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文化总监姜妍：走过二十载文化报道路｜媒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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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文化总监姜妍：走过二十载文化报道路

✍整理：易悠扬 孙旺琪

编辑：胡世鑫

姜妍

界面新闻文化组总监。曾于2005年—2016年，在新京报书评周刊工作十一年，历任记者、编辑、统筹编辑、副主编（主管新京报书评微信公众号）。于2016年7月加盟界面文化至今。

代表作品：

《王朔专访｜“痞子就痞子吧，问题是你们了解我吗？”》

姜妍（左）２０１０年和唐诺在香港的合影，摄影：朱天心

这是一位入行20年的资深文化记者的职业生涯回顾。

从都市报鼎盛时的理想激荡，到门户网站崛起时的千帆竞发，再到社交媒体兴起时的挑战与冲击，一直在日更媒体工作的姜妍，深刻体验了媒介载体的每一次更迭——如何在最初没有固定条线的窘境中野蛮生长？如何采取有效方法突破不同类型的采访对象？如何带领团队在新媒体时代重塑文化报道的风格？以及如何面对当下流量竞逐与内容打磨的权衡？

她怀念那个可以有“十多个人做文化报道”的“奢侈”年代，也坦然面对当下文化报道空间剧烈收缩的现实，并尽最大努力为新一代写作者们创造自由生长的空间。在一切都迅疾发展的当下，她仍有着博大而包容的目光，宛如一座沉静的灯塔，在文化的一隅乌托邦守望、远眺。狂风肆虐，洪流滚滚，她依然怀抱着行业的初心，摩挲着纸张的余温，写下属于文化记者的坚守与答案。

以下是姜妍于深度训练营的讲座分享整理，希望她的自述能给有志于文化领域的年轻人以启发与感悟。

我是2005年7月开始在《新京报》文化副刊部实习，9月正式入职，成为一名文化记者。彼时媒体的大环境正处于都市报最鼎盛的时期。全国各地有众多都市报，北京这边可以说是“诸侯割据”。

当时新闻系的学生毕业以后，通常会认为在都市报工作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选择。《新京报》进入北京的都市报市场相对较晚，但它的到来，不仅对北京，甚至对全国的都市报都带来非常大的震撼。它是《光明日报》和南方报业集团联合创办的，拥有优质的资源条件。南方报业的媒体同行在做新闻时非常规范，他们把这种职业规范带给了我们那一代《新京报》的记者，让我们受到系统的训练。与现在相比，那个时代的文化报道环境是非常奢侈的。你很难想象在一个作为主流媒体的都市报里，可以有十多个人专注于文化报道，并且有很多细分的条线。当时《新京报》聚集了许多有理想主义情怀的记者，他们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可以改变世界的，是可以影响到他者的。我们部门里有一个同事从德国留学回来，在飞机上看到《新京报》的创刊词，下了飞机直接拎着行李箱就去报社应聘。他也是《新京报》社歌的词作者之一。这首歌的演唱、录制、制作，全部都是由当时的《新京报》员工一起完成的。它的歌词很振奋人心，但它描述的情境与今天的媒体环境相比，又好像有一种割裂感，仿佛那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时代。

新京报社歌歌词

进入《新京报》工作时，我是被特招留下来的。在没有人离职的情况下，领导为我争取到了一个名额。所以那时我面临的现实问题是——没有固定条线。因此我在前两三年过得非常“辛苦”，尽量不去碰别人的条线，自己能做的大都是动态性的争议性报道，或者是跑口记者跑不过来的一些选题，所以那段时间我的工作内容很杂。

那时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有一个条线，随便什么都可以。但现在回想起来，我又觉得那两三年特别锻炼人。因为这种“杂”，让我的工作范围几乎覆盖了文化报道的每一个领域，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算是比较勤快的记者，编辑派的题，其他记者跑不过来的事情我都去做，不挑活儿，回过头看这些积累会变成一种财富。

