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妈，咱们真的要去吗？都十八年了……”林涛看着母亲布满血丝的眼睛，有些不忍。
陈淑芬将两枚冰冷的奖章紧紧攥在手心，她望着窗外连绵的阴雨，声音沙哑却坚定：“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你爸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
可她怎么也想不到，这趟千里寻夫的路，尽头竟是一句冰冷的“查无此人”。
01
江南的梅雨季，总是湿漉漉的，让人心里也跟着发霉。
陈淑芬坐在吱呀作响的藤椅上，手里捧着一个褪了色的红丝绒布盒。
盒子有些年头了，边角都磨出了白边。
她打开盒子，里面静静地躺着两枚铜质的奖章，上面刻着“西部建设劳动模范”的字样。
这是丈夫林建国十八年来，寄回家的全部念想。
十八年前，也是这样一个潮湿的季节。
那时候的陈淑芬还很年轻，梳着两条乌黑的辫子，儿子林涛还在襁褓里，咿咿呀呀地学话。
丈夫林建国，是镇上设计院里最有才华的年轻建筑工程师，前途一片光明。
一天，林建国从单位回来，表情严肃又带着一丝兴奋。
他告诉陈淑芬，国家有个代号叫“昆仑”的保密工程，在遥远的西部，要抽调全国最顶尖的工程师去支援建设。他被选中了。
陈淑芬一听就懵了，西部？那得多远啊？黄沙漫天，鸟不拉屎的地方。
她舍不得，抱着襁褓里的儿子直掉眼泪。
林建国抱着她们娘俩，笨拙地安慰着：“淑芬，你相信我，这是荣誉，是为国家做贡献。我向你保证，最多五年，工程一结束，我立马就回来。”
那时候的人，思想单纯，觉得为国家做贡献是天大的光荣。
陈淑芬虽然万般不舍，最终还是含着泪，给丈夫收拾了行囊。
临走那天，在尘土飞扬的火车站台上，林建国把儿子高高举起，亲了又亲，最后看着陈淑芬，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
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成了陈淑芬记忆里一道永远抹不去的伤疤。
头几年，林建国的信还算勤快，一个月一封。
信里总是报喜不报忧，说那里的天很蓝，同事们很团结，伙食也很好，让他们娘俩别担心。他从不提具体的工作内容，只说是“建设祖国的大西北”。
陈淑芬就靠着这些信，一天天熬着。
她一个人拉扯着儿子，既当爹又当妈，从给儿子换尿布，到教儿子写第一个字，再到送儿子背着书包上学。
她把林建国寄回来的每一封信都小心地收好，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就拿出来一遍遍地看。
五年过去了，林建国没有回来。
信上说，工程遇到了技术难题，需要延期。
陈淑芬信了。
又一个五年过去了，林建国还是没有回来。
信渐渐少了，有时候两三个月才有一封。
信的内容也变得越来越简短。
第八年的时候，家里收到了一个从西部寄来的包裹，里面是第一枚“劳动模范”奖章，和一张简单的贺报。
陈淑芬捧着那枚沉甸甸的奖章，哭了整整一夜，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
邻里街坊开始有了闲言碎语。
“淑芬啊，建国这都快十年了，不会是在外面有人了吧？”
“就是，哪有扔下老婆孩子这么多年不管的。”
陈淑芬听了，就跟人吵，吵完回家抱着儿子哭。
日子就在这种等待和煎熬中，慢慢地流逝。
儿子林涛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里。
他对父亲的全部印象，就是墙上那张已经泛黄的结婚照，和母亲珍藏的那些信件，以及那枚闪闪发光的奖章。
在他心里，父亲是一个英雄，一个为了国家，舍弃了家庭的伟大的人。
第十五年，家里又收到了第二枚奖章。
这时候的林涛，已经是个即将参加高考的大小伙子了。
他看着母亲日益佝偻的背影和眼角越来越多的皱纹，心里对那个素未谋面的父亲，第一次产生了怨恨。
这两枚奖章，对陈淑芬来说，是十八年等待的全部证明，是她对抗所有流言蜚语的唯一武器。
可对林涛来说，这冰冷的金属，是他缺失了十八年父爱的沉重代价。
