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的人性根基与现代诠释

墨学的人性根基与现代诠释

——兼论传统思想的实践理性与当代价值

（本文据南方在野在《墨者辩》微信群的谈话整理而成。）

摘要：墨学是否符合人性？这是对墨学的常见质疑。此类质疑或将墨家主张绝对化、教条化理解，存在偏颇。从人性需求出发，墨家思想本质上契合人的生物性、社会性、批判性与超越性，符合人们对和平、尊重、公正与协作的普遍追求。通过对墨子“三表法”的阐释，可知墨家思想具有实践智慧与现实可行性，其主张并非空想，而是基于历史经验、现实条件和实际效果的综合考量。将墨家思想置于古今社会转型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墨学所倡导的普遍伦理（如不相攻、交相利、兼相爱）更适配于工商业文明、法治社会与陌生人社会，有助于促进广泛的社会协作。区分底线伦理与高阶道德的不同实现机制，可通过法治手段落实“不相攻”等基本规范，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交相利”，并通过教育与信仰引导促进“兼相爱”。

正文：

昨天帮武兄提出一个话题，说墨学不符合人性，我对这个话非常不满。

墨家主张“非攻”，难道不符合人性吗？春秋战国时期，强国攻弱国，大国并小国，混战不已。大国之间也不断征战，对社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损失。人们都渴望和平，希望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怎能说“非攻”不符合人性？应该是符合人性的，对吧？

再说“兼爱”，实际上每个人心中都有对情感的需求，都有获得他人尊重的社会性需求。这种普遍的需求，是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存在的。你说“兼爱”不符合人性，这个也不好说。关键是“兼爱”，如果按照某些左派的理解，一定要每个人都绝对平等，那是不可能的，墨家也不是这种主张。

我们再说“尚贤”。在过去社会是任人唯亲，而每个人其实都希望任人唯贤，而非任人唯亲——那种德不配位的情况，人们更渴望德能配位，这种渴求应该说是符合人性的，对吧？

谈到“尚同”，当然争议比较大。关键是“尚同”究竟是什么？如果你理解为要大家统一思想、绝对服从上级，那可能的确不符合人性；但按照墨子原文来解析，其实并非如此。尚同最主要的意思是谋求社会共识，让大家在底线规则上共同遵守。从这一点来说，如果以后一种理解为准，我觉得也是符合人性的，对吧？

最后，我想说的是“节用”。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生产力水平较低，普遍存在物质匮乏。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节用”，是符合社会需求的。当然，从贵族的利益上来说，他们物质已经很丰裕，却大肆挥霍公共财政，所以墨子提出“节用”，应该也是符合人性的。而“节葬”可以说是“节用”的一种延伸。

现在存在的问题可能是，邦武兄对墨家学说的理解可能偏左了。非攻、兼爱、尚贤、尚同、节葬、节用，可能都不是他理解的那样。他或许将“非攻”理解为绝对的和平，“兼爱”理解为绝对的平等，“尚贤”类似于西方式的民主选举，“尚同”又类似于统一思想，这本身是矛盾的。

而“节用”可能又被理解为针对底层，规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全社会都奉行统一的节用标准，这样推广开来，那肯定是不可行的，对吧？我不知道邦武兄是不是这样理解。

邦武兄自己是学法律的，应该知道，几乎所有的法律，没有一条不是悖逆人性的，也没有一条不是矫正现实生活中不合理行为的。当然，矫正只能从社会底线规则的层面来进行，而不能把那些崇高的道德内容放到法律里，这是一个关键。所以我觉得邦武兄还没有弄清楚这个道理。

鬼大爷说得有道理。从文化演化的角度讲，我们先看儒家提出了什么主张，再看墨家为什么要“非儒”。墨家的十大主张几乎都在“非儒”，这个“非儒”是否有道理？然后社会最终是如何演变的？演变的结果，实际上在当时，儒墨两家都不成功。儒家虽自身主张在当时并不成功，但它培养出了法家——这个可以说是儒家的另一个派别。通过法家支持秦国的扩张，即秦朝的建立；秦朝之后，又通过汉朝继承秦制，独尊儒术，以这种方式延续了两千年。

实际上，墨家的十大主张没有一个是不符合人性的。邦武兄可以仔细看看我发的思维导图——饼状图方向盘。人性实际上分为四块：动物性、社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墨家的十大主张都是围绕人性展开的，都是切合人性需求的。当然，如果把十大主张简单认定为要在法律里规定并马上实施，那显然也不符合墨家的学理。墨家学理的落实也是演进式推行，是考虑当时社会情况的。

