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局美女特工，刺杀陈毅失败潜逃，多年后申请入党暴露被枪决

01 王牌杀手的陨落

1949年的秋天，对于刚刚败退到台湾岛上的蒋介石来说，是个彻头徹尾的灰色季节。

上海，那个曾经的“东方巴黎”，远东第一大都市，如今已经飘扬着红旗。

而那个坐在上海市长办公室里的人，正是他最不愿看到的面孔之一——陈毅。

“娘希匹！”

总统府的办公室里，一声怒吼伴随着瓷器碎裂的脆响，回荡在空旷的房间里。

蒋介石铁青着脸，死死盯着地图上上海的位置，他身边的毛人凤，新任的“国防部保密局”局长，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蒋介石对毛人凤冷冷的说道，“上海不能就这么丢了。陈毅，必须除掉！不惜一切代价！”

毛人凤心里一紧，连忙立正：“是，总裁！卑职已经先后派遣朱山猿、封企曾两位同志潜入上海，执行‘铁臂计划’。”

“结果呢？”蒋介石猛地回头，目光如刀。

毛人凤的额头渗出了冷汗：“都……都失手了。人，折在了上海市公安局手里。”

“废物！一群废物！”

蒋介石一脚踢翻了身边的凳子，“戴雨农（戴笠）要是还活着，怎么会出这种纰漏！”

提及戴笠，毛人凤的腰弯得更低了。

在蒋介石心中，戴笠的军统才是真正的利刃，而他毛人凤的保密局，似乎总差了那么点意思。

办公室里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许久，蒋介石才缓缓开口：“不要再派那些庸才去了。这次，派刘全德过去！”

听到“刘全德”这个名字，毛人凤的精神为之一振。

说起这个刘全德，在整个国民党特务系统里，绝对是个传奇。

此人出身并非黄埔，也非行伍，而是工农红军里的一名基层军官。

三十年代初，他甚至给时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长的罗瑞卿当过警卫员。

这履历，根正苗红得不能再红了。

可坏就坏在，三十年代中期，他在武汉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捕，没能扛住敌人的威逼利诱，成了一个可耻的叛徒。

刘全德这人，自幼跟着高人练过一身硬功夫，拳脚擒拿，样样精通。

更要命的是，他天生就是个玩枪的胚子，一手枪法，神乎其技。

当时军统的当家人戴笠听说了这么一号人物，如获至宝，立刻亲自接见，还破天荒地设宴款待。

席间，戴笠当场拍板，请他担任复兴社特务处特工训练班的教官。

自此，刘全德便成了军统的“王牌教习”，门生故吏遍布系统内外。

抗战时期，军统接了刺杀汪伪汉奸“外交部长”陈篆的烫手任务，几拨人马去了上海，就有去无回。

最后还是戴笠想起了他，亲自点将。

刘全德也不含糊，孤身潜入上海，干净利落地一枪毙敌，全身而退。

事后，蒋介石在重庆亲自接见嘉奖，从此，“刘全德”这三个字，便深深烙在了“委座”的心里。

所以，当蒋介石这次亲自点名时，毛人凤心里顿时有了底。

有刘全德出马，这事儿，八九不离十了。

几天后，台北近郊的一处秘密别墅里，保密局为即将出发的刘全德设宴壮行。

酒过三巡，在座的都是保密局的高级特工，气氛也渐渐热烈起来。不知是谁提了一句：“刘座枪法如神，今日我等有幸，能否开开眼界？”

此言一出，众人纷纷附和。毛人凤也笑呵呵地看着刘全德，带着几分鼓励。

刘全德此时已经喝了不少高粱酒，脸上泛着红光，眼神却依旧锐利如鹰。

他嘴角一撇，朗声笑道：“既然局座和各位同僚有兴，那刘某就献丑了。”

他身上从不离身的，是两支擦得锃亮的勃朗宁手枪。

他朝旁边的小特务耳语了几句，那小特务立刻心领神会地跑了出去。

片刻之后，宴会厅里出现了两个小特务，一个手里小心翼翼地捧着一只雪白的鸽子，另一个手里则拎着一只半旧的黑皮鞋。

这阵仗，让在场的人都来了精神。

毛人凤兴致盎然地站起身，亲自当起了司仪。他走到场地中央，拖长了声音喊道：“一……二……三！”

就在“三”字脱口而出的瞬间，两个小特务同时发力，将鸽子和皮鞋朝着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猛地抛了出去，一个向上高飞，一个向下疾坠，正好代表了所谓的“飞禽走兽”。

说时迟，那时快！

前一秒还安坐在椅子上端着酒杯的刘全德，身形猛地一动，快得像一道鬼影。

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他已经完成了拔枪、上膛、瞄准、击发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