02
十八年的时间，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足以冲刷掉很多东西，也足以沉淀下很多东西。
它足够让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长成一个肩膀宽阔、眼神锐利的男子汉。
林涛大学毕业了。
他没有像父亲那样选择工科，而是凭着一股子闯劲和天生出色的文笔，挤进了一家在全国都颇有名气的报社，成了一名调查记者。
这个职业，让他习惯了用审视的目光去看待一切，让他比同龄人更加善于思考和质疑权威。
随着他长大成人，他对那个素未谋面的父亲，情感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小时候，他会骄傲地跟同学炫耀，自己的父亲是建设祖国的大英雄；可长大后，这种骄傲，渐渐被一种无法言说的怨怼所取代。
他无法理解，也无法原谅。
他想不通，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能让一个男人十八年不回家？一次都没有。
连过年，这个在中国人心中有着至高无上地位的节日，他都不回来。
难道国家的一项工程，真的比自己的老婆孩子还要重要吗？
他看着母亲一天天地衰老下去。
江南水乡的湿气，似乎侵蚀了母亲的身体，常年累月的思念和独自操劳，让她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
头发白了大半，背也驼了，脸上布满了细密的皱纹。
医生反复叮嘱，老人家年纪大了，心脏不好，绝对不能再受任何刺激了。
林涛心中的怨怼，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演变成了一种近乎偏执的执念。
他必须要知道真相。他不再相信父亲信里那些永远轻描淡写、报喜不报忧的说辞。
在他的记忆里，父亲的形象是模糊的，是靠母亲的描述和那几封信拼凑起来的。
他不相信，一个能写出那么温柔字句的男人，会是一个如此冷酷无情的人。
这背后，一定有不为人知的隐情。
他利用自己当记者的职业便利，开始了自己的“秘密调查”。
他把家里所有父亲寄回来的信件，全部拿了出来，按照年份和日期，一封封地重新排列、阅读。
他试图从那些看起来平常的字里行间，找到一丝丝的线索。
他发现，所有的信件，无论时隔多久，寄出的地址永远都是同一个——“甘肃省金州市404信箱，第三工程局西北基地”。
这个地址，就像一个神秘的代码，没有任何具体的街道和门牌号。
他在地图上翻找过无数次，也通过内部系统查询过，这个“第三工程局”在工商系统里有注册，但注册地址却在省会城市，根本不是信上这个偏远的金州市。
大二那年，他偷偷地以母亲的名义，给这个“404信箱”寄过一封长信。
他在信里详细地询问了父亲的近况，恳求对方能让父亲回一次家，哪怕只见一面也好。
信寄出去，就像一颗石子扔进了沙漠，连一点回音都没有。
他看着母亲，每天傍晚吃完饭后，依然会雷打不动地搬个小板凳，坐在老屋的门口，也不说话，就是朝着西边的方向，静静地张望。
夕阳把她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那佝偻的背影，像一座被岁月风化了的雕像。
林涛每次看到这一幕，心都像是被一只手紧紧地揪住，针扎一样地疼。
他知道，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
母亲的身体，就像一根绷了十八年的弦，随时都有可能断掉。
在一个下着小雨的周末，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他要带着母亲，亲自去一趟那个神秘的“西北基地”，去寻找那个在他们生命里消失了十八年的父亲，去亲手揭开所有的谜团，无论那谜底是什么。
他把这个想法，小心翼翼地告诉了正在灯下缝补旧衣的陈淑芬。
听到“去找你爸”这几个字，陈淑芬浑浊的眼睛里，瞬间亮起了一道从未有过的光芒，那是积压了十八年的期盼。
但那道光只闪烁了一下，就很快黯淡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恐惧和犹豫。
