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破祖制

清朝刚建国那时候，老祖宗们心里很清楚，明朝就是因为皇室贪腐、官员送礼成风，最后才垮了台。所以顺治爷一登基，就立下条死规矩：皇室子弟、后宫嫔妃，谁也不能收大臣的一针一线。

康熙年间，有个江南织造，想给太子胤礽送几匹上好的云锦，还偷偷裹了两盒珍珠。这事没瞒几天就被康熙知道了，当即下旨把那织造革了职，押到京城问罪，最后流放到宁古塔苦寒之地。连太子身边的太监凌普（内务府总管，太子亲信），也因为帮着传话，被杖责八十，扔到内务府做苦役。那时候宫里上下谁都不敢逾矩，连皇后过生日，大臣们最多递个贺表，谁敢送金银珠宝，那就是跟自己的脑袋过不去。

可规矩这东西，最怕时间磨。

到了乾隆后期，风气就慢慢松了。虽说还没人敢明着送厚礼，但架不住有人会“拐弯抹角”。比如有个巡抚想求乾隆赏个肥差，知道直接送钱会被骂，就琢磨着乾隆喜欢字画，特意花了半年时间，从民间收了一幅董其昌的真迹，再找个由头，说是“给皇上进献古籍，顺带发现这幅字画，想着皇上爱赏玩，就一并带来了”。乾隆见了字画高兴，这事也就过去了。但那时候毕竟还有底线，要是有人敢送黄金白银，一旦被参劾，照样得掉脑袋。

比如嘉庆初年，两广总督朱珪给和珅送了一万两银子，想谋个更稳固的总督职位，后来和珅倒台，这事被翻出来，朱珪不仅被革职抄家，还被判了斩监候，最后虽免了死罪，却一辈子圈在牢里。

真正把这规矩彻底踩在脚下的，还是慈禧老佛爷。

1900年8月15日凌晨，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带着光绪皇帝，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就从西华门仓皇出逃。

那时候的慈禧，哪还有半点“老佛爷”的架子？头发来不及梳，用一根蓝布带子扎着；身上穿的是宫女的蓝布衫，脚上蹬着一双素面布鞋；光绪皇帝更惨，穿的是件黑布袍，连袜子都破了个洞。一路上别说山珍海味，能有口热饭吃都难。

有天晚上，他们逃到河北怀来县，县令吴永听说太后和皇上到了，赶紧带着人去接。那时候怀来县也遭了兵灾，县城里没什么好东西，吴永只能把自己家里仅有的一碗小米粥、几个煮鸡蛋端给慈禧。

慈禧捧着热粥，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一边喝一边说：“我这辈子没受过这种苦，你能有这份心，真是难得。”

后来吴永因为这碗粥，被慈禧提拔为直隶候补道，成了亲信。

就这样颠沛流离了70多天，慈禧终于到了西安。西安虽说也不富裕，但比一路上的荒村野店强多了。各地的达官显贵一听说太后到了西安，赶紧带着东西来“慰问”。

两江总督刘坤一，从南京运了整整十车东西，有江南的绸缎、西湖的龙井、苏州的糕点，还有从上海洋行里买的钟表；湖广总督张之洞，送的是古玩字画，光宣德炉就送了三个，还有一幅沈周的山水画；就连陕西当地的盐商，也凑钱买了两箱金银珠宝，托陕西巡抚送过去。

慈禧见了这些东西，哪还记得一路上的苦？之前还说“不能坏了祖制”，可面对满屋子的宝贝，早就把祖制抛到九霄云外了。她不仅照单全收，还特意让人把送礼的名单记下来，谁送的东西多、送得合她心意，就给谁升官。

比如有个山西票号的老板，送了五十万两白银，还特意打造了一套金餐具，慈禧当即下旨，让这个老板的儿子捐了个知府职位，不用考试就能当官。

最荒唐的是西安当地一个女眷，她是陕西盐商王元宝之妻。王家靠漕运发家，家里有的是钱。她听说慈禧在西安的行宫简陋，特意让人从四川采办“百年楠木”，请苏州工匠雕了“百鸟朝凤”图案的门板，耗时三月才完工，一扇门板就值几万两银子，连凤凰的羽毛都看得清清楚楚。

慈禧见了这两扇门板，喜欢得不得了，可那时候没有“女干部”编制，没法给她升官，就干脆认她做了干女儿，还赏了她一个“二品诰命夫人”的头衔（后来这两扇门板随驾运回北京，安置在颐和园乐寿堂）。

这下大家都看明白了：原来送对了礼，不仅能升官，还能跟太后攀亲戚！于是各地官员都疯了似的筹款办货，往西安送东西。那时候八国联军还在京城烧杀抢掠，老百姓流离失所，可西安慈禧的住处，天天人来车往，送东西的马车排了好几里地，跟赶大集似的。

有个官员后来在日记里写：“那时候谁还管什么国家安危，大家都想着怎么找稀罕东西送给太后，好谋个一官半职。”

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局势稍微稳定了些。同年11月4日（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慈禧带着从西安收来的金银珠宝、古玩字画，浩浩荡荡地往北京回。据说光是装财物的大车，就有近两千辆（《清史稿·德宗本纪》载“行李车千余辆”），从西安一直排到河南，走了整整三个月才到北京。

1902年1月8日，慈禧的銮驾进了永定门，街上的老百姓见了，还以为是太后“御驾亲征”打了胜仗，带着战利品回来了，谁知道那些“战利品”，全是官员们送的礼。 回到北京后，慈禧收礼的风气不仅没停，反而成了“潜规则”。各地官员进京述职，要是不带着厚礼去见太后，那基本就是白来一趟。

