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图书馆看纪录片

纪录片的价值终将回归于文献，它是一种以镜头为笔、以胶片为纸、以光影为墨的记史工作，是我们这代人留在历史上的一面镜子，也是交给未来的一张答卷。

国图纪录片展映季现场，业内学者与观众交流。 国家图书馆供图

10月20日下午，记者推开中国国家图书馆（简称“国图”）综合楼演播室的门，只见220平方米的放映厅内坐满了观众，正对屏幕的一面还加了4排小板凳。算起来，不大的影厅坐了200多人，大家正在看一部纪录片——《大卫·林奇：艺术人生》。

放映结束，观众很有默契地没走。此时，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钟大丰上台，介绍了纪录片主角大卫·林奇的电影风格和他所处的时代，随后是观众提问环节，整个交流持续了一个半小时。

“观影过程中基本没有杂音、响动，迟到的人也很少，作为公共放映来讲很难得。毕竟纪录片不像故事片那么抓人，没想到观众都很投入。”作为电影学者，钟大丰对这样的氛围感到很欣慰，对于观众的提问，他评价，“具有一定专业水准，能看出来提前做了知识方面的准备。”

观众支持、专家肯定，正是国图举办纪录片展映季想达到的效果，也想告诉读者，在图书馆不仅可以读书，还能看纪录片，通过影像获取知识。

“这不是图书馆的传统业务，而是我们作为国家图书馆，觉得读者需要这样的服务内容。”国图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副主任田苗说。

2020年，国图联合广州图书馆、首都纪录片发展协会举办公共图书馆纪录片典藏体系建设研讨会，与会专家、图书馆从业者对于纪录片和图书馆的关系有着比较一致的看法：纪录片在诞生之初，就被视为一种对现实的记录和创造性处理，因而纪录片具有了文献属性，可以说，纪录片本身就是文献。只不过它与传统的纸本文献不同，是随着科技发展、人类记录手段的不断拓展出现的一种新文献类型，其作为现代影音文献的代表，记录和保存了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记忆，是后人了解这个时代的途径之一。因此，纪录片收藏在国家文献资源体系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

其实，国图很早就开始收藏视听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规定，出版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国家图书馆和所在地省级公共图书馆交存正式出版物。这其中就包括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但随着时代发展，大部分音像制品已经失去物理载体，实现数字化和虚拟化，导致图书馆收藏音像、电子出版物的功能不断削弱。另一个现实是，当下，视听文献在社会上的需求和传播正与日俱增。

“纪录片的创作也离不开文献。”田苗说，很多纪录片团队接到创作任务后，首要反应就是去图书馆查资料、去档案馆查档案。纪录片的创作也创造了文献，在纪录片中，人们不仅能看到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也能看到国家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看到历史发生时更多的过程与细节。

如国图收藏的“优秀新时代小康纪实影像作品”就包括《摆脱贫困》《一亿人的脱贫故事》《大国小康》等20部纪录片，生动反映了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程。

2012年，国图启动中国记忆项目，进行口述文献、影像文献等新类型文献的采集、收藏与服务，并以此为抓手开始纪录片的收藏。2019年开始的纪录片典藏计划将这一行动推向深入。至今，国图已征集纪录片286部、视频544集，其中一多半来自电视台的捐赠。此外，国图还会利用举办影展的机会收藏获奖纪录片，如在2023年第五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上，就有56部入围纪录片永久入藏国图。国图也主动向有代表性的纪录片导演、制片人邀约作品，大家都很支持，在捐赠的同时，也将借阅权、公益放映权等授予国图开展服务。

国图收藏的众多纪录片里就有“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纪录片导演张以庆的3部作品——《舟舟的世界》《英和白》《幼儿园》。2024年，国图专门举办“张以庆纪录片代表作品展映”，向观众介绍其作品。“作为纪录片从业者，国图能够以公益之心展开纪录片的收藏、研究、传播工作，是我乐于见到的。”张以庆说。纪录片除了具有文献属性，还记录下了某一时期的人对于社会现象等的认知，对于研究当时人们的思想活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因此，当得知有公共文化机构在开展纪录片收藏工作后，他决定以实际行动给予支持。

公共图书馆作为普惠性文化服务的提供者，一年几次的节展远不能满足社会大众尤其是纪录片爱好者的需求。待这些精心收藏的纪录片入藏图书馆进行编目加工后，国图决定根据版权的捐赠情况，一部分进行线上点播，一部分开展线下放映。

在线上，2022年，国图参与主办了“纪实影像照见未来”系列研讨及展映活动，播放了《口述国图》等纪录片，吸引超20万人次观看。

在线下，国图于2024年开始举办纪录片展映季。今年，展映季放映的第一部作品是《卓别林：流浪之心》。现场还邀请到该片导演、卓别林的孙女卡门·卓别林分享创作历程。按照计划，还将放映《最后的山神》《神鹿呀，我们的神鹿》《白马姐妹》《南侨机工》等12部纪录片，并邀请业内学者、创作者和观众交流。

展映为公益放映，观众通过国图发布的通知即可报名观看。从前几次放映看，每次名额都能在较短时间内被抢光。观众构成也很多样，学生、退休老人、年轻白领、外国人都有，也有不少长期“泡”图书馆的人，参加一期活动后觉得还不错而持续参与。现场互动环节也出现过观众与嘉宾，甚至嘉宾与嘉宾间不同观点的碰撞辩论，这种思维交锋不仅没有削弱活动影响力，反而让人们收获了多元视角，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据了解，国内图书馆专门进行纪录片收藏、研究的尚属少数。2018年，广州图书馆成立了广州纪录片研究展示中心，成为国内公共图书馆界第一家专门进行纪录片收藏与服务的机构。

长远来看，公共图书馆影音文献收藏体系的建设任重而道远。对内而言，公共图书馆收藏纪录片的标准和范围是什么？相较于社会上其他机构的独特性和必要性如何体现？纪录片收藏的规范和细则如何制定？对外而言，公共图书馆如何与纪录片领域的相关机构建立联系、开展合作？如何与纪录片创作者和出版方打交道、谈版权？如何面向社会公众进行宣传和服务，进而形成品牌效应？这些问题还需要图书馆人进一步探索与回答。

与同样收藏纪录片的电影博物馆、资料馆和其他机构相比，钟大丰觉得图书馆收藏纪录片应找准自身优势。“图书馆本身有着丰富的纸质文献，纪录片和这些古籍、外文资料、相关书籍是否可以联动起来，在组织活动时构成相互呼应的关系，给读者更加系统、全面的展示，获取更多知识，在这方面可以多下功夫。”他建议。

张以庆也表示，国家需要记忆，希望有更多国图这样的公共服务机构对纪录片进行收藏，同时也要制定出详尽的工作机制，厘清纪录片收藏的标准。

2025年10月24日《中国文化报》

第8版刊发特别报道

《来图书馆看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