她害怕。
她怕自己等了十八年，等来的会是一个让她无法承受的结果。
万一，他真的像邻居们说的那样，早已在外面另有家室？万一，他遇到了什么不测？她不敢想下去。
她也怕自己的身体，能不能撑得住那么远的路途颠簸。
林涛看着母亲脸上一闪而过的复杂情绪，心里一酸。
他走到母亲面前，缓缓地跪了下去。
他握住母亲那双冰冷、粗糙的手，抬起头，眼睛直视着母亲，用一种不容置疑的、无比郑重的语气，一字一句地说：“妈，你相信我。我们必须去。无论结果是什么，我们母子俩一起去面对。”
“活，我们要把他从那戈壁滩上带回来。如果……如果他真的不在了，”林涛说到这里，声音有些哽咽，但他强忍住了，“我们也要知道真相，把他接回家，让他落叶归根。我不能让你再这么一天一天地、不明不白地等下去了。”
儿子的这番话，每一个字，都敲在了陈淑芬的心坎上。
是啊，十八年了，总得有个结果。就算是死，也得死个明白。
儿子的坚持，像一股力量，注入了她早已疲惫不堪的身体。
她看着眼前这个已经比自己还高的儿子，看着他眼神里的坚定，终于，缓缓地点了点头。
她颤抖着手，从床头柜最里面的那个上了锁的抽屉里，取出了那个红丝绒布盒，和那一沓用红绳捆得整整齐齐的信。
她把这些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东西，交到了儿子的手里。
那一刻，她仿佛下定了决心，要去奔赴一场迟到了十八年的、无论结局是喜是悲的约会。
03
母子俩踏上了西行的列车。
那是一趟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的旅程。
火车轰隆隆地向前，载着他们，穿过一个个陌生的城市和乡村。
车窗外的景色，像一幅缓缓展开的画卷。
起初，是江南水乡的秀美风光，小桥流水，白墙黛瓦，满眼都是湿润的绿色。
陈淑芬靠在窗边，看着这些熟悉的景物渐渐远去，眼神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期盼和不安。
她一路上，都在跟林涛回忆着和丈夫相处的点点滴滴。
从他们第一次见面，到结婚生子，再到丈夫离开时的场景。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记忆，此刻变得无比清晰。
林涛则安静地听着，偶尔递给母亲一个削好的苹果。
作为一名记者，他习惯性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他看着窗外的景物，从郁郁葱葱，逐渐变得开阔、干燥。火车进入北方，平原一望无际，天空也变得高远起来。
火车继续向西，绿色越来越少，黄色成了主色调。
空气变得干燥，风里开始夹杂着沙土的味道。
最后，当火车行驶在戈壁滩上时，窗外只剩下了无尽的荒凉。
灰黄色的沙石，一直延伸到天边，偶尔能看到几丛顽强的骆驼刺。
天和地，在这里仿佛连成了一片。
陈淑芬看着窗外这片苍茫的景象，有些害怕。
她无法想象，自己的丈夫，就是在这片不毛之地上，待了整整十八年。
这趟旅程，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巨大跨越，更是母子二人心理上的煎熬和期待。
陈淑芬的心情，像是坐过山车，时而因为即将见到丈夫而激动不已，时而又因为未知的结局而忧心忡忡。
她的心脏病，在火车上就犯了好几次，幸亏林涛准备了急救药。
林涛的心里，同样五味杂陈。
他带着记者的敏锐和冷静，在脑海里反复推演着各种可能性。
那个“第三工程局西北基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什么地址如此神秘？父亲真的是一名普通的建筑工人吗？还是说，他早已不在人世，单位为了某种原因，一直在隐瞒真相？
火车上的每一分钟，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煎熬。
他们离目的地越近，心里的那根弦，就绷得越紧。
04
经过三天两夜几乎不眠不休的颠簸，火车的速度终于缓缓慢了下来，在一阵刺耳的刹车声中，停在了一个名叫金州的小站。
站台很小，也很破旧。