“啪！啪！”

两声清脆的枪响，几乎重叠在一起。

半空中，那只鸽子爆出一团血雾，应声而落；

另一边，那只皮鞋也被子弹精准地穿了个洞，翻滚着掉在地上。

整个宴会厅先是死一般的寂静，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毛人凤带头鼓掌，脸上满是得色：“好！好枪法！有全德兄这手绝活，何愁陈毅不死？我在这里，预祝全德兄马到成功，凯旋归来！”

刘全德收起枪，脸上依旧是那副傲慢的笑容，仿佛只是做了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出发前夜，毛人凤将刘全德叫到自己的密室，做最后的任务交待。

他递给刘全德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三个在上海的潜伏“关系”的联络方式。

“这三个点，雷霜和劳有花是我们布下的‘明棋’，都有电台和本部保持联系，我已经通知他们，近期将有‘贵客’到访，让他们全力配合。”

毛人凤指着纸条说，“最后一个，是个‘闲棋’，此人解放后就断了联系，是我们留的备用关系。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用。”

一名心思缜密的下属在旁边补充道：“刘座，那个备用关系长期失联，情况不明，会不会有风险？”

刘全德闻言，嗤笑一声，慢悠悠地说道：“风险？我看这恰恰是安全的证明。有电台的，共产党盯得最紧，说不定早就成了人家的‘渔场’。这断了线的风筝，反而是最干净的。你们不懂，这叫逆向思维。”

刘全德艺高人胆大，甚至没有携带任何武器，就化装成一个南下寻亲的商人，悄然潜赴大陆。

在他看来，武器这种东西，到处都是，到了上海，需要的时候再“拿”就是了。

几天后，刘全德抵达了上海。

站在熙熙攘攘的南京路上，看着挂着五星红旗的建筑和来来往往的解放军巡逻队，他非但没有紧张，反而感到一阵兴奋。

他没有去联系雷霜和劳有花，而是径直奔向了那个被他视为最安全的“备用关系”的住处。

那是一处位于弄堂深处的石库门房子。

刘全德整理了一下衣领，按照约定的暗号，不轻不重地敲了三下门。

门开了，一个中年男人探出头来。

当他看清门外站着的人时，瞳孔猛地一缩。他几乎是瞬间就认出来了——这个在军统内部照片传阅过无数次，被誉为“杀神”的刘全德！

这个“关系”，我们暂且称他为老吴。

老吴也是在刀口上舔过血的老特务，脑子转得飞快。

刘全德空降上海，目标是谁，用脚趾头想都知道——不是陈毅，就是饶漱石！

老吴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上海解放初期，人民政府贴出布告，号召国民党军政警宪特人员主动登记，坦白历史，争取宽大处理。

老吴审时度势，早就跑到公安局登了记。

因为他手上没沾过血，历史问题不大，公安局按政策办，教育了几句就把他放回家了。

这事，远在台湾的毛人凤自然是一无所知。

“是……是刘先生吧？快请进，快请进！”老吴脸上立刻堆起了热情的笑容，将刘全德迎了进去。

“不必客气。”

刘全德进屋后，开门见山的说道。

“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了解一下最近上海的治安情况，特别是公安局的动向。”

老吴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对方在考量自己。

他不敢有丝毫隐瞒，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刘全德听着，不时点点头，似乎与他掌握的情报能够印证，脸上的戒备之色稍稍缓和。

“老吴啊，辛苦你了。给我准备点便饭就行，吃完我就走。”刘全德说道。

老吴连声应承，转身就要去厨房张罗，顺便想借机打电话报警。可他刚一动，刘全德就像个影子一样跟了上来：“我来帮你搭把手。”

老吴的心彻底凉了。他家里的电话就在客厅，刘全德这么寸步不离地跟着，他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他只能强作镇定，和刘全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心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一顿便饭很快吃完，刘全德似乎对老吴彻底放下了心。

就在这时，老吴的脑中灵光一闪，一个极其冒险的计划形成了。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支“大前门”香烟，点上火，猛吸了一口，然后趁着刘全德低头喝茶的瞬间，飞快地将香烟的过滤嘴部分咬了下来，和着唾沫，猛地吞进了肚子里！

烟嘴里的化学物质和焦油立刻刺激了他的胃黏膜。

不到半分钟，老吴就感到一阵天旋地转，胃里翻江倒海，他“哇”的一声，将刚吃下去的饭菜全都吐了出来。

“老吴，你怎么了？”刘全德皱眉问道。

老吴面色惨白，捂着肚子，虚弱地说：“老……老毛病了，胃病犯了。刘先生，您稍坐，我……我去巷口那家西药房买点胃药，吃了就好，老方子了。”

