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流砥柱：南方局推动民族团结抗战

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重要枢纽。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南方局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围绕党在国统区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初期，南方局在渝中区办公，后因日军频繁轰炸，迁至郊区红岩村。

1939年8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南方局的方针是：“一、巩固党；二、深入群众；三、向中间阶层发展统一战线。这是今后南方局的严重任务，要这样去适应新的环境与党的总任务。”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干部黎余介绍，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中央赋予南方局的核心使命就是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事关抗战大局。

在复杂严峻的环境中，南方局始终肩负着维系国共合作大局的重任，依托解放区，与各方力量打交道，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支撑。

文 | 廉政瞭望全媒体记者 曾子芮

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位于重庆市渝中区红岩村52号，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曾在此办公和住宿。

斗而不破，维系统战根基

国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但这一基础从一开始就面临诸多挑战。尤其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逐渐推行消极抗日和积极反共的政策，两党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日益凸显。

自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蒋介石多次对周恩来等中共代表提出“一个大党”主张，但被周恩来等人断然拒绝。为此，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发出《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指出，国共两党坚持团结抗战，“但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强调“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南方局以坚定的立场和灵活的策略，坚持并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握住国共合作抗战的主动权。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南方局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通过高层谈判、情报沟通等多种途径，竭力化解分歧，避免全面内战爆发，维系了国共团结抗战大局。

1939年8月，周恩来在报告中深入剖析统战工作面临的系列问题，明确提出对各党派关系的核心策略：“扶持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分子”，为后续统战工作指明方向。

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进程中，诸多爱国人士以不同方式助力抗战，张治中将军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他一生秉持和平理念，为抗日事业倾注大量心血。其在重庆的旧居位于沙坪坝区土主镇三圣宫村，此处原为清代寺庙，1939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迁驻后，身为政治部部长的张治中便在此居住办公。

张治中是国共和谈的参与者与推动者。“从早期国共和谈的一般代表，到第九次和谈的首席代表，张治中几乎参与每一次重要的国共谈判。1945年8月赴延安迎接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张治中还将自己重庆的住所提供给谈判使用。他为《重庆谈判纪要》的签署作出了重要贡献。”重庆沙坪坝博物馆展览与宣传部主任蔡雯雯介绍。他始终是主和派，主张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成立。1940年11月7日，文工会在重庆抗建堂举行招待晚会，签名轴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通过这一举措，张治中为左翼文人提供保护，间接维护了国共合作的文化基础，为抗战文化事业留存了宝贵力量。

在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阎宝航则当着隐秘的英雄。抗战时期，阎宝航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副主任、政治部设计委员、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常委等职，而他还有一个秘密身份：中共党员。1937年9月，阎宝航经周恩来、刘澜波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直至1952年，这一身份才得以正式公开。

“阎宝航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特殊身份，以及他广泛的社会关系，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和情报工作。他曾打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获取了大量重要的情报。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他在1941年获取了德军即将进攻苏联的准确情报，通过南方局及时传递给了苏联，为苏联做好防御准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重庆大学教授、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副馆长钱锋介绍。此外，阎宝航还积极参与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时期，文艺运动领导人周恩来（右）、郭沫若（中）、阳翰笙（左）在重庆留影。

在民主党派统战方面，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南方局也做了大量积极的工作。1941年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酝酿成立的过程中，曾多次同周恩来商议。成立后，周恩来经常与同盟的领导人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研判日军的战略动向，并思索如何推动民主进程，为抗战胜利和国家未来探寻最佳路径。5月，周恩来又推动与促进了中华民族大众同盟的成立。该同盟在重庆秘密诞生，其后改称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这些成员广泛分布于国民党内部的各个层面，为争取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重要作用。

笔战是枪战的前驱

“本报更将尽其所能，为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效力：愿将自己变成一切抗日的个人、集团团体、党派的共同喉舌。”《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全国性政治机关报，1938年10月25日，它在武汉停刊，同日在重庆出刊。在发刊词中，《新华日报》对自己办报宗旨进行了明确。