换句话说，墨家的学理及其主张的推行，也要考虑历史、现实及可操作性。最典型的，我们可以看墨家的“三表法”——“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第一，要考虑历史的惯例和经验，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符合历史经验的；第二，要考虑是否符合现实的民意、民情和社会情况；第三，要看实施后对社会是否真正有利，还是有害。这叫做“言必三表”。

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要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难度非常高，社会极其复杂，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状况尤其复杂。准确来说，诸子百家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能力，真正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这是当时社会现实。但从学术角度来说，学术是有一定超越性的，它超越当时的现实生活，提出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因此，社会现实与学术之间存在一定的鸿沟。我们不能仅从某个学术主张在当时能否立刻实现的角度来评价它。学术是有一定超前性和超越性的。

换句话说，如何处理“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关系？学术主张往往是应然的，而现实是实然的。很多思想家提出的学术主张，并不是说要立刻马上实现才算成功。他往往是事先提出一个超前的、具有超越性的学说。那么是否能实现？如何实现？按照墨家的思路，就是要通过“三表法”来判断。

而且从墨家的角度来说，也不是每一项主张都要以同样的方式和手段来实现。有些主张涉及社会底线，必须通过立法手段，依靠国家强制力来实现，比如人与人之间不能相互亏害，国与国之间不能相互攻伐。但另一些涉及较高道德追求的，则适合用鼓励的手段，而不是通过立法强制每个人都去做。这就是法律与道德手段的区分问题。

墨家的学说中，有些是涉及社会底线规范的主张，有些是涉及崇高道德追求的主张。哪些主张可以立刻马上实现、必须通过法律立法来实现？哪些需要通过引导、鼓励、教育或信仰来实现？这些都是需要考量的。法律层面需要马上实现的，怎么操作？思路基本就是“三表法”。

墨家为什么能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提出相对超前的主张？这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非常活跃，思想也非常活跃，正处于社会大变动时期，也是从传统农耕社会向出现工商业社会苗头的过渡期。比如当时金属货币的大规模推广，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墨家作为工商阶层的代表，他所提出的思想，实际上是切合工商业社会文明的，与以儒家为代表的农耕文明完全不同。

社会实际上是在不断演化的。鬼大爷和王成兄都讲得很好。我们可以看到，两千多年来，儒家因其学说符合农耕文明社会——即以血缘宗亲为纽带的小共同体、熟人社会——所以适应那个时代。但墨家不适合。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终究要进入工商业文明阶段，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为主导，这就与传统的农耕文明不同了。如果还按照儒家的那一套，以血缘为中心、家族式熟人社会来进行乡土治理，那肯定不行，会阻碍更大范围的社会协作，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但墨家提倡的“不相攻”，则是普遍的人际规则、“交相利”是普遍的社会协作，“兼相爱”是意识到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合作伙伴，因此要以友爱之心对待他人，这是普遍的伦理价值。这一套框架完全契合工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有利于保障和增进更大范围的社会分工与市场协作。

放在今天来说，墨家的学说如何实现？比如“不相攻”，这一点必须通过法律手段、法治手段来实现，因为它涉及社会底线，人与人之间不可相互伤害；而“交相利”则主要通过市场手段来实现，正如哈耶克所说，素不相识的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通过市场行为实际上也在造福对方，这就是通过市场协作来实现；“兼相爱”则要通过教育、信仰等手段提升个人修养，在道德修养提高的基础上，让人们自主选择，这是一个可选项，逐步让更多人彼此相爱。用这种方式来实现，放在今天来说就是推广普世价值。

所以，以上几点所讲的就是：“不相攻”通过法治手段，“交相利”通过市场手段，“兼相爱”通过提升道德修养的手段，逐步实现。墨学的每一项主张，不是通过同一种方法和手段实现的，其实现方式是区分的，各有不同。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墨家提出的“不相攻”“交相利”“兼相爱”这些主张都是普世的，面向的是广泛的社会协作，是普遍的规则、普遍的市场伦理，或者说普遍的道德规范。这是打破熟人社会，迎接陌生人社会的全新伦理。

墨家兼容个体，也兼容小共同体，甚至可以扩展到公司、社团、宗教团体等由陌生人组成的共同体。

只有在法治社会，才能深刻理解“不相攻”；只有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才能深刻理解“交相利”；只有在经济全球化和陌生人社会的背景下，才能深刻理解“兼相爱”。墨家的社会思想主张，拥抱的是法治、市场和全球化，建立的是陌生人社会中促进普遍社会协作的陌生人伦理。

总之，墨学基于人性的需要，拥抱的是法治社会、市场经济和陌生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