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有效益投资的着眼点和着力点

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是指通过投资的需求转化、方式转变、结构转型、动力转换，促进资金节约与合理使用，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新优势，并能够获得合理财务回报和综合效益，给经济和社会带来更多贡献和成效的资本形成过程，是实现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结构深度转型升级、民生福祉极大改善、主体活力充分迸发的过程。

图/中经视觉

扩大有效益的投资的重大意义

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有利于稳增长调结构促发展。有效益的投资能将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更高效地组合，驱动经济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投资短板领域、新兴产业，能够创造新的、更高质量的供给，满足并引领消费升级需求，解决供需错配和资金错配问题。在民生、环保、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投资，能改善社会福利、提升人力资本、优化生态环境，带来显著社会效益。

二是畅通资本循环的基础条件，有利于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认为，产业资本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职能形式，实现价值的增值。没有投资的有力保障与循环接续，资本循环就会出现堵点断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能够带动优质生产要素向高效能产业、企业和区域流动、汇聚，实现消费与投资的相互促进，存量资产与增量投资的统筹联动，债务与增长的良性循环。

三是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动力源泉，有利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当前，已经进入推动核心领域改革的纵深突破期，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对方式转变、结构转型、动能转换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识别、优选作用，完善投资的利益导向和资源配置功能；要让投资者保持足够的信心，有创新创业意愿，有稳定的预期；要保障投资者的权益，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是对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一次重要推动。

四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增强回报观念和债务约束。一段时期以来，受体制和政策因素的影响，某些经营主体忽视投资的基本规律，盲目扩大投资规模，导致投资效益下降，带来系统性风险隐患。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有利于建立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全新投资理念，让投资者的行为和决策符合市场经济基本规律要求，让投资者更多关注市场需求、合理回报和债务可持续性，从根源上减少低效和无效投资。

新时期扩大有效益的投资的内涵拓展

投资效益是投资成本与其经济收益的比较。如果投资的成本较低，但产生的收益较大，则可以视为投资更有效益，反之则是投资低效益甚至无效益。有效益的投资就是用较少的资本要素占用和消耗，给经济和社会带来更多贡献和成效的资本形成过程。新时期面临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及其政策诉求，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内涵更加丰富，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明确为谁投资、投资什么、如何投资的问题。

一是投资有需求。当前，我国仍有一些企业技术工艺水平较低，产品档次和质量不高，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任务较重。光伏、储能、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出现地区间无序布局和同质化竞争现象。医疗健康、养老、文化旅游等领域的服务体系不健全，难以满足品质化、多样化需求。要强调投资的“适应性”，根据市场需求和结构升级需要优化投资结构，减少盲目性和重复性，避免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

二是投资有回报。增量资本产出率越高说明投资效益越低，2008年，我国增量资本产出率为2.84，到2024年已经上升到6.05。企业资产利润率反映投资收益水平，2010年，全国企业资产利润率8.9%，2015年降至6.4%，2024年只有3.3%，下降明显。2024年，中国18家主流车企总利润不到丰田一家公司的40%，新能源车企也普遍亏损。要重视投资的“收益性”，在算好经济账的同时，也要算好综合账。

三是投资有获得感。我国进行了长时期、高强度的投资，但是，有些投资并未全用到最紧迫、最关键的国家战略和基础民生领域。表面光鲜、用途不大的形象工程，过度超前、闲置冗余的基础设施，贪大求洋、富丽堂皇的文体场馆，这些投资事实上挤占了基本民生保障投入，与人民群众现实需要相距甚远。要坚持投资的“人民性”，不求“高大上”，而要接地气，增强投资在稳定基本民生、增加就业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四是投资有约束。与G20国家或主要发展中国家比较，我国政府负债率并不低。加之土地财政融资模式难以为继，未来政府债务融资的约束明显增强。要关注投资的“风险性”，充分考虑债务等约束条件，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顾长远、可持续。

扩大有效益的投资的基本路径

投资着力点由“硬投资”转向“软建设”。“以人为中心”的投资是将人置于投资决策及其行为和活动的中心地位，是将人的需求、利益和权利置于投资行为的首位。这与追求物质财富增加，热衷于建设大广场、大草坪、景观大道、豪华写字楼的“以物为中心”的投资迥然不同。而后者不是扩大有效益的投资的追求和发展方向。未来“以人为中心”的投资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满足投资者的合理回报作为核心要素考虑，更加关注人的生活品质的提高，不断拓展企业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增强老百姓在收入增加和消费升级方面的获得感，增强企业在营商环境改善和利润提升方面的获得感。

消费率上升和投资率下降改变需求结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长期保持高投资的国家。当前，随着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地缘政治冲突等带来的外需增长不确定性增加，投资率过高产生的矛盾和问题明显的暴露出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问题日渐突出，人口抚养比上升，储蓄率呈下降态势，成为投资率下降的主要因素。另外，由于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更加注重人力资本和研发等软投入，对投资的依赖程度较以往工业化阶段降低。2024年，我国投资率达到40.6%，与高峰时期相比已经下降了近7个百分点，符合上述趋势。消费率的上升有助于从内需结构优化的角度支持有效益的投资的增长。