笔战是枪战的前驱，也是抗战的精神武器。为团结文化战线上的力量，周恩来曾在《关于领导文化工作者的态度给廖承志的指示》中要求须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进步文化人士。全民族抗战时期，南方局在国统区持续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宣传抗战和民主等进步思想，团结带领各界文化人士，为抗战胜利凝聚了思想力量。

1938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厅长由郭沫若担任，主任秘书是阳翰笙。第三厅团结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思想界、文艺界、学术界著名人士和社会贤达，据阳翰笙回忆，当时社会上称第三厅为“名流内阁”。蔡雯雯介绍，沙坪坝区赖家桥的郭沫若旧居，就是这个“名流内阁”的办公地点。

“1940年，国民党逼迫第三厅的工作人员加入国民党，对此，周恩来向新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表示，愿意将第三厅的工作人员接到延安去。斡旋之下，第三厅被撤销，转而在政治部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蔡雯雯告诉记者，文工会的成员有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以及国民党方面的文化人士。相比于第三厅，文工会更侧重文化研究，在抗战宣传上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在南方局和郭沫若的领导下，文工会继承和发扬了第三厅时期的战斗作用。这些工作人员多由第三厅转入，聘任茅盾、老舍、陶行知、沈志远、田汉等国内各行业最顶尖的专家学者，并经常组织各种讲演会、座谈会，研究国内局势、文化艺术等问题。文工会在重庆活动期间，许多专著、论文出版发表，并有许多借古讽今的历史剧在开启了公演。

戏曲自古就有教化民众的作用，在潜移默化中以礼义德政引导百姓。文工会同样借进步戏剧宣传抗战思想和党的理论。皖南事变后，面对大后方的白色恐怖，阳翰笙提出以话剧为突破口组织文化反攻。《周恩来关于大后方文化活动近况致中央宣传部凯丰转文委电》中就提到，通过雾季戏剧节等活动，党的文化阵地得到巩固，群众支持民主进步事业的热情更高。在南方局领导下，中华剧艺社演出郭沫若的《屈原》等进步剧本，在国统区影响巨大。郭沫若改写了自己早年的作品《棠棣之花》，将当年“士为知己者死”的主题升华为“抗暴除恶、为国牺牲”，映射抗战时期的民族精神，在演出中激发了百姓的爱国热情。

“第三厅还收编、组建了抗日宣传团体，例如著名的孩子剧团。1939年1月，孩子剧团由武昌昙华林迁往重庆，分两队到四川各地农村集镇进行了抗日宣传。一路上，他们除了唱歌演戏，也会刷写爱国标语。”蔡雯雯指着郭沫若旧居展陈中孩子剧团的剧照和剧本说。1945年，孩子剧团被迫解散，当时一部分孩子跟随中国共产党前往延安，另一部分被安排进学校读书。

皖南事变后，面对国民党当局对进步文化人士的压制，南方局巧妙地开展文化活动，汇聚抗日救亡力量。“当时，郭沫若本不愿大肆庆祝五十岁生日，但周恩来等中共领导认为，郭沫若等人的寿辰、纪念日正是开展文化活动的好时候。”蔡雯雯介绍。《南方局关于文化运动工作报告》中提到，“过去文化活动的方式已不能用，被迫产生新的方式，借文化人的红白日，郭沫若之五十寿辰，冯玉祥之六十寿辰，张冲之追悼会等等，以此方式进行一些文化活动。”

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了一大批进步文化活动，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就是一个成功范例。生活书店等也编辑出版了一大批抗战进步刊物和文艺作品，宣传党的进步思想。中国木刻研究会等社会团体组织的成立，也为文艺活动注入了更多活力……南方局领导下的各类文化活动，大大增强了文化工作者的信心，丰富了国统区广大民众文化生活，推动了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

当时，《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等新闻宣传阵地，也采取各种灵活手段坚持发行。《新华日报》党总支书记许涤新在《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群众周刊》时提到，为应付国民党扣留文章、更改文章的局面，“我们需要多准备一些稿子”，“我们对付的办法是把被删的地方，开了‘天窗’，留出空白，让读者知道。”《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等报刊赢得了广大群众和进步人士的拥护，为在抗战形势变化的各个重要时刻，及时发表言论、宣传党的主张，批判各种不利于团结抗战的言论和思想，为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首先响应这一运动……接着各救亡团体，各界同胞，特别是许多清寒的工友、妇女、学生，乃至小孩们都热烈地来信一致痛斥日寇暴行，并捐助款项……”

