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8月,刘咏尧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弥留之际,曾短暂醒来,要求家人将他的黄埔军校一期毕业证书和吴石案审判侧记手稿放在枕边。当护士为他擦拭额头时,发现老将军眼角挂着泪珠,嘴唇翕动着重复“判死缓刑”四个字,直至停止呼吸。
刘咏尧保存几十年的吴石案审判侧记手稿,对老将军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份手稿的空白处,用铅笔写满了“悔”、“憾”、“辜”等字样,与正文的钢笔字迹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对比,那钢笔字是严酷的,衬托出的是铅笔字的愤恨与痛苦。
刘咏尧对吴石案难以释怀,不是在弥留之际才泛起的,他的孙女刘若英后来在采访中透露——爷爷晚年常对着泛黄的照片发呆,照片里,吴石将军正指着地图讲解,爷爷站在旁边记笔记。他们之间仿佛有着跨越生死的精神共鸣,爷爷的发呆,既是一种凭吊,也是对那一段历史无言的、饱含遗憾的凝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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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因传递《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等核心情报被捕。蒋介石亲批“从严、速审”,并指定二级上将蒋鼎文任审判长,刘咏尧与韩德勤为审判官 。此时的刘咏尧已官至国防部次长,是黄埔一期最年轻的学生,素以“儒将”著称。
面对这起被定性为“叛乱”的铁案,刘咏尧并未急于定罪。他耗时一个多月,逐条核查保密局提供的证据链,发现吴石虽传递情报,但未直接导致军事失利,且其清廉程度令人动容,被捕时家中仅搜出10两黄金,而且一部分已寄给阵亡将士家属,远低于同期国民党高官贪腐水平。更令他感到震撼的是,吴石在酷刑下左眼失明仍坚贞不屈,审讯中只字不提组织成员,只反复强调“问心无愧”四个字。
出于良知与对军人信念的尊重,在评议此案时,刘咏尧明确提出,“吴石所为出于信念,非为私利”,主张“可杀其志,不必夺其命。”他的这一提法,后来被称为“台湾白色恐怖”下一道散发人性的微光。
1950年4月,在吴石案的初审中,刘咏尧联合蒋鼎文、韩德勤提出“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建议。在当时,刘咏尧给出了三点理由:其一,吴石曾参与淞沪会战、徐州会战等抗日战役,战功卓著;其二,其传递的情报多为战略部署,旨在减少平民伤亡,未造成即时危害;其三,保留活口,可为未来两岸和谈预留空间。
这是公开的说法,私下里,刘咏尧在审判侧记中亲笔写下了这样的话语:“今日笔下有千秋史笔,亦有人命关天,吾人宁负上意,不负天理。”
然而,由刘咏尧主导的这一判决建议却彻底触怒了蒋介石。1950年6月7日,蒋介石在呈文上批示“审判不公,蒋刘韩为罪犯说情,应即革职”,并绕过正常司法程序,直接签发了“立即执行死刑”的密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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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介石的粗暴干涉下,1950年6月10日的再审现场,彻底沦为政治表演。慑于蒋介石的“淫威”,法庭仅用十分钟便完成审讯,草草宣判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四人死刑。据当时在场的书记员回忆,刘咏尧在宣读死刑判决时“声音颤抖,钢笔数次划破纸面”,而在吴石被押离法庭的瞬间,刘咏尧突然起身整理军帽,这个本应庄重的动作却因过于用力导致帽徽歪斜。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刘咏尧在签署死刑执行令时,特意用红笔在“立即执行”四字下方画了三道着重线——这与他在初审报告中“死缓两年”的蓝笔批注形成刺目对比。事后,刘咏尧的副官发现其办公桌上留有指甲掐出的痕迹,而他当天的日记仅写着吴石的绝笔诗“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字迹疑似被泪水晕染而难以辨认。
吴石就义后,很多人后来知道,陈诚暗中对吴石的妻儿伸出了援手,但是几乎无人知道,刘咏尧暗中也在用他的方式来救济吴石的妻儿。
1950年7月,他利用国防部次长的职权,特批吴石小儿子吴健成进入台北建国中学就读,并通过军需署以“阵亡将士遗孤”的名义每月发放150元补助——这一金额相当于当时普通公务员月薪的三分之二。更鲜为人知的是,他曾托人将吴石珍藏的《元赵文敏九歌书画册》(内藏吴石2000字遗书)辗转交给其夫人王碧奎,而画册封面的“不负家国”题字正是刘咏尧的笔迹 。王碧奎晚年在回忆录中提到,她出狱时收到一个匿名包裹,内有吴石生前未完成的《兵学辞典粹编》手稿和一张写着“善存之”的纸条,笔迹与刘咏尧的审判侧记完全一致。
陈诚对吴石妻儿施以援手,更多的是因为旧谊;刘咏尧则不同,严格地讲,他与吴石之间只是泛泛之交,吴石就义,他向其妻儿伸出援手,更多的是出于正义,以及对吴石的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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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5月,15岁的湖南醴陵少年刘咏尧虚报年龄考入黄埔军校一期,成为同期最小的学员。此时的吴石虽未直接就读黄埔,但作为福建北伐学生军的骨干,正活跃于护法运动前线。两人的命运在1926年北伐途中首次交汇,刘咏尧随东路军攻打福建时,结识了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师参谋长的吴石。在漳州战役的间隙,吴石手把手教刘咏尧绘制军用地图,而刘咏尧则将自己的黄埔马术训练心得倾囊相授。这种战场上的互助情谊,为两人日后的交集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