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遗珠：太行山杂字类蒙书的发现、类型及价值（上）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邯郸晚报）

□邹蓓蓓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数千年来孕育着一代代的优秀儿女。蒙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蒙学读物的传统启蒙识字教材，以“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为主，基本上为官府所承认，编法比较雅驯。一路则主要流行在民间，宋代以下统称“杂字”。杂字是流传于民间中下层社会的一种非正规的启蒙识字教材，在蒙学文化中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太行山文书收录大量的杂字类蒙书，包括纸质文献和电子文献，共计250余件，7600页（面），130余种。这些杂字类蒙书多形成于清代、民国时期，是民间蒙学教材和乡村日常生活知识普及读物。除少部分为人熟知外，多数属于濒临失传或不为今人熟知的传统教育文献，对于反映中国传统民间教育形式和构成以及处于传统教育方式向近代教育方式转折时期的乡村教育状况具有积极的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特别是对于当今童蒙教育、农村教育以及社会的普及教育和大众教育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源流与传承：

杂字的民间传播史

杂字是我国古代社会流行于民间与“三百千”并行的一种非正规的识字教材。杂字书就是汇辑各类常用字，编成韵语，以便初学者记诵的启蒙识字课本。杂字在我国起源较早，因其通俗易懂、贴近生活，在民间流传久远，影响甚广。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杂字早在汉魏时期就已出现，如后汉郭显卿《杂字指》、魏周氏《杂字解诂》、邹里《要用杂字》、李少通《杂字要》等，此类杂字已亡佚。不过，从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任大椿《小学钩沉》辑录的古籍中可窥见少量的片段。目前可见最早的杂字是敦煌藏经洞所出的唐代杂字，如敦煌写卷《俗务要名林》《杂集时要用字》等。该杂字将识字教育与日用常识、实用技艺相结合，分类体制上与《急就篇》《千字文》等童蒙字书相似，下启宋元明流行的《碎金》小类书型字书，开民间通俗实用“杂字类”识字教材之先河。

到宋代，杂字在民间普遍流行。如《宋史·夏国传》载：“西夏创制文字后译成西夏文：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南宋诗人陆游《秋日郊居》诗三首中写道：“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其诗下注有“农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南宋人黄震《黄氏日钞》：“往岁尝过村学堂，见为之师者授村童，书名《小杂字》，句必四字，皆器物名。”

到元代，杂字在民间乡村教育中仍然使用。《通制条格》卷五“传习差误”载：“至元十年五月，大司农司各道劝农官申……外据村庄各社请教冬学，多系粗识文字之人，往往读随身宝服杂字之类，枉误后人，皆宜禁约。”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雕版印刷术的改进与使用以及世人观念的转变，商贾和百工艺人为主体的市民阶层逐渐壮大，“他们在满足了生存的、安全的、归属的需要后，还有对精神文化的需要”。民间百姓为应付日常生活所需，免不了要接触农事、记账、买卖等活动，需要学习一定的文化知识。因此，杂字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各类杂字书籍层出不穷，扩大了知识的普及范围，将传统教育深入到中下层庶民百姓之中。太行山文书收录的清代民国时期杂字类蒙书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太行山文书所收杂字类蒙书内容丰富、种类多样，有《老百姓庄农杂字》《农家杂字》《士农工商买卖杂字》《买卖杂字》《山西杂字》《绘图应时杂字》《妇女杂字》《传家杂字》《改良绘图幼学杂字》《万全杂字》《老百姓日用杂字》《群玉杂字》《喜忧杂字》《便用杂字》《绘图创业杂字》《改良绘图包举杂字》《新编七言杂字》《六言杂字》《建新杂字》《便蒙六言》等，多是华北地区童蒙和中下层百姓识字的启蒙教材，内容涉及农业生产、商业贸易、教育文化、日常生活、民俗文化、民间百工技艺、医学土方以及民间契约与百姓生活等方面，反映了清代民国华北地区百姓社会生活状况和时代文化特色，对于研究华北地区民间童蒙文化乃至普及教育、大众教育及传统文化教育的传播与发展等具有重要的意义。（未完待续）

（作者系邯郸学院太行山文书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