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罗荣桓的警卫员，叛变后罗帅亲自下令：一定要把他抓回来

1941年2月的一个凛冽夜晚，湖西根据地寒风彻骨。王凤鸣抄小路溜出警戒线，借着暗淡星光逃向津浦铁路方向。当值哨兵回报：“人影闪过！”罗荣桓闻讯，仅留下一句话——“务必活捉。”这句短促命令，随后通过密电传遍苏鲁豫一带。

王凤鸣并非无名之辈。红军时期，他在闽西长成，因机敏勇敢被选进中央军委警卫连，成了罗荣桓的贴身警卫。1933年，生死掩护让二人有过互相托付的经历，“小王，跟着总部，少惹麻烦。”罗荣桓当年的提醒，曾让他点头如捣蒜。谁也没想到八年之后，两人之间会出现如此尖锐的对立面。

抗战爆发，115师东进山东。王凤鸣在685团政治部里干得顺风顺水，随后被调往苏鲁支队。那时的湖西地带日伪据点林立，兵员补充却异常旺盛，部队靠缴获与地方招募，三个月内膨胀到八千余人。扩编速度快，干部来源杂，内部审干、肃托气氛浓重，也埋下了某些祸根。

1940年夏，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将一本“托匪名单”递上四支队。名单里竟有支队副支队长梁兴初、教导员李刚等二十余名骨干。王凤鸣听后勃然大怒，认定“敌特潜伏”，亲自点人布置“突击审查”。短短两周，上百名干部被收监，刑讯之声昼夜不绝。有人质疑“证据不足”，但在王凤鸣一口咬定“内部有大案”时，反对声音被淹没。

梁兴初被押的第三天，仍冷静陈词：“搜查我行李，无一封可疑电文。”看守却将其反绑吊起。第二晚，冀鲁豫支队收到一封始料未及的电报——“你们那边也有托派渗透”。杨得志没敢怠慢，连夜带密报赶赴115师师部。罗荣桓听完，只移开眼镜冷声一句：“太不像话。”

罗荣桓决定先暗访。1939年冬，他携警卫连悄然东进湖西，沿途询问乡亲、县工委干部，发现所谓“托匪”活动无从佐证。抵达四支队驻地后，罗荣桓令王凤鸣当众展示案卷。翻遍卷宗，核心材料不过魏定远在血迹斑驳的供词上潦草签名。对质时，魏定远声嘶力竭：“被电棍夹棍逼出的！半字不实！”现场气氛顿时凝固。

有意思的是，王凤鸣却仍坚持“敌情确凿”，并把过错推向基层。罗荣桓再查，却发现幕后推手王须仁身份成谜：既无早期党籍备案，也查不到参加红军的履历。次日凌晨，王须仁畏罪拔枪自戕，所有线索就此中断。此刻，湖西肃托闹剧宣告收场，但惨痛结果已无法复原：十七名骨干牺牲，二百余名指战员留下伤残，地方党组织近乎停摆。

罗荣桓念及旧情，本想给王凤鸣一个改过机会。115师随即发布命令：撤销其四支队政委职务，留队反省，加强敌工科培训。但王凤鸣心怀恐惧，自觉前路渺茫。1941年2月，他借“前往外线侦察”为名潜逃，并试图联络旧识拉人一起外走，所幸未得逞。

叛逃事件震动延安。中央军委批示要求“严肃法纪，稳定军心”，并授权罗荣桓、陈光组织围歼小组。四周游击区严设关卡，津浦沿线车站全部布控，一切可疑人员都要过筛。梁兴初获救后，简短评价：“此人心已变色，留之害大。”一句定性，让搜捕更加坚决。

搜捕持续几个月。道口、渡船、乡曲茶铺里常出现侦察员身影，乡亲注意到“问话的八路多了起来”。然而，王凤鸣像蒸发一般再未现身。山东情报站曾捕捉到“王姓汉奸教官”模糊线索，但追查发现身份对不上。1943年后，此案进入长期挂账状态。

战争结束，关于王凤鸣下落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传闻。其一，说他在1944年对日伪行动中被枪杀，草草掩埋于泗县郊外；其二，说他化名潜伏，抗战胜利后躲入上海租界，建国初期仍在闹市行走。不论哪种说法，都再难获得直接证据。

值得一提的是，梁兴初后来转战东北、朝鲜，终成上将。多年之后，有人向他提起王凤鸣，梁兴初摇头：“恨？谈不上。更多是痛惜。”这句评价，显示出那段内部风波留下的心理阴影远比军事打击深刻。

湖西肃托风波给八路军带来的教训十分鲜明：敌后环境错综复杂，更需法纪与理性同行。草率定性、刑讯逼供，不仅伤害同志，更动摇群众根基。罗荣桓在随后的整风笔记里加上重墨：“排除错误倾向，不可手软，更不可乱抓。”

1955年授衔前夕，谈到个人最难忘的两件事，罗荣桓列出：一是平型关首战，二就是王凤鸣案。他说过一句半带自责的话：“防线越紧，心线越要稳。”文件上没有记录这句感叹，但警卫员事后回忆时，仍能复述原话。

王凤鸣究竟是误入歧途，还是有意背叛？史料目前无法给出最终答案。可以确定的是，他曾握有罗荣桓的信任，也见证过八路军艰苦岁月，却在关键节骨眼交出了一份失败答卷。对将领来说，错用一个干部可能导致整支部队陷入泥潭；对组织来说，哪怕多培养一层甄别机制，都可能挽救几十条性命。

湖西夜色早已散去，津浦老线如今车流不息。纸面上的通缉令早已变成泛黄史料，但“务必活捉”四字仍提醒后人：人员选拔、纪律监督、情报甄别，任何一个环节失守，都可能引出难以估量的损失。历史的确不会重演，可危险的苗头永远潜伏；而对危险保持警惕，正是那代人留下的最有价值的遗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