林涛扶着母亲走出车厢的那一刻，一股夹杂着沙尘的干热空气扑面而来，让他瞬间感觉喉咙发干，鼻子发疼。
这里与其说是一个城市，不如说是一个被无尽戈壁包围的大镇子。
天空是灰黄色的，太阳也被一层薄薄的沙尘遮蔽，失去了江南的温婉。风一吹，满嘴都是细细的沙子。
陈淑芬显然很不适应这里的气候，她脸色苍白，嘴唇干裂，一下车就剧烈地咳嗽起来。
林涛连忙拧开水壶，让她喝了几口水，才稍微缓过来。
根据那个唯一的线索——“404信箱”，他们向车站的工作人员打听。
对方告诉他们，“第三工程局西北基地”，本地人都叫“三局”，并不在市区，而在市郊一百多公里外的戈壁滩深处，那个地方，连地图上都没有明确的标注。
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林涛在车站外，花高价包了一辆看起来随时都会散架的旧式吉普车。
司机是个皮肤黝黑、话不多的本地汉子。车子驶出镇子，就一头扎进了真正的戈壁。
所谓的路，其实就是车轮在沙石地上反复碾压后留下的一条痕迹，坑坑洼洼，颠簸得像是要把人的五脏六腑都给摇出来。
陈淑芬的身体根本吃不消，她紧紧抓着车门上的扶手，好几次都差点吐出来。
林涛只能让她靠在自己身上，不停地安慰她：“妈，再坚持一下，就快到了。”
车窗外，是单调到令人绝望的景象。
一望无际的灰黄色沙石地，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天边。
除了偶尔能看到几丛顽强抵抗着风沙的骆驼刺，和几只被车声惊起、飞速掠过的野兔，再也看不到任何生命的迹象。
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了天、地，和他们这辆在其中艰难前行的孤独小车。
在这样极致的颠簸和单调中，又行驶了整整半天，久到让人感觉时间都快要停止了。
就在陈淑芬快要撑不住的时候，司机师傅指着正前方，沉声说了一句：“坐好了，前面就到了。”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林涛看到，在地平线的尽头，出现了一排排整齐的、灰色的建筑轮廓。
在这些建筑的外围，是一圈高高的、在阳光下反射着金属冷光的围墙，围墙顶上，还拉着一圈圈的电网。
吉普车司机把车停在了远处，指着那个方向说：“到了，那就是你们要找的‘三局’。我只能送到这儿，再往前，我们本地的车是不让靠近的。”
车子在距离基地大门还有几百米的地方停下。
林涛付了车费，搀扶着几乎虚脱的母亲下了车。
他们一步步走向那个神秘的目的地。
离得越近，一股无形的压迫感就越强烈。
那是一个极其森严的所在。
两扇厚重无比的铁门紧紧关闭着，门口左右两边，各站着一名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卫。
他们穿着特殊的制服，戴着钢盔，站得如松树般笔直，脸上的表情比戈壁滩上的石头还要冷硬，眼神锐利得像盘旋在空中的猎鹰，警惕地扫视着周围的一切。
高大的门楼上，没有林涛想象中那种写着单位名称的牌子，只有一个由数字和字母组成的简单编号。
陈淑芬看着这副景象，一颗心不受控制地提到了嗓子眼，狂跳不止。
这哪里像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建设单位，分明更像是一座戒备森严的军事禁区。
十八年来，她的丈夫，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吗？
林涛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他扶着母亲，走到了大门旁边一个设有防弹玻璃的小窗口前，那是基地的接待处。
接待处里，坐着一名非常年轻的警卫，肩膀上的军衔显示他只是个列兵。
林涛先是递上了自己的记者证和身份证，然后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有礼貌。
“同志，你好。我们从江南过来的，想找一个人。他叫林建国，是这里的工程师，十八年前从我们老家过来支援建设的。”
陈淑芬则抖得更厉害了。
