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取财物的定性，关键看“权钱交易合意”与“实际控制可能”

受贿“光说不拿”算犯罪吗？未取财物的定性，关键看“权钱交易合意”与“实际控制可能”

本文作者：彭吉岳

在司法实践中，“仅约定未实际取得财物却涉受贿既遂”的争议屡见不鲜。笔者曾代理一起典型案件：“行贿人”向被告人提出“手中有部分股权，先由我代持，你随时需要可兑现”，被告人碍于是师徒关系，在推辞客气之后仅回复“谢谢”之类的意思。此后数年，被告人从来没有主动提及过股权一事，且家庭事务中多次大额支出时宁可借钱均未要求兑换股权，最终却被指控受贿既遂并需退赔对应金额。这种“钱未到手却定既遂”的情况，本质上反映出司法实践对受贿既遂认定标准的分歧。从法律逻辑与司法解释来看，仅存在财物给付约定，缺乏权钱交易合意或未形成实际控制可能的，不应认定为受贿既遂。要准确判断此类行为性质，需从两大核心标准展开拆解，理清定性逻辑。

一、核心标准一：“权钱交易合意”——受贿行为的前提性门槛

权钱交易合意是受贿罪成立的基础，指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之间，就“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同时收受请托人财物”达成明确、具体的意思一致，而非模糊的“利益承诺”或“财物意向”。若未形成清晰的权钱交换对价关系，则不满足受贿行为的前提，更谈不上既遂认定。

认定权钱交易合意需满足“两个明确”：一方面是利益谋取的明确性，双方需明确约定国家工作人员将利用何种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何种利益，而非泛泛提及“以后多关照”这类无具体指向的表述。在前文股权代持案例中，被告人仅模糊答应，也没有对行贿人进行实质上的帮助，这种约定仅为模糊的利益意向，未形成具体合意，不符合“权钱交易合意”的要求。另一方面是财物给付的明确性，需就“财物类型、金额、给付方式”达成具体共识，而非“以后给好处”“有机会兑现利益”这类不确定内容。《纪检监察纪法适用研究》中《行贿人代持型受贿犯罪问题研究》一文特别指出，需警惕“一有约定即定罪”的错误，若国家工作人员对贿送提议仅含糊回应（如某案被告人说“好，知道了”“没再说啥”），后续无实际收受行为，不能认定为受贿犯罪。

同时需警惕将“单一方向的承诺”等同于“双向合意”。例如行贿人单方面提出“办完事给20万”，国家工作人员仅回复“知道了”，既未承诺利用职务便利办事，也未协商财物细节，此时仅为行贿人单方意愿，未形成双向意思一致，不构成“权钱交易合意”。只有国家工作人员明确承诺“以权换钱”，且与行贿人就财物给付达成具体共识，才满足这一前提。

二、核心标准二：“实际控制可能”——受贿既遂的实质性要件

即便双方达成“权钱交易合意”，仍需满足“实际控制可能”才能认定为受贿既遂。“实际控制可能”指国家工作人员对约定的贿赂财物具有现实、可支配的控制力，能够自主决定财物的使用、处分、收益，且这种控制力不依赖于行贿人的单方配合。若仅存在合意，未形成对财物的实际控制可能，则未对“职务廉洁性”法益造成实质性侵害，不构成既遂。

判断“实际控制可能”需满足“两个现实”：

一是支配能力的现实性，国家工作人员无需实际占有财物，但需能自主处置。比如行贿人交付银行卡并告知密码，即便资金未取出，国家工作人员可随时支取；或指定他人保管财物且保管人完全服从指令，此时具备间接支配权。反之，若财物支配完全依赖行贿人配合，如股权兑现需行贿人同意、支取需行贿人确认，国家工作人员无自主决定权，则缺乏支配能力的现实性。前文股权案例中，被告人兑现股权需行贿人配合，无法自主获取分红，甚至行贿人可单方面撤销代持，显然不具备支配能力，被告人也当庭说：“就算是血缘关系也不一定会保证这么大额的赠与，何况我与他没有血缘关系，我从没有认为他会真的给我兑现股权”。

二是控制条件的现实性，工作人员无需“立即控制”，但需“控制条件已具备”，无需额外满足不确定条件。例如约定“项目验收合格后转5万元至指定账户”，若项目已验收、账户已提供，控制条件即具备；若项目未验收、交付方式未确定，控制需依赖不确定条件，则不具备现实性。

此外，“仅约定未行动”不具备“实际控制可能”。若双方仅达成合意，却未为控制财物采取任何积极行动，如未提供收款账户、未指定保管人、未约定交付时间，仅停留在“合意初步阶段”，未进入“实际控制可能”范畴。同时需区分“未遂”与“无实际控制可能”：未遂是“已着手收受却因意志以外原因未控制”，如约定交付地点后行贿人被查；而“仅约定未行动”未着手任何收受行为，连控制的初步条件都不具备，既非既遂也非未遂。

三、结合司法解释与刑法逻辑，理清定性路径

从司法解释与刑法理论来看，“仅约定未实际取得财物”的定性需遵循“先看合意，再看控制”的逻辑：第一步判断是否存在“权钱交易合意”，结合“双明确”标准审查双方是否就职务行为与财物给付达成具体双向一致，未达成则直接排除既遂；第二步若有明确合意，再判断是否具备“实际控制可能”，审查支配能力与控制条件是否现实，具备则可能构成既遂，不具备则进一步区分是否未遂——已着手收受因意志以外未控制的为未遂，未着手则不构成既遂或未遂。

“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条明确“离职后受贿需约定+实际收受”，按“举轻以明重”原则，在职受贿（职务关联性更强）更应遵循“合意+实际控制可能”标准，仅约定未控制自然不构成既遂。实践中部分案件将约定等同于既遂，本质是混淆犯意表示与犯罪既遂，忽视刑法实际侵害法益的核心要求。

四、结论：严格区分“约定”与“控制”，精准定性

综上，“仅约定未实际取得财物”的受贿案件定性，需以“权钱交易合意”为前提、以“实际控制可能”为核心：无明确合意则无受贿前提，有合意但无实际控制可能则未实质侵害法益，只有同时满足两者，才能认定为受贿既遂。司法实践中，应避免将“代持约定”“口头承诺”等同于合意，更不能将合意直接等同于控制，既防止刑法打击范围不当扩大，也避免放纵真正受贿行为，确保定性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