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第一章 细化的类别

本书是一部关于平台劳动的人类学民族志作品，深入探讨了中国平台经济背景下外卖骑手的劳动形态及其社会意义。通过在19个城市历时7年的田野调查，作者带着行动主义的热情，记录下骑手悬浮于正式与非正式劳动之间的真实状态，关注到平台从对劳动者本身的控制转向对劳动过程的精细控制的关键转变，提出了“过渡劳动”这一颇具解释力的劳动概念，反映出劳动者对未来职业发展的关切。书中深入探讨了算法技术对骑手劳动的影响，特别关注了女骑手在家庭和工作中的双重挑战，并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田野数据和新的研究视角。
如今，平台化正在形塑全新的社会关系。外卖、家政、物流、打车等数字平台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也催生了大批依附平台的零工劳动者。本书在对骑手零工进行记录反思的同时，相信个体在不确定性中塑造生活的经验和勇气，憧憬一种更加良性向善的算法。

细化的类别

外卖员的就业形态多种多样，按照劳动时间和形态的不同，可以分为直营、外包 / 专送、众包、自营等模式。这些称呼主要来自骑手和平台管理中的日常话语，基本概括了目前市场上主要存在的骑手类别。当然，这些类别在不同的平台也会被冠以不同的称呼。外卖市场瞬息万变，组织结构不断地趋于灵活化，新的工种也不断出现。为了方便阐释，本书暂且使用以上几种称呼来代表外卖劳动中的不同用工类别。在后续的论述中，我可能会经常提及不同的用工类别，以此来对骑手的劳动进行情境化的展现。

种类

• 直营：指直接受雇于外卖平台的全职劳动者。直营外卖员与用工平台签订劳动合同，享有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权益保障。这一类别多存在于 2018 年 8 月之前。
• 外包 / 专送：指受雇于劳务派遣公司的全职劳动者。外包骑手原则上需要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合同。但通过过去五年间的田野调查发现，有近六成骑手表示自己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外包骑手由站点管理，需要遵循所在劳务公司的要求，如穿外卖制服、接受排班、开早会等。
• 众包：指通过平台抢单、自主进行零散送单的兼职外卖员。众包外卖员以个人兼职的身份参与外卖订单配送，名义上由 App 注册时所在的第三方劳务公司管理，网上签署劳务协议，不享有社会保障。众包骑手名义上受到站点和站长管理，但管理松散，可穿自己的衣服送餐。
• 乐跑 / 优享：2019 年，外卖配送平台在 “众包” 的名类之下发展出了 “乐跑”/“优享” 骑手。这些骑手的劳动关系特征与众包骑手并无二致，但其劳动过程却与专送骑手相似：“乐跑”/“优享” 骑手有固定劳动时间，其单量大、路程短、单价低，不能拒单。
• 自营：指餐厅自主雇佣的全职或兼职外卖员。外卖员与所在餐厅达成协议，由餐厅支付配送工资，具体劳动关系视具体情况而定。

需要指出的是，外卖市场的用工类别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多样，而是伴随着外卖市场业务的不断拓展而产生。例如，我在后面的章节将会探讨 “直营” 的消失，以及 “乐跑”/“优享” 的出现。随着外卖市场的不断扩张，用户需求不断增加，平台企业不得不承担急剧增加的劳动力成本。为了削减用工成本，“外包” 和 “灵活用工” 成为外卖平台获取大量劳动力的重要途径。由于 “跑外卖” 门槛低、不拖欠工资，很多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选择 “用脚投票”，投奔了外卖行业。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便出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现实：一方面平台给予劳动者越来越多 “自由” 的选择，允许他们自主选择成为兼职或者全职劳动者；另一方面，这些看似自主灵活的劳动类别又被不断地组织化、稳定化，以满足平台日益扩张的业务需求。

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中讲道，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化是促进个体化社会（individualized society）到来的马达。毫无疑问，中国的平台经济正在参与形塑更加个体化的劳动形态和生活状态。灵活劳动力的不断增长造就了中国过去十年蓬勃发展的数字化经济，而与此同时，它也正在形塑无数劳动者的 “悬浮” 状态。农民、制造业工人持续加入平台化的灵活就业，并在其中不断地被归类、被细分、被管理。这些分类与管理来得十分迅速，以至于劳动者还未习惯现有的劳动管理，新的组织和划分形式又接踵而来。可以说，不断变动成为外卖骑手的生存状态。这也使得他们一时难以找到落地的位置和前行的方向，“过渡性” 成为他们生活的一种常态。

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的平台经济开启了一轮声势浩大的 “拉人运动”。越来越多的人被划分为不同的工种、代表不同的劳动方式。如此庞大的就业需求引发了城乡劳动力的新一轮流动。如今，在大大小小的上千座城市，外卖骑手在大街小巷流动穿梭的身影已然成为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标志景观。与此同时，在街角、社区、鳞次栉比的高楼与商业中心，由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骑手组成的流动的 “外卖江湖” 正若隐若现，巨大的外卖市场以及由此诞生的 “外卖江湖” 究竟是怎样一番景象，值得我们去一探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