当时《新京报》有两个很强的团队，一个是摄影团队，一个是设计团队。大家的工作分工也很清晰明确，在和这两个团队合作的过程里，我从这些同事身上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比如一起外出采访的时候，我会观察摄影记者是如何用图片进行内容表达，是怎么进行作品构思的。和美术编辑一起做版的时候，我也会学习他们的版面思路，比如如何取色，如何安置版面等。

SND获奖作品封面

在纸媒时代，我们采写完成后，大致的出刊的流程是这样的：首先，摄影记者要进行选图和修片；之后图片编辑会根据文字编辑的要求协助进行版面配图的选择；接下来文字编辑会把编辑好的文字和备选图片上传，组版员会进行组版工作，把稿件和图片摆进版式框架；之后美术编辑进行版式设计。报社里还有专门的插画师，如果需要插画配图，我们也会提前和插画师沟通绘制。美编设计好之后，我们会打印校样，同时给部门领导、值班编委以及校对进行审核，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校对在完成三校后，还需要最后提供给校对的总负责老师进行终审，这三个路径的负责人都在版面上签字了，这个版才能定版。我们打磨一个版面的过程是这样，我们打磨一篇稿子的过程也很费时，今天已经很难想象可以这样去磨一个稿子了。在这样的精细化分工下，也诞生了很多很棒的精品。

制图漫画插画奖金奖：辛亥风云版画插图图选

但在新媒体时代，有些东西渐渐消失了。在某种程度上，网络时代让文字的精炼性变差了。我们做版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去抠，因为版面能容纳的字数有限。那个时候记者的提问也非常精简，如果能用八个字说明白，就不会用九个字。可能在现场会进行更多阐述，但放到版面上，只要读者明白我们在问什么就行。

中国话剧百年经典版面

2007年，虽然都市报还处在鼎盛时期，但门户网站背靠资本开始渐渐崛起。那一年，我给王朔做了一次专访，尽管从访问技巧上来说，这篇稿件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但这篇稿子对我来说还是很特别。就像我说的，此前我一直没有固定线口，而这篇报道在社内拿奖之后，确实让我从边缘向中心迈进了一些。

当时王朔已经很久不在公众面前出现了，因为王子文的官司出来发声，几乎所有的文化媒体都想约他的采访。我记得他去了新浪读书的直播间参加了一场活动，我就想看看能不能去现场“逮”到他。我那天心里其实挺胆怯的，因为当天的主持人很多提问都被王朔怼回去了。但去了现场我肯定要试一下，所以活动结束我就找到他，问他能不能接受我的采访，不出意外他拒绝了。我就塞给他了一份《新京报》的书评周刊，还塞了我的名片，我跟他说：“这是我们的报纸，您要是有空可以看一看，假如您有时间，愿意的话，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塞给他的那份报纸，是书评周刊做的一个和城市写作有关的选题，里面有一段是邱华栋批评了王朔。

后来应该是一个周六中午，我手机显示有一个不认识的电话打过来，我接起电话，那头说：“我是王朔，你现在来我家。”于是我在毫无准备，没有任何采访提纲，也几乎没有时间准备的情况下，往他家里赶。我只能在去他家的路上去想要怎么办，我当时的领导也不太放心我自己做，就让我问王朔能不能再带个记者去，王朔回我短信说，“不，就你一人。”

王朔家在顺义，我那时候刚学会开车，路况也不熟，所以就开过了高速的出口，王朔觉得我耗时太久了，还短信问我到哪儿了，我就跟他说，我刚开始开车，手潮。“手潮”是个比较典型的北京话，后来我一见到他，他第一句话就问我说：“你是北京人吧？”我说：“对。”后来我们又聊到我也是军队大院长大的，他就对我特别好，像对自家侄女似的，离开的时候还说“问你爸好！”我是非常感激他的。