刘全德来之前就观察过地形，知道附近确实有家药店，路程不过三五分钟。

看着老吴痛苦的样子，不像作假，便点了点头：“快去快回。”

得到了许可，老吴如蒙大赦，连滚带爬地冲出了家门。

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刘全德的耐心是以秒计算的。

去派出所或者公安分局都太远了，根本来不及。

正当他心急如焚之际，一抬头，只见街角处，一队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巡逻小组正迎面走来！

真是天助我也！

老吴大喜过望，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压低声音，用最快的语速将情况对领头的班长说了一遍。

那班长一听是抓大特务，顿时热血上涌，拉了一下枪栓，就要带人往弄堂里冲。

“不行！”老吴一把死死拉住他，急得满头大汗，“你们三个人三支枪，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进去就是送死！”

巡逻小组的战士们都愣住了：“什么？他有那么厉害？”

“他的厉害，根本没法形容！”老吴语无伦次地说，“快，快去叫人！越多越好！把整个弄堂都给我围起来，一只苍蝇都不能让他飞出去！快！快！”

巡逻班长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刻让一名战士用步话机向上级报告。

情况层层上报，军警双方都被惊动了。

几分钟之内，解放军一个整排的兵力，加上公安局的便衣侦查员，从四面八方赶来，将那条小小的弄堂围得水泄不通。

当荷枪实弹的军警撞开房门时，刘全德还在悠闲地喝着茶。

他听到动静的瞬间就反应了过来，但已经晚了。

几十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让他一身的绝技，再无用武之地。

在审讯室里，这位“王牌杀手”依然保持着他的傲慢。

一个年轻的公安干警见他被捕时身上空无一物，便好奇地问：“你的枪呢？藏在哪里了？”

刘全德抬起眼皮，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冷笑道：“枪？我刘全德杀人，还需要自己带枪？当我需要的时候，你们解放军的枪，警察的枪，就都是我的枪！”

狂言犹在耳边，但他终究还是没能抵挡住我公安人员强大的政策攻心。

几天后，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不仅交代了刺杀陈毅的全部计划，还供出了另外两个接头关系——雷霜和劳有花。

一张无形的大网，就此撒开。

02 消失的女特务

抓捕雷霜的过程，相对顺利。

此人四十岁上下，早年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便衣，抗战时又摇身一变，成了军统安插在汪伪“76号”的钉子。

抗战胜利后，他凭着这份“功劳”，在警察局混了个科长。

或许是坏事做多了，他染上了肺病，在医院躺了一年。出院后，不知何故，他突然金盆洗手，跑到一家洋行当起了职员。

这家洋行在上海解放前夕易了主，改名“祥德商行”，雷霜也水涨船高，当上了襄理。

解放初期，他在政府登记时，因为没有查到直接的血债，加上早已离开警察系统，也就没引起公安机关的特别注意。

谁能想到，这个看似安分的商人，竟是毛人凤埋下的一个重要棋子。

当公安干警破门而入时，雷霜几乎没做任何反抗，束手就擒。

只是被捕入狱后，或许是惊惧交加，他的肺病急剧复发，没等审讯工作取得更多突破，就在监狱医院里一命呜呼了。

一条线索，就此中断。

而另一路抓捕劳有花的人马，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他们扑了个空。

按照刘全德提供的地址，行动队赶到了虹口区的霍山路。

可到了地方，侦查员们却傻了眼。这里根本没有什么诊所，只有一个两开间门面的水果店，店门口堆满了装着苹果和橘子的柳条筐。

“同志，找谁啊？”水果店老板擦着手迎了出来。

“请问，这里以前是不是一家诊所？”侦查员问道。

老板想了想，说：“听说是，不过那都是半年前的事了。我盘下这铺子的时候，早就搬空了。”

查无此人！

这个结果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

劳有花，这个名字如同一阵风，在即将被抓住的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审讯室里，公安人员再次提审了刘全德，让他详细回忆关于劳有花的一切。

在刘全德断断续续的叙述中，一个神秘女特务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

劳有花，山东胶州人，出生于一个富裕的资本家家庭。

她初中毕业后，考进了南京一所著名的教会护士学校。

可她刚去报到，“八·一三”事变就爆发了，学校被迫内迁，先到汉口，后至重庆。

1941年，劳有花毕业，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

和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她怀着一腔报国热情，报名参军，渴望能上前线救死扶伤，抗日杀敌。

