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救下一个失忆的哑巴女人,半夜她却偷偷给我丈夫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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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屏幕的冷光,映着她那张本该纯洁无辜的脸。

她侧躺在客房的床上,呼吸平稳,长长的睫毛在脸颊上投下安静的阴影,看起来像个沉睡的天使。一个失忆的、不会说话的、需要人小心翼翼呵护的天使。

可就在三秒钟前,我还亲眼看到,她那双藏在被子里的手,正以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熟练而冰冷的速度,在另一部手机的屏幕上打字。

我屏住呼吸,悄无声息地退回到走廊的阴影里,心脏像一面被擂响的战鼓。

我丈夫周哲的手机,被他忘在了客厅的茶几上。而现在,它正在我手中,屏幕亮起,一条新消息刚刚弹了出来,发信人没有备注,只有一个奇怪的表情符号。

点开,只有一句话,像一条淬了毒的蛇,瞬间缠住了我的脖子。

“她睡了,动手吗”



01.

我叫陈舒,是一名老照片修复师。

我的工作,是与时间和遗忘对抗。客人们把那些褪色、破损、布满霉斑的老照片交给我,而我,则需要在一片混沌的影像里,寻回那些被遗忘的细节,还原出最接近真实的情感和记忆。

这需要极度的耐心和一双能洞察细节的眼睛。我知道,一个看似无意义的斑点,可能是一枚被泪水晕开的印记;一道模糊的划痕,背后可能藏着一段刻意被抹去的往事。我相信,每一张照片都有它的逻辑,就像每一个人的人生。

我的信条是:细节之下,必有真相。

这份信条,曾是我人生的保护索,也曾是我痛苦的根源。它让我看清了父亲伪装出的“好男人”面具下,那张被欲望扭曲的脸。

我的母亲,曾是一个温柔到有些天真的女人。她全心全意地信任着父亲,直到那个女人出现。那个女人是父亲新来的同事,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连衣裙,说话细声细气,一副受尽了委屈、需要人保护的模样。

母亲出于同情,甚至还邀请她来家里吃过几次饭。

而我,凭借着孩童时期对细节的敏感,却看到了她低眉顺眼时,眼底一闪而过的精明;看到了她“不小心”打翻水杯时,指尖精准地避开了父亲最珍爱的那套书。

我把我的发现告诉母亲,她却只是笑着摸摸我的头,说我是小孩子家,心思太敏感。

后来,东窗事发。父亲的背叛像一把钝刀,将母亲的人生割得支离破碎。她从不理解,为什么自己全心付出的爱,会输给一个看起来那么“无害”的女人。母亲最终郁郁而终。

从那时起,我就对那种“楚楚可怜”的、需要依附别人生存的女性,抱有一种生理性的警惕。那不是偏见,而是一道用我和我母亲的血泪,刻下的伤疤。

我以为,我的丈夫周哲,会是我人生中那个唯一的例外。他是一名急诊科医生,我们相爱十年,结婚七年,他成熟、稳重,给予我足够的尊重和安全感。我们的生活,就像我修复好的一张老照片,清新、温暖,没有任何模糊不清的阴影。

我以为,我会永远这样幸福下去。

直到那个叫“阿月”的女人出现。



02.

我们是在去邻市山里徒步的时候,发现她的。

那天起了雾,我们为了抄近路,走了一条地图上没有标记的野径。就在一处陡坡下面,周哲先发现了她。

她蜷缩在一堆枯叶里,浑身都是泥土和划伤,额角上还有一道凝固的血口子。她身上的衣服被撕扯得破破烂烂,脚上只剩下一双鞋,看起来狼狈到了极点。

周哲立刻发挥了他作为医生的专业素养,上前检查她的伤势。她似乎是被吓坏了,一看到有人靠近,就惊恐地往后缩,喉咙里发出“嗬嗬”的、类似小兽受伤时的悲鸣。

她不会说话。

检查后发现,她除了有些皮外伤和轻微的脱水,并没有生命危险。但最麻烦的是,她好像什么都记不起来了。我们问她叫什么,家在哪儿,她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眼里蓄满了泪水和恐惧。