做记者，不是只有采访写稿，能磕下采访对象也是很重要的工作组成。我觉得是人都有突破空间，关键是你从哪里突破。让我印象很深的还有我对台湾诗人夏宇的采访。夏宇是我非常喜欢的诗人，2009年我第一次去台北，最后一晚被朋友带着参加了一个有很多文人的聚会，夏宇也在其中，然后朋友就遥遥把夏宇指给我。我很害羞，也没好意思上前跟她打招呼，就那么远远看着她。

时间一晃到了2018年，我去成都方所书店参加活动，发现夏宇也在嘉宾名单上。我就请朋友安排了一个对她的专访。采访是在她参加的活动结束后，我们移动到酒馆的路上，在叫的车子里完成的。她当时让我在刊发之前把稿件给她看一眼，我整理好后发了邮件给她，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并没有她的其他联系方式，邮件断联后，这篇稿子就一直压在我的电脑里面，但我有这么个心念，时不时拿出来看看这篇稿子，希望有一天它有机会被更多人看到。

接着时间到了2023年底，夏宇终于出了一套简体版的诗集。我觉得这似乎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可以重新让采访见刊。我又给夏宇发了邮件，询问是否可以在之前采访的基础上进行补充修订，借着新书出版刊发。结果依然没有回音。我就找到了诗集的出版方“新行思”的工作人员菲比，我把稿件也一同发给了菲比，她和同事看完都觉得访谈做得很好，愿意帮我试试看一起说服夏宇。我当时和菲比说，“请告诉她，我等了她五年”。在今天这样一个什么都要求快速高效的时代，我觉得是这句话把夏宇打动了。之后我开始收到她回复的邮件。在邮件里她也解释了原因：觉得自己当天状态不好，回答得也不满意，所以就一直想“逃避”。我们往来了许多封邮件，形成了最后刊发的定稿。我也是中国大陆第一个采访到她的记者。

夏宇报道刊出后，姜妍发的朋友圈

所以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采访对象，你需要去观察他的状态和他的思维模式是怎样的，然后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情形里去突破他。当然也要尊重他，要在过程中做到这样的平衡。

2008年对我来说也是职业生涯中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当时我工作了差不多三年，去参加一些新书发布会时，我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困惑。那个时代的话语权还是在很多所谓的文学评论家手里，这些人去参加活动的时候，表达上我觉得更多是场面话，非常空洞无趣。如果作为记者只是记录这些内容的话，我会觉得，那我不就变成了一个传声筒，也成为某种利益链条上的一环了吗？我急于想知道，其他地方是不是也是同样的情境，这促成了我决定去参加那一年的香港书展。但是去香港书展的话，报社并不会给我出钱，我就跟我当时的领导说：“你只要放我去就行，钱我自己出，我可以往回写报道。”他就同意了。

我觉得那七天对我来说影响非常大。虽然今天的香港书展已经变了很多，但在当时，它处于两岸三地重要的文化枢纽位置，海内外很多重要的华语创作者都会在那一周聚集到香港。2008年那一届我见到了很多人，有朱天文老师、张大春老师、钟晓阳老师、王德威老师、哈金老师等等，当时我在北京是见不到他们的，但我居然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密集地见了那么多人。那七天除了睡觉和偶尔出去吃个饭，我基本上都是泡在展场里听讲座，给老师们做采访。

2009年，我又自费去了台北书展，那次台北书展刚好开在春节期间，我就是那次在台北第一次见到了夏宇，还见到了非常多其他的文人。从2009年开始，我连续十几年每年都会去台湾，在那边认识了一些生命里很重要的朋友，迅速扩展了自己的视野。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会去思考，原来文化报道不只是一个传声筒，它还可以做更多东西，我再把这些思考得出的东西带回来。

门户网站在这个时期发展得更繁荣，他们背后有资本，所以会很自然地进入到传统媒体里挖人。当时《新京报》有不少人跳去了几大门户网站。资本必然会带来一些人的流动，很多时候介质在发生变化，作为做内容的人需要不断去思考怎么适应这些变化，但同时又不能改变内容传播的核心。