可命运却和她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当局批准了她的申请，却把她分配到了军统局。

军统人事处一看，护士学校毕业的，专业对口，便把她打发到了局本部的医务室，当了一名护士。

刘全德那时正在重庆担任特务训练班的教官，因此经常能见到这个年轻漂亮、但眉宇间总带着一丝郁郁不乐的小护士。

据说，劳有花对自己被困在后方感到极为不满。

她认为这违背了自己参军的初衷。

为此，她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极为大胆的事——写了一封血书，当面递交给了戴笠，恳请批准她去前线。

戴笠自然没有批准她的请求，但这个举动，却让戴笠对这个刚烈的小护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亲自去医务室找劳有花谈了次话，勉励了她几句。

正是这次谈话，改变了劳有花的命运。

1944年底，军统开办了一期女子短期特训班，戴笠在审定名单时，突然想起了那个写血书的护士，便派人去问她，是否愿意从事更重要的“抗日工作”。

劳有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并被戴笠亲自点名，担任了特训班的副班长。

等到她从特训班毕业，抗战已经胜利了。

她跟随军统“还都”南京，正式成为了一名情报特工。

至于她后来的去向，刘全德就不清楚了。

直到这次出发前，毛人凤将三个“关系”的名单交给他，他才惊奇地发现，当年那个医务室的小护士，竟然已经成了保密局安插在上海的重要潜伏人员，在霍山路的一家诊所里工作。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线索虽然断了，但案子的重要性却不言而喻。

刺杀陈毅市长，这是天大的案子，现在主犯虽已落网，但还有一个同案犯在逃，这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在上海引爆。

上海市公安局对此高度重视，局领导亲自拍板：立即成立三人专案小组，由经验丰富的老侦查员带队，专门负责追查劳有花的下落，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将其捉拿归案！

专案组接受任务后，立刻对案情进行了分析。

他们认为，刘全德的口供应该不会有错，那么霍山路上的那家诊所，必定是真实存在过的。

劳有花，也肯定在那里待过。

现在人去楼空，要想找到她，就必须先从这家已经消失的诊所查起。

侦查员们再次来到霍山路，这次他们不光问了水果店老板，还走访了周边的邻居和老商铺。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得到了证实：水果店的位置，以前确实开过一家私人诊所，诊所里也确实有一个二十多岁、长相漂亮的女护士。但她姓甚名谁，因为平时接触不多，大家都不清楚。

有了这个基础，侦查员们心里有了底。

要查清一个诊所的底细，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去它的主管单位——区政府卫生科。

上海解放后，各项社会管理工作迅速走上正轨。

1949年8月，上海市政府就对全市的私人医院和诊所进行了统一登记。

按理说，提篮桥区政府卫生科，应该存有那家诊所的详细档案，里面会包括从诊所主任到所有医护人员的姓名、履历等基本情况。

可当侦查员们满怀希望地赶到卫生科，负责接待的科员告诉他们，登记工作确实进行过，他也对那家诊所留有印象。

但是，档案里，偏偏就没有这家诊所的材料！

看着侦查员们错愕的表情，那科员解释道：那家诊所在去年8月27号关门大吉了，而按照规定（8月31号以后开门的必须登记）这种情况是不需要登记建档的。

这个结果，如同一盆冷水，浇在了侦查员们的心头。

03 顺藤摸瓜

接待他们的那位科员看着他们沮丧的样子，似乎也有些于心不忍，便主动开口道：“同志，虽然没有档案，但你们想了解什么，可以说说看。我对那个诊所的主任还有点印象，或许能帮上点忙。”

这番话，让侦查员们重新打起了精神。

“那太好了，”带队的侦查员连忙问道，“您还记得那个诊所主任的情况吗？比如姓名，相貌特征之类的。”

“名字我记得，”科员一边回忆一边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了三个字，“叫杜传耀。大概四十多岁，个子挺高，戴一副金丝眼镜，斯斯文文的，说话慢条斯理，一看就是个读书人。”

“杜传耀……”侦查员默念着这个名字。

“对，”科员补充道，“他当时来我这里说要歇业，可能是怕我们误会他医术不行，或者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还特地带来了他在德国留学的医学博士文凭和一些在国外的照片给我们看。我看那文凭和照片，不像是假的。而且，我们区里有位干部的家属生了病，还是我托关系请他给看的，据说效果还不错。所以，这个人应该是个正经的医生，不是江湖骗子。”

杜传耀！

留德博士！

这两个关键信息，让案件的调查方向瞬间清晰了起来。

专案组返回局里，立刻进行了案情分析。

他们一致认为，这个杜传耀虽然关闭了诊所，但他作为一个拥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专业医生，在当时绝对是稀有人才。

