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素寸心

本文图片均为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馆藏书信。董嘉程摄

　　家书的历史几乎与文字同步。早在数千年前古巴比伦与古埃及的泥板与纸草上，就已发现了家书的雏形。中国书信的起源目前暂无确论，而已发现最早的实物家书，是湖北云梦睡虎地4号墓出土的两件木牍家信，内容为从军出征的士卒黑夫、惊兄弟二人向家人叙述从军征战情况，并向母亲索要衣物钱财。这两封家书写于公元前223年，已是成熟的家信格式，可见家书的源流之远。

　　在漫长的岁月里，家书的主要载体从竹木简和帛书演变为纸张，书写工具从毛笔到钢笔，形式从竖写无标点到横写并采用新式标点。然而，其核心功能始终未变——血脉相连，传递信息与情感。

　　长期以来，家书更像是文人官员的“专利”，它真正走向民间的黄金时代，则是晚清至20世纪末的百余年光景。这一辉煌期的到来，得益于两个关键条件：一是文化的初步普及，使得更多人具备了阅读和书写能力；二是近代邮政系统的建立与发展——1896年，清政府正式批准设立国家邮政系统，打破了昔日驿站只为官方服务的局限，传书的“鸿雁”终于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

　　于是，从晚清、民国，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这波澜壮阔的一个多世纪，被无数普通人用笔尖记录下来，封入信封，投入邮筒。它们既是写给亲人的私语，也是无意中为后世留下的最鲜活的社会史资料。及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与电子邮件的兴起，才为这个手写家书的黄金时代，缓缓拉上了帷幕。

　　历史的脉搏 生命的凭证

　　在信息以光速传递的今天，我们很难想象，有一份牵挂需要积攒数月，有一声问候需要跋山涉水。“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每一页信纸的重量，都远超其本身。家书之“真”，是其最撼动人心的基石。它并非文学创作中的艺术真实，而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带着呼吸和体温的绝对真实。历史书工笔严谨，勾勒的是时代的宏阔轮廓；而散落于千家万户的信笺，记录的则是历史肌理上最细微的脉搏。

　　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中，一封1953年7月30日写于朝鲜战场的家书，便是一个鲜活的例证。写信人是一位志愿军团长，就在动笔的三天前，《朝鲜停战协定》刚刚签署，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告结束。在这封家书里，没有欢呼，没有炫耀，他只是用朴素的笔触，向妻子急切地报告着这个足以改变命运的消息：“白天、夜间，公路上的车辆来往不断。白天车上不插伪装了，夜间也听不到打防空枪了。从今天晚上九时起，敌我都撤出非军事区，现在已开始走向和平。”字里行间，是一位历经战火淬炼的军人对和平最纯粹的渴望，以及对不久后与家人团聚最深切的期盼。

　　另一封写于1954年的寻常家信，则敏锐地捕捉到另一个历史瞬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公布。写信人是一名军人，他将自己听到草案颁布后的所见所感，事无巨细地汇报给远方的表弟。国家大事，就这样通过个人视角化为具体而微的兴奋与自豪。正是这无数“个人的历史”，拼凑出了时代最完整、最生动的面貌。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张丁所言，家书的核心本质在于一个“真”字——内容真实，情感真挚。家书是写给至亲之人的私密对话，目的不是发表或传世，因此无须虚构，不必掩饰，信中的喜怒哀乐、担忧牵挂，都是当时当下最真实的心境流露；信里提及的生活琐事、社会见闻，都是未经修饰的第一手史料。这种毫不修饰的坦诚，这种“我手写我心”的原始凭证，在信息爆炸甚至真假难辨的时代显得愈发珍贵。它让我们相信，在历史的洪流中，每一个平凡的个体都真实地存在过、悲喜过，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伦理的濡染 家风的课堂