说回到内容的部分，《新京报》前前后后做过很多系列报道，其中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叫“重访文化老人”的系列。因为在创刊初期，书评周刊做过不同领域文化老人的口述史，过了一些年头以后又重新去访问他们，看他们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这个系列里面的稿子大部分是我写的，这也给了我一个很特别地观察老年生活的视角。

我写过文学翻译家傅惟慈老师的稿子。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90岁了，但还是耳聪目明。傅惟慈老师住在北京赵登禹路的一个四合院里，那个小院非常可爱，有各种绿植，他很喜欢邀请我们这些年轻人去家里玩。我做完傅老师的采访，他就拉着我参观他的木质房间，最后他带着我在一张照片前站定，那张照片是德国的一个集中营。他说照片里面的意境当然是不好的，但是照片最上面这句话是一句德语，他就读了出来，翻译过来就是——各得其所。他说人的一生，就是各得其所。

我还采访过出版家沈公也让我印象深刻，他是个很有趣的老头，每天都很开心。我记得那篇文章的标题就叫做他当时还送了我因是子的书，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要送那本书给我，可是前几年我重新拿起来看，却很受益，但他已经不在了。很多事很多人的相遇，当时只道是寻常，但又好像种下一粒种子，等到时机成熟时就会生根发芽。

大概是在2012年的时候，微信公众号开始出现。我当时的部门领导还挺敏锐的，他招了专门的人进来做“新京报书评周刊”的公众号。当时的调性可能更注重趣味性，因为做得早，初期粉丝积累还蛮快的。

彼时很多纸媒出身的传统媒体人对新媒体更多的是排斥的态度。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做报道也辛苦也累，但工作和休息的时间划分还是有的。但是一旦进入到新媒体，进入到那样一个节奏里，时间安排是完全被打乱的。所以在我们最初做公号的同事离开后，大约2013、2014年的时候，部门里的同事都不愿意去接这摊活儿，我就把这个事也接了过来。

也在这个时候，我发现文化报道的从业者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批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20世纪90年代初的记者从国外学成归来，他们很多研究生专业学的是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社会学等，有比较好的知识理论框架，然后又可以把这个体系带入文化评论中，去分析一些现实问题。

我们当时做公号的团队是四个人，两个内容编辑加上一个运营编辑，再加上我。两位内容编辑是伍勤和黄月，运营编辑是马培杰，伍勤从英国留学回来，理论框架比较强，黄月曾经是报社的图片编辑，我看了她微博觉得文字非常有特点，就问她想不想转来做文字编辑，培杰是现在新京报书评的主编。现在回想我们当时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因为公号一年到头也不停更，两个编辑一人一周负责三天内容，周末有一天的内容是培杰负责，但不是说隔天就可以休息，还要继续备稿想选题。有时候为了一个标题，我们会讨论好久。我们全年无休地去做这样一件事，也一起打下了后来书评公号的调性。

其实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们这些人参与到了文化报道的转型变化中，我只是会去想，在发生一个社会议题时，他们有这样一种新的解读角度，也挺好的。客观地讲，一些比较好的切入角度也带来了较高的流量。我今天回过头看才明白，原来当时我们是在一种共同参与的状态里，产生了一种共创性的，甚至是某种文化报道结构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今天依然在发挥作用，这还挺有意思的。但相对来说比较遗憾的是，我们的报道空间确实不如当年了，我们的表达方式、表达观点也不可能再像当时那么尖锐了。

书评公众号在我们手里做到大概50多万的粉丝后，出现了一些我没有办法选择的事情。于是我在2016年离开了《新京报》，这个我工作了11年的地方，也是我无比感激的地方，我在这里受到了非常系统的行业训练。