看着她那张苍白瘦削的脸,和那双像受惊的小鹿一样湿漉漉的眼睛,我心底那根尘封已久的警报,忽然被拨动了一下。

但理智很快压下了那丝不合时宜的警惕。这是一个活生生的、需要救助的人。

周哲当机立断:“这里信号不好,救护车也开不进来。先把她带下山,到我们车上再说。”

下山的路,她几乎是靠周哲半背半扶着才走完的。她很轻,整个人没什么重量,安静地靠在周哲的背上,像一片即将凋零的叶子。

到了山下,我们把她安顿在车后座。她似乎对我们放下了戒心,不再那么惊恐,只是依旧沉默。周哲拿了瓶水给她,她接过去,用两只手小心翼翼地捧着,小口小口地喝,眼神里带着一丝感激。

我们决定先报警。但当周哲拿出手机时,她突然激动起来,一把抓住他的手,拼命地摇头,眼里的泪水又涌了出来。

她从口袋里摸索了半天,掏出一支笔和一张被揉皱的餐巾纸,在上面歪歪扭扭地写了两个字:“别怕。”

然后她指指自己,又指指我们。

她的意思是,她不怕我们,让我们也别怕她。她似乎极度抗拒和官方力量接触。

周哲和我对视了一眼,都有些为难。一个失忆的、无法开口的女人,不送去警局,我们又能怎么办?

“她可能遭遇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对穿制服的人有心理阴影。”周哲低声对我说,他职业性的同情心显然已经被完全激发了,“你看她身上的伤,不像是自己摔的。要不……我们先带她回家,让她情绪稳定一下,明天再想办法?”

我犹豫了。

把一个来路不明的陌生人带回家,这完全不符合我的行事逻辑。

可看着她那副孤苦无依的样子,拒绝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我脑海里甚至闪过母亲那张善良的脸,如果她在,也一定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最终,我点了点头。

在给她清理额角的伤口时,我在她的后颈处,看到了一块月牙形的、淡红色的胎记。

我们总得有个称呼。周哲看着那块胎记,说:“就叫她‘阿月’吧。”

她听到了,抬起头,对我们露出了一个虚弱的、感激的微笑。



03.

阿月就这样,像一团湿漉漉的影子,住进了我们家。

我给她收拾出了一间客房,找出了我以前的睡衣给她换上。她很安静,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房间里,不发出任何声音。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会怯生生地走出来。

她似乎对现代化的家居环境感到陌生而新奇。她不知道怎么用遥控器,不知道微波炉怎么操作,甚至在看到扫地机器人自己动起来的时候,吓得躲到了沙发后面。

这一切,都像是在印证着她失忆的“事实”。

周哲对她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和关心。他每天都会亲自给她检查伤口,会耐心地教她使用家里的各种电器,甚至会特意下厨,做一些清淡又有营养的菜。

他说:“我是一个医生,照顾病人是我的天职。而且,把她一个弱女子扔出去,万一再出事怎么办?”

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合情合理,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光辉,让我无法反驳。

可我的心里,那股不安的感觉,却像潮湿天气里墙角的霉斑,在一点点地蔓延。

我开始下意识地观察她。用我修复老照片时那种,不放过任何一个像素点的、近乎苛刻的眼光。

我发现,她虽然表现得对一切都很陌生,但她的学习能力却惊人地快。周哲只教了一遍,她就能准确地使用电视和空调的遥控器。她吃饭的时候,拿筷子的姿势非常标准,夹菜的动作也很稳,完全不像一个记忆空白的人。