这样的人，不可能就此放弃自己的专业去改行。

他最大的可能，还是在行医，不是在某个医院，就是在另一家诊所。

只要能找到杜传耀，就等于找到了解劳有花去向的关键证人！

调查方向确定，行动随即展开。

借助各区公安分局的力量，一张覆盖全上海的排查大网撒了下去。

侦查员们不眠不休，花了整整三天时间，查遍了全市所有公立、私立医院和诊所的人员登记材料。

可结果，却再次让所有人大跌眼镜——查无此人！

整个上海的卫生系统里，都没有一个叫“杜传耀”的医生。

案件的侦破，似乎又一次陷入了僵局。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一位从事经济案件侦查的老同志，突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有没有可能，他去了某个工厂或者私人企业，当了厂医呢？还有，他也不一定就在上海市区，完全有可能去了周边的昆山、嘉定这些地方。但是，”

他话锋一转，加重了语气，“不管他去了哪里，只要他还是当西医，他就离不开一样东西——药品！那个年代，上海周边地区的西药，几乎都要从上海的西药批发商那里进货。我们为什么不去那里查查看？”

对啊，查人不好查，但查药品进货记录，那可是有账可查的！

专案组精神大振，立刻兵分几路，走访了当时上海几家最大的西药批发公司。

果然，在一家公司的销售账本上，侦查员们找到了“杜传耀”这个名字！

账本上清清楚楚地记载着，从去年年底开始，一个叫杜传耀的人，每个月都会来这里为“大德机器厂”采购一批常规药品。

大德机器厂！地址，榆林区！

侦查员们马不停蹄地赶到了这家工厂。

在厂长办公室，他们终于见到了这位让他们费尽周折的留德博士。

杜传耀还是那副文质彬彬的模样，对于警察的到来，他虽然有些意外，但并不慌张。

原来，杜传耀是一位医德高尚的医生。

他开诊所，从不乱收费，用的药品也都是真材实料，消毒措施更是严格。

这样一来，成本就降不下来。

解放后，社会环境变化，以前那些光顾他诊所的有钱人，走的走，抓的抓，剩下的也不敢再像以前那样铺张。

他的诊所渐渐入不敷出，无奈之下，只好关门歇业。

之后，他应一位开工厂的朋友邀请，来到了这家“大德机器厂”，担任医务室主任。

当侦查员问起他诊所里是否曾有一位名叫劳有花的护士时，杜传耀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是的，有这么个人。”

不等侦查员追问，他便主动说了下去：“小劳是个不错的护士，手脚麻利，人也聪明。我诊所关门的时候，其他人都好说，自己能找到出路，只有她看上去有些为难。我看着她一个年轻姑娘家在上海不容易，正好我有个朋友在曹家渡开了家纱厂，厂里缺个医务人员，我就把她介绍过去了。”

“她去了哪家纱厂？”侦查-员的心跳开始加速。

“就在曹家渡，具体叫什么名字我记不清了，反正是我亲自把她送到老板那里的。”

杜传耀回忆道，“之后，我就再没跟她联系过了。”

线索，在即将中断的边缘，又被奇迹般地接上了！

04 纱厂老板的猝死

根据杜传耀提供的线索，他们很快就找到了那家位于曹家渡一条弄堂深处的纱厂。

这是一家规模不大的私营工厂，三四百名工人，厂房显得有些陈旧。

侦查员们直接找到了厂长办公室，开门见山的问道：我们来找一个人，她叫劳有花。

厂长是一个戴着眼镜、身材微胖的中年男人。

听到这个名字，愣了一下，思索片刻后，摇了摇头：“对不起，同志。我们厂里，好像没有叫这个名字的职工。”

侦查员的心往下一沉，寻思着难道又扑空了？

厂长不敢怠慢，立刻打电话叫来了人事股的职员，送来了全厂的职工花名册。一页一页翻过去，从头到尾，确实没有“劳有花”这个人。

随后，又把医务室的负责人叫了过来。

很快，一个三十多岁、戴着眼镜的女医生走了进来。

“同志，你们找我？”

“我们想向你打听一个人，劳有花。”

女医生听到这个名字，她点了点头回答道：“有过这么一个人。但是，她只待了一个多月，就走了。”

“走了？什么时候走的？为什么走？”侦查员立刻追问。

“她是去年8月底来的，去年10月中旬就主动辞职了。至于为什么离开，她没具体说，我们也没多问。她走的时候，还请我们医务室的四个同事在曹家渡桥边的饭店吃了一顿散伙饭。”

“那她去了哪里，你知道吗？”

“这个她就更没说了，”女医生摇了摇头，“只是含糊地嘀咕了一句，好像是嫌我们这里的工资太少了。”

在与女医生交谈时，她无意中还提到了一句：“劳有花刚来的时候，老板对她倒是特别‘关照’，三天两头叫她去办公室谈话。”

