆勒的《A System of Logic》时，从英语“Logic”音译而来。

有意思的是，此书的书名，严氏却借用了中国古代与之相关的“名学”一词，译成了《穆勒名学》。

“名学”， 源自中国古代“名实之学”——国际上很早就公认，世界上除了西方的逻辑学（形式逻辑），同时还有中国的名实逻辑和起源于印度发展于中国的因明逻辑。

“logic”这个词， 可追溯到古希腊赫拉克利特（前535-前475）所写名为《logos（逻各斯）》的一本书。

此书，只流传下来残缺的片段。赫拉克利特在书中说，“logos（逻各斯）”可以使人摒弃感觉印象，通过语言和理性思维把握世界的规律。

后人沿用的“logos”以及英语的“logic”，皆肇始于赫氏。

后人也认为，使“logos”或“logic”成体系、成学说的，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

所以，其在西方就有了“逻辑学之父”的赞称。

然而，这位“逻辑学之父”的有关见解，在其生前是散乱不辑的。

约200年后的公元前一世纪，一位曾任吕克昂学园校长、叫安德罗尼柯的“逍遥派”学者，将上述零散的篇章、议论集结成书，名之为《工具论（Organon）》。

书中的《范畴篇》，讨论词义、概念；《解释篇》，结合语词、语句，讨论判断（或叫命题）；《前分析篇》，讨论推理的有效性、前提和结论的关系；《后分析篇》，讨论证明的条件、种类、方法和构成，以及定义和证明之间的关系；《论辩篇》，讨论论辩的艺术、推理的方法和谓词理论；《辩谬篇》，专门剖析和驳斥各种谬误和诡辩。

不难看出，仅《工具论》一书，似还未构成闭环理论体系。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安德罗尼柯整理的亚氏另一部著作《形而上学（ta meta ta physica）》。

此书中，讨论了“logos（逻辑）”思维规律——提出了“10范畴体系”；总结了“四谓词理论”；概括了“不矛盾律”、“排中律”、“同一律”等思维规律；规范了演绎为主的“三段论”，等等。

或许，正因为是由安德罗尼柯做的这些“整理”（假托古人亚氏之名也未可知），后世才有了对《工具论》《形而上学》出于亚氏之手真实性的质疑。

由此也可知，“logos（逻辑）”学说，最早，是“ta meta ta physica（形而上学）”中的一部分。后来，特别是到了西方近代哲学时期，二者才逐渐分离。

接着对亚氏创建“logos（逻辑）”体系存在质疑说，亚里士多德之后，确实有人，比如斯多葛学派等等，对“logos（逻辑）”有所创建、完善和充实。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在“假言命题”和破解“说谎者悖论”等逻辑难题方面，也贡献不小——当时的欧洲，亚氏著作早已失传，大约9世纪前后才又从阿拉伯人那里转译了回来；而且，阿拉伯学者此方面的新贡献也不少。

可见，“logos（逻辑）”非一人、一时、一地之独有秘籍，众多人都认识到了探索思维和表达最一般规律的必要性并且有所作为。

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和吉尔伯特等自然科学家，亦贡献了有价值的逻辑思想。

17世纪，英国的弗兰西斯·培根写了一本《新工具》，提出，实验和归纳是相辅相成的科学发现的工具。他的归纳法，不是简单枚举归纳，而是排除式归纳——通过查阅存在表、缺乏表和程度表，利用排除法逐步排除外在的、偶然的联系，提纯出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他强调，这是发现周围现实的各种现象间的因果关系的科学方法；能够给人们带来新的知识。

培根的“归纳逻辑”，与传统的“演绎逻辑”有明显区别——即不仅强调了归纳逻辑要研究思维纯形式的方面，更强调了要研究思维反映客观事物、把握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方法问题。

因而，培根被看作是科学归纳逻辑的创始人。

自培根开始，演绎逻辑与归纳逻辑完璧结合。

17世纪以后，随着数学的发展，德国的莱布尼茨着手以“通用数学”和“通用语言”来改革传统逻辑。他被称为是“现代形式逻辑”即“数理逻辑”的奠基人。

这之后，英国的布尔、德国的德摩根和弗雷格、美国的皮尔士、意大利的皮亚诺、英国的罗素等，先后对现代形式逻辑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这一过程中，“logos”这个词，逐渐被英语的“logic”所取代。

说到“取代”，还必须提到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就是曾经辉煌的德国古典哲学。

西方近代哲学，伴随近现代科学的萌生而兴起，鼻祖非笛卡尔莫属——他的“我思故我在”的“怀疑论”，是几百年中西方“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哲学的共同渊薮——虽然选择了截然不同的路径，其实都想探讨“人的思维边界在哪里”和“知识何以可靠”等问题。