她颤抖着双手，从随身携带的、已经磨得褪了色的布包里，拿出了那个红丝绒布盒。
她用尽全身的力气，才把盒子打开，将那两枚承载了她半生等待的奖章，连同那张早已泛黄的、丈夫年轻时的黑白照片，一起从窗口递了进去。
年轻的警卫看了他们母子一眼，眼神里没有任何波澜。
他接过了材料，没有多问一句话，便转过身，在身后的电脑系统里敲打键盘。
接待室里，瞬间安静了下来，只剩下键盘发出的清脆的“嗒嗒”声。
这声音，在此时此刻，听起来却像是一记记重锤，一下，一下，狠狠地敲在陈淑芬的心上。
她的心，随着那敲击声，一下下地揪紧，几乎要从喉咙里跳出来。
她屏住呼吸，眼睛一眨不眨地死死盯着那个年轻警卫的背影，生怕错过他脸上任何一个细微的表情变化。
时间仿佛被无限拉长。
每一秒钟，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终于，键盘声停了。
年轻的警卫转过身来。
他抬起头，脸上依旧没有任何表情，就像一块被打磨光滑的石头。
他用一种公事公办的、不带一丝一毫个人感情的、冰冷的语气，说出了一句让母子俩瞬间如坠冰窟的话：
“对不起，经过系统查询，我们单位的人员名单里，查无此人。”
“查、无、此、人”——这四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轻飘飘的，却像四把无形的、冰冷的铁锤，狠狠地砸在了陈淑芬的心上。
她感觉眼前猛地一黑，整个世界都在天旋地转，所有的声音都离她远去。
身体一软，她就直挺挺地向后倒去。
“妈！”林涛惊呼一声，心脏像是被一只大手狠狠捏住。他
眼疾手快，一个箭步上前，死死地扶住了即将昏倒的母亲。
05
这个冰冷而残酷的答复，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瞬间吞噬了陈淑芬十八年来所有的希望。她靠在儿子怀里，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眼泪无声地滑落。
她想不通，怎么会“查无此人”？那十八年的信，那两枚沉甸甸的奖章，难道都是假的吗？
林涛的心也沉到了谷底。
他强忍着巨大的悲痛和失望，用力地扶住摇摇欲坠的母亲。
作为一名记者，职业的本能让他在巨大的打击下，依然保持了一丝理智。
他发现了疑点。
如果父亲不在这里，那十八年来，所有的信件，为什么都是从“404信箱”寄出的？那两枚印着“西部建设”的奖章，又是谁寄给他们的？这根本不合逻辑。
他抬起头，再次看向接待窗口里那个年轻的警卫。
他敏锐地捕捉到，对方在说出“查无此人”这四个字的时候，眼神有一丝极不自然的闪躲和回避。
那不是一种单纯的告知，更像是一种训练有素的、程序化的回答。
“同志，你再仔细查查，是不是搞错了？林建国，木子林，建设的建，国家的国。十八年前从江南设计院调过来的。”林涛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我已经查过了，系统里确实没有这个人。”警卫的语气依然平淡，但他始终避免与林涛进行眼神接触，只是低头整理着桌面上的文件。
“不可能！”林涛的情绪有些激动起来，“信是从你们这里寄的，奖章也是！你们单位不可能没有记录！我要求见你们的领导！”
“对不起，我没有权限。没有预约，任何人都不能进去。”警卫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伸手就要关上接待窗口。
就在这时，从基地里面开出来一辆军绿色的越野车。
车子在门口停下，车窗摇下，一个肩膀上扛着校官军衔的中年军官探出头，皱着眉问警卫：“门口怎么回事？吵吵嚷嚷的。”
警卫立刻立正，简单汇报了情况。
那名军官锐利的目光扫过林涛和虚弱的陈淑芬，最终落在了林涛手中的记者证上。他的眉头皱得更深了，沉吟片刻，对警卫说：“按规定处理。”说完，车窗摇上，越野车绝尘而去。
“规定”，又是规定。
林涛的心凉了半截。
他知道，今天在这里，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答案了。
他不愿就此放弃。
十八年的等待，千里迢迢的奔波，不能就这么被一句“查无此人”给打发了。
