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人文学术研究不全是“百米赛跑”，也是马拉松

近日，“知识、思想与信仰：《中国思想史·修订本》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馆举行。研讨会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商务印书馆、复旦大学主办，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上海社联《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承办。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周质平，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教授虞云国，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白谦慎，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等三十多位专家学者参与讨论《中国思想史》如何重建思想史写法、思想史的意义等议题。

10月22日，“知识、思想与信仰：《中国思想史·修订本》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新书首发式现场。主办方供图

在该书的新书首发式上，复旦大学副校长汪源源指出，《中国思想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经典著作，丰富并更新了学界对传统中国思想的理解和叙述，影响了国际汉学界对中国的认识。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叶军主持首发式并表示，《中国思想史》引领无数读者进入中国思想广博深邃的世界，经过25年的沉淀、争鸣，更是成为一个学术符号，标志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思想的变化，也见证了一个学者的成长史。葛兆光教授以新资料激活新思考、以新观念撬动旧传统，他将出土文献与边缘史料纳入视野，将“一般思想”从背景推向前台，这种治学路径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思想史》为葛兆光学术奠基之作，以个人的观察角度与理解视野，对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进行描述与研究。此次《中国思想史》历经25年后出版修订版，作为该书的作者，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兆光表示，《中国思想史》讨论的是1895年以前中国的知识、思想和信仰的变迁过程，这部书与传统思想史、哲学史著作的差异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较多着墨于“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改变仅仅围绕精英与经典的传统模式，关注影响社会生活的常识，力图描述一个时代实际的思想趋势，比如用官私目录、儒道佛类书和经书注疏还原隋唐之际的思想、知识与信仰全貌，避免思想史悬浮在半空中。第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努力拓宽史料范围，运用考古资料、图像资料、日书皇历、家规家训、童蒙读物、宗教善书、造像题识、戏曲小说等边缘资料，这是过去思想史著作不常用，但更能反映活的思想的资料。

第三，注重“知识”和“思想”之间的关联，强调自然知识、历史知识，是思想合理性的基础，为什么中国人要说“天经地义”，要说“先王之道”，就是因为思想要靠这些东西来支持它的权威性。第四，不再简单地以人、书、派设立章节，而是采取精神史或思潮史的方式，更注重思想的变迁及其背后的政治和社会原因，同时也重视过去忽略的思想空白，认为反智之智、无思之思、不信之信也是很重要的，思想史不应当有空白，断裂正好是深刻的连续。第五，正视思想史“背阴面”，在历史上不仅关注加法而且关注减法，反思被忽略的背阴面。葛兆光认为，人文学术研究不全是“百米赛跑”，也是马拉松，要跑长长的42.195公里才能看到最后的风景。此次修订本中，关于“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是不是应该写入思想史”“思想史是不是要关心思想的制度化、常识化和风俗化”“知识史怎么样和思想史对接”“没有精彩思想的时代是不是也可以写思想史”这样一些话题，都曾引起国际和国内的讨论，这正是他修订本出版时看到的“终点最好的风景”。

《中国思想史》与《中国思想史·修订本》。

进入学术研讨环节，周质平表示，葛兆光的研究深刻体现了中国学者特有的“同情之了解”与“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的学术传统。相较于海外汉学家常将中国历史视为客观对象的研究视角，葛教授的著作始终立足于对当下的深切关怀，延续了胡适以降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学术脉络。虞云国聚焦“在中国思想史研究范式的延长线上”话题，集中探讨了葛兆光教授及《中国思想史》对范式的自觉和推进：自觉将“一般知识、思想、信仰”纳入思想史研究；推进思想史资料上的全新取向；建立“把思想史和社会史、制度史、知识史、教育史、生活史以及风俗史沟通起来的写法”，体现了本书的方法、角度与价值。

白谦慎谈论了思想史与艺术史之间的深层联系。他指出，《中国思想史》所涉史料非常丰富，不仅包括文字文献、历史人物，还广泛涵盖道教与佛教图像、帛画、壁画等，这些材料不只是思想史上的，也是艺术史上的，显示出跨学科的视野，更为艺术史研究学者提供了坚实开阔的思想史脉络。王晓明聚焦于书中有关“1895年前后”的论述，认为其中对精英思想与“社会心情”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梳理，体现了对于思想史研究范式的推进。他特别以其中有关“富强”成为“文明”标准这一关键性转变的论述为例，强调好的思想史著作不但能清晰地梳理过去，更能有效地对当下提问，显示思想与时代之间的持续互动。雷颐现场分享了《中国思想史》写作及完成背景。他指出，正是葛兆光教授对日常经验与普遍观念的深入挖掘，使《中国思想史》超越了传统以精英和经典为中心的叙述框架，成功建构了一部扎根于社会肌理的思想史，生动呈现出绵延于历史长河中的集体精神面貌。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邹振环指出，《中国思想史》是一种上下贯通的中国思想通史的写作，实现了中国思想史书写的“典范转移”。该书突破传统以精英思想家为主线的写法，将思想置于知识史与信仰史的宏观背景中重新串联，激活了中国思想史的表述新形式，是一种全新的中国思想史探索。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郭长刚认为，历史上中国对“善的生活”“善的秩序”有独具特色的实践和思想，中国思想史具有世界意义。郭长刚还从全球史视角，将1895年甲午战败后的中国与1839年战败后的奥斯曼帝国对比，认为二者的发展路径相似，葛兆光的研究有世界史旁证，具有普遍意义。

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为松认为，《中国思想史·修订本》远非一次简单的文本修订，其规模与深度足以被视为一部值得期待后续的“第二版”。这部著作构建了一套影响深远的叙述语言，它几乎重新划定了后代学人理解中国思想史的边界。其卓越贡献不仅在于宏大的创新，更在于精辟的“归位”——它如同一位卓越的“编辑”，将历史上近六百位重要的思想家与学者，系统地安置于思想演进的宏大脉络之中，使他们成为中国思想史的“记录者”。这部巨著背后，蕴含着为“中国式现代化”探寻思想根基的深刻现实关怀。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东杰指出，该书的意义在于让“不思”的思想史成为可能。王东杰提出，“不思”是思想与生活的常态，其形式有二：一是人们应对日常问题时的本能反应，二是思想家构建系统思想的出发点。葛兆光的研究能让人们认清自身所处时代的思想边界及其变化。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包刚升谈论了该书对政治学科的意义：其一，书中“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的研究新范式为政治学研究提供启发；其二，书中关于政治与一般思想互动的论述，提供了更广阔的思想背景；其三，其关注民间思想、习俗等的研究方法为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和观念世界开辟了新路径。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唐小兵结合其对葛兆光的学术历程和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指出：第一，《中国思想史》展现了一个动态而非静态的思想史研究；第二，《中国思想史》的写作是儒释道三种文化传统互为参照的交错过程；第三，书中关切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演进中“文化和权力”、权力和权威彼此缠结和对峙的关系；第四，依托于多元丰富历史文献所构成的历史脉络感特别强烈；第五，《中国思想史》既是授人以鱼，更是授人以渔，以一种多面和立体的方式呈现了思想史书写的旨趣、方法和技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教授仇鹿鸣表示，《中国思想史》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它不仅在学术上以“一般知识思想”的视角重构了思想史叙事，更在其出版之初便以深刻的问题意识，超越了专业领域，引发了整个知识界的广泛阅读与共鸣。它所承载的、那种将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紧密相连的公共品格，在当今学科日益精细化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珍贵并富有启发性。

记者/何安安

编辑/何也

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