　　如果说“真”是家书丰满的骨肉，那么“善”便是其温润的灵魂。中国的家书，从来不只是一种通信方式，更是一个传承伦理、涵养善念的文化场域。

　　展开一封传统格式的家书，即便不看内容，其形式本身便是一部微型的礼仪教科书。在家书博物馆的展柜中，一封民国时期的家书堪称典范。信中，在外求学的弟弟对留守家中代尽孝道的兄长颇为恭敬：提及“兄长治理家务”时，他必另起一行顶格书写，称为“抬头”；写到“侍奉高堂”时，因“高堂”代表父母，再次换行以示尊崇。而提及自己时，“弟”字则写得小而谦卑，退格书写。这种极为考究的“平阙”格式，并非烦琐的形式主义，而是“长幼有序、尊卑有别”伦理观念于外在形式上的自然流露。

　　家书的内容，更是“善”的集中体现。无论是诸葛亮《诫子书》中“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道德教诲，还是《傅雷家书》中关于音乐和文学的精神滋养，无不在润物无声中承载着家风与家教，更承载着亲人真挚的爱。一封晋商父亲写给在外学艺的儿子的信，满纸皆是“保守身子要紧”“办事要慎，处众要和”“与上下人相处，以忍让为主”的叮咛。他将自己的人生智慧凝练成格言：“今日能受其苦，后日必得其甘。”这并非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父爱最朴素的表达。

　　名人家书自古有人珍藏，但记录着亿万人悲欢离合、伦理日常的普通人的家书，却正逐渐湮没在通信方式日新月异的潮流中。2005年，时任央视记者的张丁毅然辞去工作，全身心投入“抢救民间家书”这项孤独的事业，20年来从茫茫人海中征集、鉴定、保存了数以万计的家书。他认为，每一个普通人的情感与生活，都值得被铭记，这才是最真实的社会记忆——这又何尝不是对于这份平凡之“善”的最好致敬呢？

　　性灵的抒写 艺术的余韵

　　我们为家书之“真”所打动，为家书之“善”所温暖，也会为其独特之“美”而沉醉。家书之美是双重的：它既是文学性的，情感自然流淌，浑然天成，也是艺术性的，方寸信笺之间，展现着东方独有的审美意趣。

　　家书不同于刻意为之的散文小说，没有命题的束缚，没有结构的桎梏，写信人只是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自然倾泻于笔端。正因如此，其情感才愈发动人。志愿军战士少康在给弟弟尔钧的信中描绘了在战场上度过的中秋节：“天空上悬挂起几十个照明弹，再加上皎洁的月光，地上有一颗针都能看见，公路两旁的高射机枪和高射炮，向天上交织成一片火网。”“月亮照在静静的阵地上空，这是激战前夕恐怖的寂静，除去偶尔的冷枪冷炮、敌人夜航机的声音以外什么也听不到。”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修辞，但因为有真实的经历与真挚的思念，笔下的月色与硝烟便交织成一篇极具感染力的战地散文，读来令人动容。

　　中国文人素来讲究“锦心绣口”，这“绣口”既体现在文字上，也体现在书写和信笺上，于是便有了专为书信而生的“花笺”。这些信纸本身就是精美的艺术品，其上印有淡雅的花鸟、古拙的金石拓片，或是精美的山水图案。梁启超用的信笺上印着唐代的镜纹样，古意盎然；陈独秀用的信笺则由“锦云堂监制”，简洁大方。一纸花笺，先于文字，传递了或风雅或庄重的个人趣味。家书的书写则往往是随性的，带着书写时的心绪——或急切，或平和，或欢欣，或沉重。笔走龙蛇间，书写者的性情与那一刻的情感波动跃然纸上，可谓“无意于佳乃佳”。

　　而今，我们站在数字时代的十字路口，享受着“天涯若比邻”的便捷时，或许更需珍视家书这份穿越千年的馈赠——沟通从不是信息的单向投递，而是情感的双向奔赴；历史不仅是宏大叙事的铺陈，更是无数个体生命的真实投影；真、善、美不寄存在博物馆的展柜里，它们回响在提笔时那份郑重其事的心跳中。

　　纸短情长，墨淡意浓。

《中国教育报》2025年10月24日 第04版

作者：本报记者 董嘉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