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了一大批进步文化活动，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就是一个成功范例。生活书店等也编辑出版了一大批抗战进步刊物和文艺作品，宣传党的进步思想。

这是1939年《新华日报》迎来创刊两周年之际，由编委、编辑部主任石西民在《两年来本报所组织的几种群众运动》一文中，对一次捐助防毒用具运动的记载，生动再现了国统区民众踊跃支持抗战的热烈场景，体现了人民群众对党及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认同与拥护。

开展舆论动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体现了当时西南大后方灵活的办报策略与南方局的政治智慧。广大工人、农民、青年、妇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社会基础，面对不同阶层群众的特点与需求，南方局以针对性策略开展工作。在重庆，南方局分领域凝聚各国籍、各阶层群众力量，将群体的力量汇聚成全民抗战的磅礴之势，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覆盖社会各领域。

“郭沫若认为，做对敌宣传靠他们日本留学生是不够的，还需要日本问题的专家。于是，当时在第三厅任职的郭沫若提议邀请反对抗战的日本人士来南方局一起工作。”蔡雯雯介绍。当时郭沫若首先推荐的是鹿地亘。到中国后，鹿地亘先后在武汉、重庆、桂林等地进行战俘工作，并推动了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的成立。这些反战的日本共产党员，精心制作了大量日文反战宣传册、传单等物料，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前线阵地开展宣传活动。他们对着日军唱响家乡的民谣，用乡音呼唤日本士兵放下武器、守护和平，以情感共鸣唤醒日军的反战意识，有效拓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际维度。

同样为抗战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还有日本进步青年绿川英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绿川英子因公开抗议日本军方的侵略行径，被当局拘留并开除学籍。后来，她到武汉参加了中国电台对日播音，向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来到重庆后，她继续以声为刃，在郭沫若领导的抗敌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1941年，周恩来对绿川英子说，“其实你是日本人民忠实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绿川英子听了很激动，她也表示愿做“中日两国人民忠实的女儿”。

除团结日本反战人士，构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外，中国共产党还将工作重心放在国统区群众动员上，开展了大量工人、青年、妇女、农民工作。南方局通过转变群众工作方式、细化群体工作策略，凝聚起最广泛的国内抗战力量。

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及所属各级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贯彻“荫蔽精干”的方针，实行“三勤”“三化”，建立“据点”。这不仅使党组织得到了更好的隐蔽，而且培养和积聚了一大批密切联系群众、有一定群众工作经验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从而为抗战后期群众性的民主运动的兴起、许多党的外围组织的建立作好了思想、组织准备。这些深入而细致的群众工作，让南方局赢得了群众的信赖和拥护，得到了积极配合。

“我们党在工人运动中基本的方针，是与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团体的工人运动进行统一战线，在统一运动中把工人组织起来，积极参加战争的各方面工作。”1939年，《中共中央关于开展职工运动与“五一”工作的决定》印发。南方局在川东地区积极开展了职工运动，在各行业中普遍成立了工会组织，支援前方抗战。在南方局的领导和影响下，国统区广大妇女积极参加抗战活动，特别是在募集寒衣、组织献金、慰劳前线、安抚伤员和抗属、抢救保育难童、发展生产等方面为抗战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了准备可能的日本对于云、贵、川的进攻，以及当时国内可能的形势转变，中共中央提出要在大后方的农村中建立可靠的基础。于是，周恩来号召大后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敌后去参加抗日战争，到各地乡村去，为人民服务。”钱锋告诉记者，据统计，南方局先后组织了500多名知识青年到中原解放区，90余名大学生英语人才去晋察冀军区，160多名青年积极分子到农村去开展武装斗争。

中共中央的统战智慧、左翼文人的呐喊呼号、各界民众的同心聚力，共同构成了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爱国志士亦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与引领下，以不同的方式唤醒民族意识，守护家国。南方局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为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