我离开《新京报》的时候，界面只是我的选择之一。我有机会去当时很流行的知识付费领域，也有头部出版公司想找我做品牌宣传，而且待遇都比机构媒体要好。但我最后还是选择了留在机构媒体里面。培养一个文化领域的成熟记者和编辑是需要挺久的时间的，我内心也多少有点割舍不下吧。另外我也想试试看，有没有可能把一个事情从零到一给做起来。

当时黄月跟我一起去了界面文化，伍勤选择了澎湃思想市场，培杰留在了《新京报》，我们四个人就拆开了，但回想起来大家一起铆足劲做事情的那段时光是非常珍贵的。

界面文化在北京和上海都有组员，当然当时还不叫界面文化，是我们决定做公号以后才定的名字，找朋友专门设计了logo。我和黄月刚来就自费去了上海，跟上海的组员面对面聊了一次。当时上海有三个人，林子人、董子琪和程衍樑。子人算是跨组，最早编制还不在文化这边。北京这边是有刘溜和武靖雅，然后我觉得社科这边还需要补个人进来，张之琪刚好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前又在新京报实习过，我就非常恳切地希望她可以来，当时给她发了很长的一段邀请，她最终被打动了，这大概是界面文化最早的一个初始团队。在这之前界面新闻也有文化组，但没有合力去打造一个品牌。

为了建立品牌知名度，我们开始策划系列性的报道。我们做过一个系列叫“野生作家”，还比较有影响力，后来出了书。这个概念是我想出来的，指的是不在体制内拿钱，需要一边写作一边在现实生活里做一些其他工作供养自己写作的书写者。还有“90年代”系列是我们策划的所有系列里最难写的一个，可以说推行得非常艰难，需要大量的采访和翻阅资料，但这个系列里有几篇稿子让我印象深刻，比如赵蕴娴写的下岗潮，林子人写的商品房。

我也一直在思考，到底要把界面文化做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现在回过头看，我会觉得它其实是自然生长出来的。我尽量去尊重每一个记者的性格和感兴趣的领域，我很在意“他到底在关注什么”。肯定是基于兴趣，才能一直往下走，才能做出好的稿件。我想要给大家创造这样一个空间。

但同时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文化报道的整体收缩，这两三年疫情以后的经济下行期尤其明显。首先文化是一个比较难产生直接效益的报道领域，其次做媒体不可能不去考虑传播这件事，所以只是去做每个人兴趣范围内的稿件是很难的。人生很多时候是找寻一种平衡，我既要考虑到平台需求，也要考虑到记者个体需求，还有读者的需求。

还有一个变化是，在纸媒时代，你离读者是没有那么近的，那时读者画像还没那么清晰，具有模糊性。我们那个时代的记者很多报道线索是源自报社的爆料热线。所以早期我们是需要去找读者的，比如《新京报》有几年要求所有采编人员上报亭卖报纸，让我们感受和建立读者画像。现在是反过来了，公号后台数据好精确，包括年龄、性别、地域等等。而且现在的即时反馈好快啊，那么迅猛，有时候我都想保持、拉开一点距离。

模糊性的好处在于，你离流量没有那么近，有一些你觉得真正好的东西、你想传递的价值，可以夹在里面去做出来，不用去想假如流量不好怎么办。因为一份报纸卖得好的时候，你可能也说不清到底是里面哪些报道带来了销量。

另外，那时的书评编辑有时候是可以反向影响行业的。好的书评编辑每周都会去逛书店，不只是被出版社“投喂”，也会自己去找什么书是值得做的。比如说《斯通纳》这本书，本来并不是出版方的重点书，但我的前同事涂志刚看完非常喜欢，我们专门做了这本书的专题，把这本书的销量带得还蛮高的。

现在好像是一个好东西在不断消逝的年代。你看似有很多选择权，其实没有，我们经常处在被营销的状态。我们可以反思一下，很多时候我们对书的了解是来自“投喂”呢，还是自己在书店里面发现了这本书是真的好、值得做呢。