这句话让侦查员当时心里咯噔一下，隐约感觉到一丝不对劲。

女医生离开后，厂长立刻向侦查员们鞠躬致歉，苦着脸解释道：“实在是对不起。我是去年11月1日才被聘请到这里来当厂长的，所以她在这里工作的时候，我还没来。以前的情况，我确实不了解，请同志们原谅。”

原来如此。这倒是怪不得他。

根据杜传耀的说法，劳有花是直接介绍给这家纱厂的老板的。

侦查员寻思，员工辞职，尤其是老板亲自介绍来的人，离开时总该跟老板打个招呼，说不定会透露去向。

“那你们原来的老板呢？”侦查员问道。

厂长点头哈腰地说：“我们老板，就是原先这里的厂长。他……他已经过世了。”

“过世了？”这个消息让侦查员们大吃一惊。

“是的。老板过世后，他的家属才请我来管理这个厂子的。”

“老板是什么时候过世的？”

“就是去年10月份。”

这个时间点，让在场的侦查员们心头猛地一跳。

劳有花是10月中旬离职的，老板是10月份去世的，这也太巧合了！

“他是生什么病过世的？”

“听说是心脏病，”厂长压低了声音，“晚上在家里睡觉的时候，突发心梗，没抢救过来。”

当时，侦查员们虽然觉得时间上过于巧合，但苦于老板已死，死无对证，也无法将这两件事直接联系起来。

至此，所有线索全部中断。

劳有花就像一颗滴入大海的水珠，彻底消失了。

专案组只能将调查的详细经过和最终结果上报。

对劳有花的追查，被迫搁浅。

这个案子，成了一个悬案，被尘封进了档案。

05 模范工人

时间，需要倒回到1949年的那个秋天，才能揭开纱厂老板猝死的谜团。

正如那位文静的女医生所言，劳有花一进纱厂，确实受到了老板的“特别关照”。

这位脑满肠肥的老板，不像杜传耀那般是正人君子，他从见到劳有花的第一眼起，就动了歪念。面对老板的权势和纠缠，劳有花作为一个需要深度潜伏的特工，选择了妥协。

她半推半就，不到一个星期，就成了老板的秘密情人。

她安慰自己，这或许也是一种伪装，老板至少可以成为她的一把保护伞。

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这把“保护伞”会以一种如此惊悚的方式，给她带来一场天大的灾难。

1949年10月中旬的一个晚上，老板的妻儿都去了亲戚家。他偷偷把劳有花接到了自己的家里。

一番云雨之际，本就患有严重心脏病的老板，因过度兴奋，心脏骤停，当场猝死在了她的身上。

这恐怖的一幕，是劳有花在军统特训班里从未学过的科目。

她惊骇之下，也当场吓晕了过去。

等她悠悠转醒时，老板的家人正好回家。

她衣衫不整地躺在死去的男主人身边——这个场景，虽然让她百口莫辩，无地自容，但也恰恰洗脱了她“谋杀”的嫌疑。

老板的妻子，是出生于旧上海滩帮会家庭的“大小姐”，从小耳濡目染，养成了一副杀伐果断的性格。

面对这足以让任何一个普通女人崩溃的场面，她却异常地冷静。

她迅速作出了决定：为了家族的名誉，此事必须严格保密，对外统一口径——老板是在睡梦中安详离世的。

而这个秘密，需要劳有花用永远的沉默来保守。

老板的妻子将劳有花叫到另一个房间，进行了一场简短而高效的谈判。

她用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说道：“拿着钱，立刻从这个厂里消失。从今往后，忘了今晚发生的一切，也忘了你认识我们一家。如果你敢透露半个字，我保证，黄浦江底会多一具无名女尸。”

这个处理结果，对惊魂未定的劳有花来说，真是求之不得。

她收了钱，立刻走人。

第二天，她就向人事股递交了辞呈。

三天后，她便彻底离开了这家只待了一个多月的纱厂。

离开纱厂后，训练有素的劳有花很快调整了心态。

她利用那笔封口费，在卢家湾附近租了房子，并迅速在一家私人诊所里，又找到了一份护士的工作。

安顿下来后，她按照保密局的潜伏规定，将自己的新职业和地址用暗语写在两张小纸条上，一张贴在了大世界后门的广告牌上，另一张，则贴在了十六铺大达码头的布告栏里。

这是她与上线单线联系的方式，她从未见过自己的上线，也不知道对方是谁。

做完这一切后，劳有花便静静地等待。

然而，一连几个月，她都没有接到上线的任何指令。

对于这种不闻不问，她反而感到一丝庆幸。

解放后上海强大的“肃反”声势，让她这个潜伏特务如履薄冰，她宁愿就这样被“组织”遗忘。

可是，平静的日子在1950年2月上旬被打破了。

她突然收到一封没有落款的信件，用特殊药水显影后，一行小字浮现出来——是以“保密局”本部的名义，直接向她下达的指令：立刻着手搜集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出行规律和生活习惯。在那个长长的名单上，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陈毅”。