可慈禧也知道，老这么明着收礼，难免有人说闲话。于是有一天，她特意把荣庆和瞿鸿禨两位大臣叫到宫里开会。

荣庆是蒙古旗人，刚到中央没多久，为人还算清廉，不懂官场的弯弯绕；瞿鸿禨是湖南人，科举出身，在宫里混了几十年，最会揣摩慈禧的心思（他在日记里曾写“太后虽言‘革弊’，实重‘体面’，凡涉其私好者，不可直言反对”），当时任军机大臣，是慈禧的亲信。

慈禧坐在炕上，手里捏着个佛珠，慢悠悠地说：“我和皇上西巡那阵子，生死难卜，多亏了各地官员带着吃的喝的来慰问。我知道有祖制在，不该收那些东西，可那时候连吃饭都成问题，人家大老远跑过来，我也不忍心推辞。现在国家正是难的时候，咱们得励精图治，才能有中兴的希望。我琢磨着，以后各省进京，就别再带东西了，要是有人违反，该批评的批评，该制止的制止。今天找你们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看这样好不好？”

荣庆一听，心里特别高兴，赶紧跪下磕头，说：“太后圣明！这规矩早就该立了，这样既能节省开支，又能让官员们专心办事，真是太好了……”

他话还没说完，瞿鸿禨就在旁边悄悄拽了他一把，然后接过话茬，脸上堆着笑说：“太后这个决定，真是体恤百官！这对各地干部来说，既是教育也是关怀，大家肯定会更努力工作，上下一心，再创辉煌。”

说到这儿，瞿鸿禨话锋一转，语气变得特别诚恳：“不过太后，臣有句话想说。各地官员带来的，其实都是些土特产，根本不值几个钱，比如江南的茶叶、广东的荔枝，都是些寻常东西，这点小事您还挂在心上，真是太为百官着想了。按古代的制度，地方官进京见皇上，本来就该带些礼物，这是规矩。现在下面的官员常来京城，一是因为突发事件多，不亲自来请示报告，容易误大事；二是大家对太后感情深厚，想过来看看您；三呢，这也是中央权威的体现啊。至于那些土特产，不过是顺带的，东西不多，是人家的一片心意。您想啊，老百姓走亲戚还带只老母鸡呢，官员们来看您，带点土特产，不也是人之常情嘛。现在国家大事这么多，比如跟洋人谈判、整顿军队，哪还有功夫管这点小事？依臣看，不如先放放，等局势稳定了再商量也不晚。”

慈禧听着瞿鸿禨的话，脸上慢慢露出笑容，手里的佛珠也停了下来，最后浅浅一笑，没吭声，只说了句“散会吧”。

刚走出宫门，荣庆就拉着瞿鸿禨的袖子，埋怨道：“太后明明是想改了这收礼的规矩，这是好事啊，你怎么还唱反调呢？”

瞿鸿禨拍了拍荣庆的肩膀，笑着说：“老弟啊，你还是太年轻，刚到中央不懂这里的门道。在领导面前说话，可得想清楚了再说，一句话说错，前途就没了。老话说‘在什么山唱什么歌’，你得琢磨透领导的心思。太后要是真不想收礼，还用得着跟咱们商量吗？她要是真想改规矩，直接下道圣旨就行了，哪会问咱们的意见？她这么说，不过是想听听咱们的态度，看看谁跟她一条心。你想想，她收礼收得那么开心，怎么可能真的停下来？”

荣庆这才恍然大悟。

后来他照着瞿鸿禨的“教导”，在宫里说话办事越来越谨慎，官运也越来越亨通：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任刑部尚书，后来又掌户部、礼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还进了军机处；不过荣庆性格耿直，后期跟袁世凯不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慈禧死后，很快就被排挤出了军机处。

可好景不长，1908年慈禧病死，三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大清王朝也跟着完了。

清初的皇帝们，明明知道腐败会亡国，特意立下规矩，用严刑峻法来约束皇室和官员，可到了晚清，就因为慈禧一个人破了例，整个官场就跟着烂了。

慈禧收礼，看似是“补偿自己逃难的苦”，实则是把祖宗定下的规矩当成了摆设；瞿鸿禨顺着慈禧的心思说话，看似是“懂官场规矩”，实则是为了自己的乌纱帽，把国家安危抛到了脑后；那些各地官员送礼，看似是“慰问太后”，实则是借着这个由头，谋官谋利。

就像家里的大门，要是主人自己先把门锁拆了，小偷自然就会蜂拥而入。制度这东西，最怕当家人自己先破坏。清初的时候，皇帝带头守规矩，大臣们谁敢乱来？可到了慈禧这里，她自己先明着收礼，下面的人自然就有样学样，你送我也送，最后整个官场乌烟瘴气，国家不亡才怪。

规矩最怕的就是开头，当家人自己先坏了规矩，下面的人正好顺杆爬。瞿鸿禨这样的官场老手，早就把上头的心思摸透了，既然你慈禧都这个做派，我们何不跟着捞一把？上下一起捞，直到把这个江山捞空为止。至于老祖宗当年打天下流的血，谁还顾得上心疼！

权力天生就想冲破制度的牢笼，而人性的趋利倾向又总在蚕食责任感。怎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怎么约束人性的弱点？怎么让好的制度不折不扣地执行下去？这恐怕是千百年来治国理政最难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