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金海,今年 59 岁,打小在鲁南平原的土坷垃里长大。家里姐弟五个,我是唯一的男孩,刚落地时,爹就把我举过头顶,对着祖宗牌位念叨:“老张家有后了!这娃得给咱光宗耀祖!”
四个姐姐从小就被灌输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家里好吃的、好用的,都先紧着我。可我知道,这份 “特殊” 背后,是沉甸甸的期望。入学第一天,爹蹲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手里攥着给我凑的学费,粗糙的手在我头上摸了又摸:“儿啊,我和你妈大字不识一个,一辈子就守着这几亩地。你得好好学,考上大学,别再跟土坷垃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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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仰着脖子,把胸脯挺得老高:“爸,您放心!我肯定考上大学,给咱家增光!”
可我哪有那么聪明?别的同学背课文,课上听一遍就能顺下来,我得回家点着煤油灯,翻来覆去背到后半夜,第二天还是结结巴巴。人家边玩边学,考试稳拿第一;我每天熬五六个小时,最多也就挤到前十名。那时候我总躲在被子里哭,怨爹妈把我生得这么笨,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没想到,上了初中,我像突然开了窍。老师讲的数学题,听一遍就知道解题思路;语文课文读两遍,就能背个大概。没了 “笨” 的包袱,我学习越来越顺,考试次次进前三。1980 年,我考上了县高中 —— 在当时,农村娃能进县高中,跟中了秀才似的,村里人都挤到我家院子里,围着我爹妈说:“老张家要出大学生啦!以后金海发达了,可得带着咱村沾沾光!”
爹妈笑得合不拢嘴,忙着给大家递瓜子、倒糖水,那骄傲的样子,我到现在都记得。
可这份骄傲,到了县高中就碎了。城里同学穿的是的确良衬衫、回力鞋,我身上的衣服打满补丁,袖口磨得发亮;他们带的饭盒里是白米饭、炒鸡蛋,我每天啃的是食堂里最便宜的黑窝窝头。自卑像潮水一样把我淹没,下课了我不敢跟人说话,就躲在走廊角落,看着操场上的人打篮球,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
有一次,我坐在走廊门口啃窝窝头,两个女同学从旁边走过,声音不大却句句扎心:“这么穷酸还来县高中,真是给爸妈丢人。” 我手里的窝窝头 “啪” 地掉在地上,脸烧得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从那以后,我上课再也听不进去,总觉得别人在背后议论我。旷课成了家常便饭,成绩一落千丈,从刚入学的前二十名,跌到了班级倒数。老师急了,让我叫家长来学校,我却撒谎说爹妈身体不好,走不动远路 —— 我哪敢让他们知道,他们寄予厚望的儿子,在学校混日子?
村里没人知道我的窘境。每次回家,大家还是热情地打招呼,有人开玩笑:“金海这是未来的处级干部啊!咱可得先巴结巴结!” 以前我会赶紧纠正,可那时候,我竟偷偷享受着这份虚假的恭维,好像这样就能掩盖心里的狼狈。
纸终究包不住火。1982 年高考放榜,我连专科线都没够着。爹妈从邻居嘴里听说我在学校 “不学无术”,俩人坐在炕沿上,抱着哭成了一团。我躲在门外,听着他们的哭声,心像被针扎一样疼。
更难熬的是村里人的眼光。走在乡间小路上,总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还说要考大学呢,原来就是个混子!”“老张家的希望,这下破灭了!” 我实在受不了这份羞辱,决定逃出去 —— 离开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去南方打工,再也不回来。
那天清晨,我趁着爹妈去地里干活,偷偷收拾了几件衣服,从抽屉里摸出家里仅有的几十块钱,背着行李就往火车站跑。站在售票窗口前,我攥着钱,心里又慌又乱,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
买好去南方的火车票,我刚走到检票口,肩膀突然被人拍了一下。回头一看,竟是同村的赵素梅 —— 我们小学、初中都是同学,她左脸上有一块红色的胎记,乍一看有点吓人,上学时她跟我搭话,我从来都懒得搭理。
“张金海,你要去哪?” 她嬉皮笑脸地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
我心里一紧,嘴硬道:“我去哪,跟你没关系!”
“我猜你是高考落榜,要去打工吧?” 她一下子戳中了我的痛处,我脸更红了,转身就想走。
可赵素梅却拦在我面前,张开双臂:“你去哪,我就去哪!”
我以为她只是开玩笑,没理她,绕过她就往站台走。没想到,她真的跟了上来,像个跟屁虫似的,一路跟我上了火车。
“张金海,我喜欢你!这辈子我非你不嫁!” 火车上,她坐在我对面,眼神特别坚定。
我当时又羞又恼,脱口而出:“你别做梦了!你爸是村支书又怎么样?我这辈子都不会喜欢你!”
那时候的我,根本没想到,这句话会很快被 “打脸”。
到了南方,我找工作四处碰壁,最后只能去工地搬砖。可刚到工地没几天,赵素梅也找来了 —— 更巧的是,工地的二老板,是她亲叔叔。
一开始,工友们看我是个外地来的农村娃,对我爱答不理,还故意给我穿小鞋:重活都让我干,吃饭时故意把我的碗打翻。我咬着牙忍了几天,直到赵素梅把她叔叔叫到工地,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这是我男朋友,你们以后不许欺负他!”
从那以后,工友们对我的态度立马变了,二老板也格外照顾我,给我安排了相对轻松的活,还多给我算工钱。
相处久了,我渐渐发现赵素梅的好。她虽然脸上有胎记,却特别善良:知道我没吃过南方的水果,她会省下零花钱给我买香蕉;我干活累得倒头就睡,她会偷偷帮我洗脏衣服;我想家的时候,她会陪着我坐在工地的水泥地上,听我讲村里的事。
我慢慢放下了对她的偏见,也放下了自己的自卑。1983 年春节,我带着赵素梅回了家。爹妈见了她,一开始还有点犹豫,可看到她勤快地帮着做家务,对我爹妈一口一个 “叔”“婶” 地叫着,很快就接纳了她。
后来我们结了婚,日子过得不算富裕,却特别踏实。赵素梅是个过日子的好手,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对我爹妈更是孝顺。几年前,我妈瘫痪在床,吃喝拉撒都不能自理,都是赵素梅守在床边,喂饭、擦身、换尿布,从来没抱怨过一句。
村里人见了我,都羡慕地说:“金海,你真是好福气!娶了这么个贤惠的媳妇!” 每次听到这话,我心里都乐开了花。
现在想想,当年要是没有高考落榜,要是没有赵素梅一路追着我,我可能还是那个自卑又好面子的愣头青。是她,让我明白:真正的幸福,不是考上大学光宗耀祖,而是有一个人,不管你穷富、不管你成败,都愿意陪着你,把日子过成甜的。
如今我和素梅都老了,孩子们也都成家了。每天傍晚,我们都会坐在院子里,看着夕阳落在鲁南平原的田野上,她靠在我肩上,我握着她的手 —— 这辈子,能遇到她,是我最大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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