投资对供需两端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强化。当前，面临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的困局，投资在供需两端的作用相互掣肘。也就是说，在需求端扩大投资规模，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可能加重产能过剩；而在供给端压缩传统产能，会迫使相关产业收缩，可能加剧需求不足。因此，未来投资必须作出谨慎权衡，一方面，需要持续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发挥投资在应对重大冲击时的重要调控功能，熨平经济周期波动；另一方面，又要发挥好投资在优化供给结构中的关键作用，把有限资金用于解决科技短板问题和民生的关键领域，重在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效益，避免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产生新的过剩和浪费。

科技创新和结构升级的重要性提升。未来有效益的投资扩张要把握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基本趋势，通过科技创新投资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发展壮大，通过前沿性、颠覆性技术的成熟和扩散，促进经济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释放出更大的投资新动能。与此同时，自动驾驶、“黑灯工厂”、无人机送货等方面的投资，也对劳动力产生了显著的替代效应，重复性高、规则性强和技能低的就业岗位面临替代窘境。同时，也将推动新兴技术领域的教育和培训投资的增加，促进跨学科教育，培养具备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政府将通过政策和资金支持，推动创新型企业和项目的发展，拓展更多与AI相关的新兴岗位。

存量资产功能活化和高效利用的要求提升。经过长期大规模的投资，我国形成了数额庞大的固定资产，不少资产具有稳定的现金流或回报潜力，而且随着网络化、数字化、融合化水平的提高，存量资产的品质不断提升，更容易通过市场方式盘活。可以根据基础设施准公益性、较强的外部性，以及网络化、区域化投资的特性，结合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布局要求，实施基础设施和生态保护导向的开发模式。可以改变产业园区、老旧厂房等用途，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可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相结合，与旅游、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形成多功能开发和再利用模式。

适应人口流动及其变化趋势的投资需求增加。近年来，我国人口流动的格局加速转变，跨区域看，人口向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集聚，在地区内部，中小城市、农村人口向中心城市流动。与此同时，一些人口流出城市的经济和人口承载力减弱，人口收缩明显。国家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未来有效益的投资也将随人口流动向城市群、都市圈、国家和区域中心城市、县城等重点区域集中；与此同时，城市人口将向中心城区集中，促进城市更新、环境治理、功能提升的投资增加。因此，必须构建起跨区域的合理分担机制，落实“人地钱”挂钩政策，在预算资金和土地指标安排上向吸纳转移人口落户数量较多地区倾斜，从而提升要素资源配置的效率。

扩大有效益的投资的政策建议

打造有效益的投资的活力空间。一是为经营主体松绑，突破条条框框，激发民间主体活力，打通制约民间投资的制度性痛点堵点，提高民营经济在资源要素、内需市场等方面的占比及获得的均等化水平，增强经营主体创新创业意愿。二是为地方政府松绑，鼓励地方政府敢为天下先，大胆地实践，大胆地尝试。改革的模式、路径不设统一的模板，允许基层政府探索适合本地需要的自选动作。在组织制度上给予改革者有力的保障，对改革创新未能实现预期目标的，依法免除相关责任。

筑牢扩大有效益的投资的民意基础。一是以公众利益为本。减少项目选择中的长官意识，根据公众的需求意愿，确定各种政府投资的优先顺序；针对民众收入减少、更加依赖低价公共设施的现实，在削减政府新增投资的同时，维持或增加公用事业运营补助。二是从细微之处着眼。多元参与有利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效应，平衡复杂利益诉求，实现投资的多重价值。畅通政策渠道和路径，推动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居民多方参与的形式、流程、权责等制度化，让更多的主体参与到项目中。

明确扩大有效益的投资的市场信号。一是促进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落实“人地钱”挂钩政策，推动土地指标和中央及省级补助资金向人口流入、产业集聚的区域倾斜。二是健全稳定的投资回报机制，理顺市政公用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形成机制，制定合理的价格，使经营者能够补偿合理成本、取得合理收益。三是全面清理废止先征后返、财政奖励或补贴、土地出让收入等招商引资优惠政策，避免招商引资的恶性竞争。

健全扩大有效益的投资的项目管理。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进行优先序选择。系统分析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和维护各环节涉及的因素，准确识别和管控风险，择优提出项目建设实施方案。坚持先评估后决策，广泛听取专家意见，做好多方案、多维度的论证研究。通过事前绩效评估、事中绩效运行监控、事后绩效评价与结果应用，确保项目执行可查、可控和资金使用有理、有效。

增强扩大有效益的投资的责任约束。一是实行政府重大项目决策听证和公示制度，实施重大政府投资决策失误行为的行政问责制度。二是完善政府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扩大禁止和限制投资目录，压缩华而不实和非紧迫性政府项目。三是在重债地区的考核指标体系中，减少GDP、投资等指标权重，加大投资效益、防风化债指标及权重。四是从政策激励、法律规范、社会监督等方面，推动各类所有制企业履行好社会责任，回报、服务和贡献社会。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刘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