他搀扶着精神恍惚的母亲，离开了基地大门。
他决定，在附近那个依附基地而生的小镇上先住下来，从侧面，从外围，想办法打听消息。他相信，只要父亲真的在这里待过，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
安顿好母亲后，林涛独自一人再次回到了基地大门附近。
他没有靠近，只是远远地找了个沙丘坐下，观察着。
傍晚时分，基地里出来几辆通勤大巴，在小镇的几个站点停靠。
一些穿着统一蓝色工装的工人下车回家。
林涛注意到，其中一个五十多岁、头发有些花白的工人，在路过镇上唯一的小卖部时，熟练地买了一瓶二锅头和一包花生米。
他走路的姿势有些跛，看起来像是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的老人。
林涛的心猛地一跳，他掐灭了手里的烟，站起身，快步跟了上去。
当他走到老人身后，轻轻拍了拍对方的肩膀，拿出父亲的照片，开口询问的瞬间，那位原本看起来和善的老工人，在看到照片上林建国的脸之后，脸色刷的一下就变了。
他像是见了鬼一样，一把推开林涛，捏在手里的那瓶还没开盖的二锅头，“咣当”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酒液和玻璃碴溅了一地。
老工人的反应，完全出乎林涛的意料，也让他更加坚信，这背后一定有天大的秘密。
老工人推开他之后，一句话没说，跛着脚，几乎是落荒而逃。
林涛愣在原地，看着满地的狼藉和老人仓皇的背影，脑子里一片混乱。
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他一定认识自己的父亲！
林涛没有立刻追上去。
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穷追不舍只会让对方更加警惕。
他默默地帮小卖部的老板收拾了地上的碎玻璃，然后回到了镇上那家简陋的招待所。
这个依附着神秘基地而存在的小镇，本身也充满了神秘。
镇上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基地的职工或者家属。
他们对陌生人，都抱着一种天生的警惕。
林涛在镇上转了两天，旁敲侧击地跟人打听，可只要一提到基地内部的事情，所有人都会立刻闭上嘴，讳莫如深。
林涛知道，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他想到了那个摔碎了酒瓶的老工人。
06
第三天，他再次来到了那个小卖部。
他没有直接去打听，而是在那里买烟，买水，跟小卖部的老板拉家常。
老板是个本地人，在这里开了二十多年的店，见证了小镇和基地的变迁。林涛发挥自己当记者的特长，很快就跟老板混熟了。
他有意无意地提起了那个跛脚的老工人。
老板叹了口气，说：“你说的是老马吧？唉，也是个可怜人。以前是基地里的技术员，十多年前，里面出了次事故，他腿就是那时候伤的。后来就提前退了，靠退休金过活。人是好人，就是胆子小，不爱跟人说话。”
“事故？”林涛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关键词。
“是啊，”老板压低了声音，朝基地大门的方向努了努嘴，“那里面干的活，都是要命的活。具体是啥，我们也不知道，也不敢问。反正啊，进去的人，就跟‘消失’了一样。”
老板的话，让林涛心里一沉。
他拿出了父亲的那两枚奖章，递给老板看，然后用一种近乎哀求的语气，讲述了母亲十八年的等待和这次千里寻亲的经历。他没有隐瞒自己的记者身份，他赌的是人心。
老板听完，沉默了很久，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最后，他掐灭烟头，像是下定了决心，对林涛说：“小伙子，你跟我来。”
老板把林涛带到了小卖部的里屋，关上门。
他告诉林涛，那个老马，就住在他家后面。
老马之所以反应那么大，很可能是因为他认识林建国，而且，林建国的“消失”，或许就跟那次事故有关。
他还透露了一个让林涛震惊的关键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