还有她的眼神。

大多数时候,她的眼神是空洞、迷茫的。可偶尔,在她以为没人注意的时候,我瞥见她的目光扫过房间,那眼神里没有恐惧,没有陌生,而是一种冷静的、几乎是在估量的审视。那种眼神,一闪而过,快得像相机快门。

我把我的观察告诉了周哲。

他当时正在给阿月换药,闻言,他抬起头,有些无奈地笑了笑:“舒舒,你是不是太紧张了?你忘了?我是急诊科医生,我见过太多创伤应激的病人了。她这种情况,出现一些看似矛盾的行为,很正常。这叫‘程序性记忆’,有些肌肉记忆是不会忘记的。你别想太多,她只是个可怜的受害者。”

他的语气温柔而包容,像在安抚一个无理取闹的孩子。

阿月就坐在旁边,低着头,听到我们的话,肩膀微微瑟缩了一下,像一只受惊的兔子。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个恶人。一个对无辜受害者,抱有无端揣测的、冷酷的恶人。

我甚至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我童年的阴影太重,导致我草木皆兵,看谁都像是那个“别有用心”的女人?

04.

动摇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

因为,我发现了一个无法用“程序性记忆”来解释的破绽。

那天下午,我在书房工作,修复一张民国时期的全家福。照片破损严重,人物的五官已经模糊不清。我需要借助专业的软件,对像素进行上千次的分析和重组。

阿月端着一杯茶,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她把茶杯轻轻放在我手边,然后没有离开,而是好奇地看着我的电脑屏幕。

我当时正在处理照片上一个女人的旗袍领口。那个年代的盘扣样式非常复杂,有一个细节我始终无法确定。

阿月站在我身后,静静地看了一会儿。突然,她伸出手指,在屏幕上一个极其微小的、几乎看不见的模糊点上,轻轻点了点。然后,她拿起我桌上的笔,在纸上画了一个非常精巧的“如意结”的形状。

我的瞳孔,在那一瞬间猛地收缩了。

那个位置,那个形状,正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盘扣样式!那是一个非常冷门的、只在某个特定时期流行过的小众款式。除非是对那个年代的服饰文化有相当研究的人,否则绝不可能知道。

一个连智能手机都不知道怎么用的“失忆”女人,怎么会懂这个?

她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暴露了什么,脸上闪过一丝慌乱,立刻低下头,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又摆了摆手,意思是她也不知道,只是胡乱猜的。

那一刻,我全身的血液都冷了下来。

我没有当场拆穿她。我只是不动声色地对她笑了笑,说了一声“谢谢”。

等她走出书房,我立刻关上门,心脏狂跳。

她在撒谎。

她不仅没有失忆,而且她拥有着某种非常专业的知识。她在我面前表现出的一切“无知”,都是伪装。

当天晚上,我对周哲说了这件事。

我尽可能用一种客观冷静的语气,陈述了我的发现,以及我的结论。

“她绝对有问题。周哲,我们不能再留她在家了,必须马上报警。”

周哲的反应,却出乎我的意料。他没有像上次那样温和地安抚我,而是皱起了眉头,语气里带上了一丝不悦。

“陈舒,你最近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为了一件小事,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或许她以前就是做服装设计的呢?这些知识都刻在脑子里了。你不能因为自己的一些……过去的事情,就对一个受害者抱有这么大的敌意。”

“这不是敌意,是事实!”我提高了音量,“她在我面前演戏!”

“演戏?她图什么?图我们家什么?”周哲站起身,在客厅里来回踱步,显得有些烦躁,“我们只是普通家庭,不是什么豪门。她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能对我们做什么?舒舒,你能不能理智一点?你的职业病太严重了,总想在所有事情里都找出所谓的‘真相’!”

这是他第一次,用这样严厉的口吻对我说话。

也是第一次,把我的专业,称之为“职业病”。

我们之间爆发了结婚七年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最后,他摔门进了卧室,留给我一句冰冷的话:

“这件事到此为止。明天我会联系心理医生,我觉得你现在更需要帮助。”

05.