最近有一本卖得很好的书，是刘楚昕的《泥潭》。因为他在漓江文学奖上说自己初恋女友去世的那个视频出圈了。有网站看到了这个热点，就跟漓江出版社签了独家合作，买了非常多流量去推这个视频，不断地让它被看到。现在很多书卖得好是因为它喂到了你嘴边，你也就张开嘴把它吃下去了。这和我们当年很多时候是自主选择地去看书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而好的文化记者的养成，其实需要更丰富的营养。不管是你接触到的好的老师对你的善待和言传身教，还是一些好的选题，甚至有的时候不是因为流量，而是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有趣的。我记得有段时间我对古村落保护很感兴趣，当时我就去采访了清华乡建所的学者，比如陈志华老师、李秋香老师、楼庆西老师等等。而今天好像很难给记者像这样的空间去养成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做文化报道这些年，我很幸运见过很多很好的人。很多上一代的人，他们非常有趣、很有风骨。像叶嘉莹老师、齐邦媛老师、痖弦老师、西西老师等等，我都采访过，他们现在也都已经过世了。就像孟子讲的“集义养气”，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形成了一个场域，进而滋养了更多的人，带动了一个星光熠熠的时代。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朱天文老师、朱天心老师和唐诺老师，我很幸运有十几年的时间每年去台北跟在他们身边，极大地打开了眼界，更重要的是德行的培养和建立。

姜妍（右）与朱天心在台北

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有时候会调侃我说，“文化记者很有文化。”我也会用阿城的话调侃回去。阿老以前说过，什么叫文化呢？文化对应的是武化，是人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这不在于你读了多少书，很多人读了很多书，不代表有文化，还是停留在名相概念里面，面对实际问题的时候、面对他者的时候依然尖酸刻薄，依然没办法理解他者；可能一个居委会的阿姨没读过多少书，但人家解决问题是妥帖的是柔和的，人家就是有文化的。

回望这二十年的从业经历，我会觉得进入文化报道这个领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偶然进入这个领域，是生活选择了我，我随顺了生活，但一路风景还蛮好的。并不是说所有人都要去做文化领域的报道，这一路一直有人加入也有人离开，我都能理解每个人的选择。回过头我觉得能一路一直在这个领域也是一件蛮奢侈的事情，需要很多条件具足。我想说的是，不管大家未来做什么，或者是不是从事这个行业，都希望每个人努力去成为一个善良、温暖的人。希望我们都能各得其所。

Q ：你采写过很多公众人物，他们也可能接受了不少其他媒体的采访，那你一般会怎么找新的切入点？

A ：这是我们记者经常会思考的问题。有时候你确实会想要去规避一些常见的问题，但这种规避也是一种积累，关键在于你对采访对象的熟悉程度。你能不能看出来作者背后到底想说的是什么，能不能把真正的核心给拎出来，这需要你见人之所未见。如果你一直很实打实地只在文本层面去问，就很难进入到更深的东西。这需要你在实践中慢慢去思考、去寻找。

我一开始做采访的时候还会看采访提纲，但到后面就完全脱离提纲了。我会把采访提纲的内容都装在脑子里，不一定要把提纲上的问题都问完，而是看我能不能把其中两三个我觉得有意思的点问透。我觉得只有这样，稿子才会好看。但每个采访对象都不一样，比如文化类的采访对象相对来说表达欲会强一点，但像网球选手李娜这样的采访对象，她的回答可能比你的提问还短。这种情况下，更多时候要调动你的思考去快速匹配，不能让中间有留白。面对不同采访对象，需要调动的东西可能又不一样，这也是要在实践中自己去摸索的。