劳有花的心，瞬间沉了下去。

一个月后，第二封密信接踵而至。这次是一封挂号信，显影后，竟是一串密码！

这意味着，连给她送信的上线，都不知道信的内容。

劳有花取出藏好的密码本，颤抖着双手将电文翻译了出来，内容让她不寒而栗。

这是以毛人凤本人的名义直接下达的最高指令，只有短短十二个字：“即将来客，准备接应，务予配合。”

刺客，要来了！

而她，必须作为内应，配合这次疯狂的暗杀行动。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向人民政府自首，或者，一条道走到黑。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选择了后者。

然而，命运在这里再次合她，也和台湾保密局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保密局在制定潜伏条例时，存在一个致命的疏漏：它没有规定潜伏人员的联络点发生变更后，其上线必须立即将此变更上报台湾本部。

因此，当劳有花已经从霍山路转移到卢家湾后，她的那位神秘上线，并未将这一重要情报更新到保密局的档案中。

于是，当毛人凤亲自向刘全德交代任务时，他给出的劳有花的联络地址，依然是那个早已变成水果店的霍山路旧址。

这个小小的，甚至可以说是官僚主义的失误，阴差阳错地救了劳有花一命。

之后，劳有花在卢家湾的诊所里，日夜不宁地等待着那位“来客”与她接头。

可左等右等，始终杳无音信。

直到几天后，上海各大报纸在头版刊登了“王牌杀手刘全德落网”的消息，她才惊出一身冷汗，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她的第一反应是：上海，再也待不下去了！必须立刻逃走！

这一次，她没有再贴纸条，她要彻底斩断与保密局的一切联系。

她逃往了山东济南。

她的父母早已在抗战中双亡，但在济南，她还有一个表妹。

抗战后期，表妹曾去重庆投靠过她，当时劳有花虽然已在军统工作，但对家人只称自己在医院供职。

这份亲情，成了她最后的救命稻草。

解放后，她的表妹嫁给了一位解放军的转业干部，自己也在区政府工作，成了一个标准的“革命家庭”。

当劳有花拖着疲惫的身躯出现在表妹家门口，谎称自己在上海的诊所倒闭，走投无路前来投靠时，毫不知情的表妹夫妇热情地接纳了她。

通过表妹夫的关系，劳有花很快被安排进了济南的一家公私合营工厂，重操旧业，在医务室当了一名护士。

彻底“失联”的劳有花，面对着全新的环境，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

她敏锐地观察到，上司们当初“最多两年就打回来”的承诺，已然是个笑话。

于是，她动起了过太平日子的念头。

为了求生，这个曾经的军统特工，展现出了惊人的适应能力和伪装天赋。

她知道，在新的社会里，想要安全，就必须“进步”。

凭借着远超普通工人的文化水平，她迅速在工厂里脱颖而出。

政治学习时，她是读报员；开大会时，她是记录员；厂里出黑板报、写宣传标语，都少不了她的身影。

她表现得比谁都积极，比谁都靠拢组织。

不到两年时间，劳有花就从一个外来户，变成了全厂闻名的“积极分子”。

行业开会，有她的座位；区里办宣讲团，有她的名额；工会活动，她是骨干。

她用一层厚厚的红色伪装，将自己黑色的历史包裹得严严实实。

就这样，她竟然安然无恙地度过了“三反”、“五反”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

在工厂里第一次被评为“生产标兵”，戴上大红花和绶带的那一刻，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又将她紧紧包裹。

她甚至开始享受这种被信任、被需要的感觉，这是一种在刀口舔血的特工生涯中，从未体验过的安稳。

06 天网恢恢

时间来到了1958年初。

此时的劳有花，在济南的这家工厂里，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红人”。

她的积极表现，得到了组织的高度认可。

当工厂党支部讨论新一批党员发展对象时，她的名字，被理所当然地列入了考察名单。

这个消息，让劳有花欣喜若狂。

在她看来，这是为自己寻找的终极“护身符”。

一旦成为一名党员，她的过去就将被彻底洗刷干净，从此高枕无忧。

被巨大的政治野心和对安全的极度渴望所驱使，她立刻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文采斐然、感情真挚的入党申请书。