直到休谟，他的否定一切因果关系的更彻底的怀疑论，抽掉了“经验主义”哲学的基石，同时也使“唯理主义”走进了死胡同。

康德，本来对天文学等自然科学怀有极大兴趣。他说，休谟令他惊醒，于是冥思苦想构建他的“三大批判”——试图重建人类思考的“形而上学”大厦。

他认为，以往的逻辑存在缺陷，由此导致了休谟的怀疑。

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将既往的逻辑，称为“普通逻辑（德语：allgemeine Logik）”，认为，这种逻辑，仅关注思维的形式结构，完全撇开思维的具体内容。

继而，康德提出了他的“先验逻辑（Transzendentale Logik）” 学说，认为，人类存在“不依赖经验、仅通过理性即可成立的知识与判断”，这就是“先验逻辑”；而既往的“逻辑学”属于“后验逻辑”，只能通过感官经验与实证观察才能获得的知识与判断，比如认知自然科学中的现象，进行归纳与因果推断。

他说，“先验逻辑”，通过“先验分析”和“先验辩证”得以实现。

不去分析康德“先验逻辑”的对错，单说他提出的“普通逻辑（allgemeine Logik）”，确实在“学科划分”上有着重要意义。

“allgemeine Logik”，后来演化出了英语的“Formal Logic ”，并成为最常用的标准学术用语。

直译过来，“Formal Logic ”就是“普通逻辑（学）”。

继康德之后，黑格尔进一步深入剖析了“普通逻辑（学）”的形式化特征，并指出过分强调此一逻辑的重要性，似乎不学这一逻辑学便不能明辨是非，就如同说不学生理学和运动学就不会消化一样可笑。

后来，“Formal Logic ”也便被称作“形式逻辑”。

而黑格尔自己的《逻辑学》，使用的是全新的“Wissenschaft der Logik”这一名称，既不同于传统的“Formal Logic ”，也不同于康德的“Transzendentale Logik”，意为“涵盖自然科学和（社会）历史科学的系统学问”；与“Logik”相结合，就是“关于自然和历史发展变化的辩证法逻辑”。

所以，以汉译的“逻辑”一词，来覆盖所有逻辑学说是一种无知的谬误。以黑格尔的“逻辑”来证明逻辑学胜过辩证法，更是可笑之举。

总的来说，黑格尔之前的逻辑学，以及他之后的包含数理逻辑在内的现代形式逻辑，均不研究自然，也不研究社会，它的研究对象仅限于人的思维——是研究以推理、论证有效性的思维形式和规律的学问。

再说形而上学。

前面说到，安德罗尼柯整理亚氏的著述、议论，关于思维方法的部分名为《工具论（Organon）》；还有相关内容的名为《形而上学（ta meta ta physica）》。

实际上，在《形而上学（ta meta ta physica）》之前，他还整理了关于自然事物、具有可感知特性的著述、议论名为《物理学（Physica）》。

“ta meta ta physica”的本意，是“物理学之后”。

这个词，由希腊文转化为拉丁文，再演变到英文，就是“metaphysicas”。

“metaphysicas”就成了“形而上学”呢？

有各种说法。但可信的是——日本明治时期，哲学家井上哲次郎觉得“物理学之后”与中国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很契合，就将其译作了“形而上学”。

后来传入中国，并被沿用。

这个“形而上学（metaphysicas）”，既指哲学，也指哲学研究。

因此，一般意义的西方“形而上学”，包含了四方面——

1、它是对存在物的探求；

2、它是关于终极实在的科学；

3、它是对世界整体的研究；

4、它是第一原理（或称本体）的理论。

具体来说，西方的“行而上学（metaphysicas）”曾重点讨论如下问题——

1、关于形式、范畴和个别的存在；

2、关于上帝的存在；

3、关于灵魂、心灵和身体；

4、关于自然与外部世界；

5、关于空间与时间；

6、关于精神概念。

概括地说，“形而上学（metaphysicas）”是指完整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主要研究本体论和认识论；也研究道德和“法学（法哲学）”；还可以研究逻辑问题。

不过，在西方近代哲学中，对于思维的形式（逻辑）和思维内容的可靠性，被分离研究而且渐行渐远了。

这其中，也包括“逻辑学”与本体论哲学的渐行渐远——比如“符号逻辑（Symbolic logic）”学说，侧重点在“符号逻辑推理（Symbolic logical reasoning）”；“数理逻辑（Mathematical logic）”学说，侧重“逻辑演算（ Logical calculus）”；“形式逻辑（ Formal logical system）学说，强调“形式逻辑规则（ Rules of formal logic）”或“形式逻辑证明（Formal logic proof）”，等等。

在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之后，唯有马克思创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坚持这样的认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同时，也使“形而上学（metaphysicas）”有了一个新的引申义，即以僵化、教条、一成不变看待世界和事物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