我还有一个经验：如果一个作家来中国，一天内给他安排了好几个专访，我的建议是，作为记者，尽量去争取第一个。越靠前，你可能得到的东西会越多。

Q ：你提到说在行业中做久了会形成自己独特的判断，而不只是聚焦于文本本身。能否请你举个例子？

A ：我主要讲的是在寻找切入点这一方面。比如我去年给薛茗写的《77街的神龛》这本书的评论 。这本书的核心讲的是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也包括博物馆行业的状态。但我觉得这些东西只是一个载体，薛茗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人类与万物的相处之道，即我们要时刻保持谨慎、自省和谦卑。这是字里行间一直在透露，但没有在明面上提到的。我在文章里把这条暗线拎成了一条明线，直接写出来了。后来我们俩也因为这本书成了朋友，前阵子见面时，她也说其实我拎出来的就是她真实要表达的。

Q ：我在阅读文化报道过程中会遇到一些深奥的点无法理解，应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A ：台湾作家唐诺老师以前讲过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样去看待、理解你不理解的东西。因为很容易出现一种情况：如果他写的东西是我理解不了的，会不会是他写得不够好呢？比如说我觉得朱天文老师的《巫言》是一本非常棒的小说，但它因为难理解，所以得到的评价并不高。我刚开始也有点读不懂，后来有一天重读时，突然觉得写得真好。所以如果当下读不懂的话，那可能只是还没到能理解的水平，你可以选择先放一放，后面再去重读。重读其实很重要，我自己每年都会有重读的书。

唐诺老师也讲过，有些作家在某个时期的作品会被认为是失败之作，尤其是在他们晚年的作品，比如托尔斯泰的《复活》。但有没有可能不是他的创作不好，而是我们跟不上他的步伐呢？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谦卑的思考状态，考虑事物的复杂性。在这个过程中，你总会进步的。认真生活、认真阅读的人，一定会一直往前走的，你对所有东西的理解也肯定会越来越开阔。

千万不要总是想着去提炼知识点。很多东西不是点对点的，而是感受型的。建立这种感受的过程也是建立鉴赏力的过程，是没有办法高效达成的。它是和你的生命经验、阅读和体验捆绑在一起的，所以顺其自然吧。如果你想要高效、实用的东西，那它就不是文化层面的。文化最后给你带来的其实是一种慢慢积累起来的鉴赏力。

Q ：如果遇到自己不感兴趣的书，或是不认同其书中观念的作者，对工作进度和心态会有什么影响吗？有什么调整的方法吗？

A ：现在，如果遇到自己不感兴趣的书，我可以选择不做，我也不太会去写自己兴趣不大的书了，但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包容的心态。我不会天然地认为自己的判断都是对的，遇到不理解的情况也会习惯性先反思一下是不是自己哪里不懂。

其实年龄越大，见过的东西越多，就会有更复杂的思维和思考，不太会轻易地下判断，尤其是不会下那种单因单果的判断。比如，不能认为某些流行文化就是不对的，它的存在必然是有它的原因和背景的。我们以前在《新京报》也会去分析《狼图腾》这本书为什么会卖得这么好，或者《甄嬛传》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看，尽可能不去产生高低评判。我很喜欢唐诺老师在《我播种黄金》里的一段话——“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却得在这个正确转向真理时，硬生生在最后一刻刹住如惊醒，一次又一次这样，直到这成为一个信念、一种习惯；回想起自己生而为人的种种限制，回到难以穷尽的广阔现实世界。”

但是，书确实有好坏之分，不过那种判断是基于你的鉴赏力得到了提升以后。比如我做了很多年的文学记者，也有了一定的对书的鉴赏力，觉得实在写得不好就不做了。

Q ：你提到可能现在记者写某本书，是出版社的营销编辑联系才去写的。作为读者，有时候也会观察到某一时期对某本书的报道出现得特别多，会感到疲惫。好奇老师们会对做这样的现象感到疲惫吗？

A ：现在出版行业整体下滑非常厉害，一些头部的出版公司可能也都要下滑30%左右，我们媒体有时候也很难。记者报题时，我可能会建议要想想可以怎么跟现在的热点结合。现在单纯做一本书的空间已经越来越窄，做长期的静态选题都很难。现在我的思考逻辑都是怎么让这个报道更出圈。