那晚,我们分房睡了。

我躺在书房的沙发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一夜无眠。

周哲的话,像一把把淬了冰的刀子,插在我的心上。他说我需要看心理医生,他觉得我有病。他不再相信我,而是选择去相信一个我们只认识了几天、浑身都是破绽的陌生女人。

为什么?

他平日里的理智和敏锐,都到哪里去了?还是说,他根本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一个可怕的念头,像藤蔓一样,从我的心底疯长出来,紧紧地攫住了我。

有没有可能,他们……早就认识?

这个念头一出现,就再也挥之不去。

我回想起我们发现阿月的那个下午,每一个细节都被我放在了显微镜下。我们为什么会偏离常规路线,走上一条荒无人烟的野径?是周哲提议的。他说那边风景好。

阿月出现的时机,是不是也太“巧合”了?

我不敢再想下去。

我必须找到证据。我不能再像我母亲那样,在一个精心编织的骗局里,做一个善良的、被蒙在鼓里的傻子。

第二天,我假装和周哲和好了。我向他道歉,说自己前一晚情绪太激动,态度不好。我说他说得对,可能真的是我压力太大了,想得太多。

周哲似乎松了一口气,他拥抱了我,说他会永远爱我。

他的拥抱,却没有了往日的温度。

我知道,我们之间已经有了一道看不见的裂痕。而裂痕的另一边,站着那个沉默的、楚楚可怜的阿月。

当天晚上,我借口说工作太累,很早就回房躺下了。我听到周哲在客厅和阿月说了几句话,大概是叮嘱她早点休息,然后也回了卧室。

我没有睡。

我屏住呼吸,听着外面的动静。

大约在午夜十二点半,我听到一阵极其轻微的、几乎无法察觉的脚步声,从客房的方向传来,然后又消失了。

我的机会来了。

我悄悄地爬起来,像个幽灵一样,光着脚,贴着墙壁,一点点地挪到客厅。

周哲的手机,就放在茶几上。他有睡前在客厅看一会儿书的习惯,但今晚大概因为和我吵架,没什么心情,看了一半就扔在了那里。

我的手指,因为紧张而有些颤抖。

而就在这时,我看到了让我永生难忘的一幕。

客房的门,虚掩着一条缝。阿月并没有像她表现出来的那样,早早地睡下。她背对着门口,坐在床边,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月光,手里正捧着一个发光的东西。

是一部手机。

那不是我们给她的任何一部备用机。

她的脸上,没有丝毫的迷茫和恐惧,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冷静到近乎冷酷的专注。她的手指,在屏幕上飞快地跳动着。

然后,我手中的、属于周哲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屏幕亮起,一条新消息,和一个诡异的表情符号,一起跳了出来。

我点开它。

“她睡了,动手吗”

06.

那一瞬间,客厅里静得能听见我自己血液奔流的声音。

我没有立刻冲进去质问,也没有惊慌失措地逃跑。多年修复老照片的职业训练,让我的大脑在极度震惊之后,反而进入了一种冰冷的、像素级的分析模式。

第一,她们的目标是我。这一点毋庸置疑。

第二,周哲是同谋。他不是被蒙蔽,而是主动的参与者。他带她回家、为她掩饰、甚至不惜与我争吵,都是计划的一部分。

第三,“动手”,这个词带着一种暴力的、终结性的意味。他们不只是图财,他们要做的,远比我想象的更糟。

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像一个幽灵般悄无声息地退回书房,将门轻轻带上。我将周哲的手机调成静音,然后,做出了一个我自己都感到后怕的决定。

我回了消息。

我模仿一个言简意赅的、男性的语气,在那条消息下面,用周哲的手机,回复了一个字:

“等。”

然后,我将手机放回原位,删除了我的回复记录,确保一切看起来和我从未动过它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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