接下来，上党课、参加党员民主生活会、向组织汇报思想……劳有花忙得不亦乐乎，表现得比任何一个真正的申请者都要虔诚。

终于，党组织派人正式找她谈话，并让她填写《入党志愿书》。

问题的关键，就出在这张表格上。

表格要求如实填写个人履历，并详细列出每一段经历的证明人及其联系方式，这是政治审查的必要环节。

对此，劳有花早已深思熟虑，胸有成竹。

她将自己从1937年考入护士学校开始，到在重庆军统局、南京保密局任职的整段核心特务生涯，巧妙地篡改为“因战乱辗转于重庆、南京等地的私人诊所工作”。

而这段经历的证明人，她毫不犹豫地填上了自己的表妹。

她知道，毫不知情的表妹，只会将她自己讲述的谎言，再原封不动地告诉组织。

至于1948年底潜伏上海后的那段历史，她更是进行了一番精心的“剪辑”。

她认为，时隔八年，上海警方当年的调查早已成了一桩无头悬案。

因此，她大胆地如实填写了自己在霍山路杜传耀诊所和曹家渡纱厂的工作经历。

在她看来，这两段经历是“清白”的，没有任何政治问题。

而她与纱厂老板那段不光彩的关系，以及老板的猝死，有老板家属的封口协议在，更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不可能外泄。

为了让履历天衣无缝，她将离开曹家渡纱厂后的时间线，直接嫁接到了济南，谎称自己离开上海后便直接来到山东投亲，中间在省内各处辗转了一段时间。

她自以为这番操作天衣无缝，便按照这个如意算盘，工工整整地填好了表格，交了上去。

政审工作随即按程序展开。

党组织首先找到她的表妹夫妇谈话。

情况果如劳有花所料，两人将她口中的“历史”当作事实，为她作了证明。

第一关顺利通过，劳有花心中暗自得意。

她寻思，最难的一关已经过去，上海那两段“清白”的履历，更不会出什么问题。

殊不知，正是这份自作聪明的“坦诚”，为她敲响了丧钟。

工厂党组织按照规定，向上海方面发出了两份外调公函。

一份，是寄往上海市卫生局的，请求协助调查杜传耀的相关情况；

另一份，则是按照劳有花表格上填写的地址，直接寄往了曹家渡的那家纱厂。

前一份公函还在庞大的官僚体系中辗转时，后一份公函，已经像一颗精准制导的炸弹，准确地抵达了它的目的地。

八年过去，那家纱厂虽然也经历了公私合营的改造，但厂址未变，医务室也还在。

更巧的是，当年那位文静如修女的女医生，如今依然是医务室的主任。

当她从厂部拿到这封来自山东的、印着“外调函”字样的信件时，起初还有些疑惑。

可当她看到信中要求核实的对象——“劳有花”这三个字时，一段尘封了八年的记忆，瞬间被唤醒了！

她立刻想起了八年前，上海市公安局的侦查员们，也曾为了这个名字，来到过这里。

她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立刻将情况向厂领导作了汇报。厂领导不敢怠慢，这份外调公函被火速送到了上海市公安局。

公安局的同志收到公函，立刻从档案室里，调出了那个已经泛黄的卷宗。

卷宗的封面上，写着“刺杀陈毅案在逃嫌疑人劳有花专案”。

八年前的所有调查记录、证人证言、中断的线索……在这一刻，与来自济南的公函完美地串联了起来！

谜底，终于揭晓。那个凭空消失了八年的女特务，终于露出了她的狐狸尾巴。

案情重大，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亲自签发了逮捕令，指派最精干的警员，立即启程，赶赴济南！

几天后，在济南市公安局的配合下，几名身着便衣的上海警察，出现在了劳有花所在的工厂。

此时的劳有花，正沉浸在即将成为一名预备党员的喜悦之中。当车间主任通知她去趟党支部办公室，说“组织上找你谈话”时，她满心以为是自己的入党申请有了结果，脸上带着抑制不住的笑容，步履轻快地走向了办公楼。

她推开党支部办公室的门，看到的却不是支部书记和蔼的笑脸，而是几个神情严肃的陌生男人。

其中一人的脸上，带着一种她既熟悉又恐惧的、属于审讯者的冷静和锐利。

她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

“劳有花，”为首的上海警察亮出了证件和逮捕令，声音平静而有力，“我们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你八年前的案子，发了。跟我们走一趟吧。”

那一刻，劳有花苦心经营了八年的红色伪装，被彻底撕碎。

她双腿一软，瘫倒在地。

这个曾经的热血青年、军统特工、潜逃八年的“积极分子”，在即将实现她政治投机顶峰的前一刻，被一张自己亲手填写的入党申请表，送上了通往末日的列车。

不久之后，劳有花因叛国、从事间谍特务活动等罪行，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这个企图刺杀共和国元帅的最后一名案犯，终究没能逃脱他应有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