我理想中的好的报道，是可以像《巴黎评论》那样，一次花两三个小时去采访文学领域的人，通过反复的采访，呈现他最好的面貌，把报道做深做透。但现实不是这样的，在经济下行期，我必须做这种平衡，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我才说文化报道是很奢侈的。但倒也不是说营销编辑推荐的书就不好，记者需要有一定的辨识度和鉴赏力，看能不能在他们推荐的书里面发现值得做的选题。我会觉得今天的记者也比较辛苦的地方在于，他们已经要做那么多动态性的东西了，怎么还能给他们压力，让他们再去挖掘呢，我也会于心不忍。

Q ：你在媒体工作这么久，前面也提到如今媒体环境变化太快，为什么还想要留在这里？

A ：因为我不会做别的事。我刚工作的时候，采访过吴晓波老师。我记得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能够坚持做一件事20年，你就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所以我今天能够稍微有一点底气地站出来说话，真的是因为我已经做满20年了。当然，在媒体行业这种现象很奢侈，尤其是做文化报道。人生就是“求仁得仁”吧，你要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如果你要的是名利场上的东西，那一直做文化报道可能会有难度。但如果你想要精神富足感，文化报道还是可以给你的。所以得想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反正我还好，我过日子比较简单，一箪食一瓢饮也能过。

Q ：对于做文化报道的记者，你会看重他们身上的哪些特质呢？如果想要做文化报道或成为文化记者，需要做哪些准备和积累呢？

A ：我最看重的是一个人的“愿”。佛教里有个概念叫“信愿行”：你相信，你愿意去做，最后落到你的行为上。这三个东西最后构成的核心就是你的生命走向。所以我其实会综合地看他有多想做这个事情。通常我会收到很多实习或应聘的邮件，我会比较看重他们的自荐信。自荐信里能看出很多东西，包括这个人的文本能力、做一件事的认真程度、愿景等等。我每次选记者时，不一定选知识积累最高的，但我可能会选最想去做这个事情的人。

我当年是在没有任何准备和积累的情况下去做文化报道的，是被反向选择的。我其实学的是商业新闻，后来想做体育报道，完全没有打算做文化报道，所以我的积累真的是来自工作。我给你的建议是，假如你有文化领域的知识积累，会有非常好的辅助作用，但不管你做什么领域的新闻，除了要有行业积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新闻属性。

为什么我在没有文化领域知识积累的情况下被我的领导留下，就是因为我的新闻属性非常强，这是我在做其他报道领域实习时积累下来的能力。当时正式的文化记者搞不定的采访对象，我作为实习生搞定了好几个。如果我现在部门里有一个实习生没有文化领域的知识积累，但他的突破能力特别强，他能够搞定很多特别难搞的采访对象，我也会想留他。

Q ：你会建议想要进入文化报道领域的年轻人们怎么积累自己的文化敏感度，比如说建立认知框架，在日常生活中发掘能够写的文化议题呢？

A ：我觉得在这些方面，我们这一代记者是不如新一代的。当前媒体记者的知识储备水平发生了非常大的提升。我们这一代大部分读完新闻本科就出来工作了，很多东西都是在工作后才搭建起来的。现在的记者学历普遍比较高，他们在读书过程中的训练就已经在搭建思维框架了。我是很羡慕这些年轻一代的记者能有这么好的文化理论基础的。

但后来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第一个是，很多理论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问题。第二个是，有时候理论和实践也不完全对称。当我们实打实地实践以后才发现，实践和经验是很珍贵的，有些理论和实践是脱节和有差别的，只有理论有时候会出现空对空的状况。所以我经常会鼓励记者还是要多做一些采访，去跟真正了解这个事情的人打交道。我还是觉得实习很重要，而且如果你能在这个过程中接触到对你比较没有保留的实习导师，同时你自己的悟性也比较好的话，你学习和领悟到的东西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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