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语言特朗普（上）：剩余价值，在为帝国主义掘墓！

若认为特朗普的行为难以理解，或许是因为尚未跳出传统经济学与地缘政治的分析框架。从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视角看，美国当前的困境并不令人意外。

近两百年前，卡尔·马克思就已构建了这一分析的理论基础。

经过一代代中国人的本土化实践与发展，我们不仅能理解美国的困境，甚至可为其指出可能的出路。

我们从最基础的单元开始解析。

假设工厂中工人通过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而他们所生产的全部产品归工厂所有者所有。厂长将产品售出后，支付工资并扣除原材料成本，剩余部分成为利润。这被视为公平合理的现象，也是当前主流解释。

然而马克思指出，这些利润中包含了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通俗而言，厂长的利润中远超过其自身劳动贡献的部分，正是工人创造却未被返还的价值。

例如工人创造出价值100元的产品，仅获得10元工资，其余90元在支付成本后，厂长多出的50元中，可能有45元来自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有人辩称厂长承担投资风险，获得收益理所应当。

但这套说辞掩盖了本质。工人同样承担风险：可能失业、工作不稳定、工资被拖欠，甚至随时被解雇。

若我们不持双重标准，便会发现工人承担的风险远大于厂长。工厂倒闭后，厂长尚可清算资产，而工人则需面对生存危机。

在双方均承担风险的情况下，工厂决策权完全掌握在厂长手中。

一旦决策失误，工人必然连带承担后果，而厂长可通过裁员、降本增效等方式转嫁风险。

工人既无法控制这些风险，也难以转移，却无法获得匹配的收益。

问题的关键从风险转移到了投资。真正让厂长获得收益的，并非风险承担，而是其通过投资买断了他人劳动。

这种买断成为其合法占有工人剩余价值的根源。

例如厂长花费1万元雇佣包工头建造厂房。建筑工人预付全部劳动完成建设，厂长支付余款后，厂房所有权便转移至其手中。这一转移成为厂长后续提取工人剩余价值的前提。

类似地包工头也在买断建筑工人的劳动，建材供应商亦然。每一次交易，实质都是一次剩余价值的提取与积累。

从最初的土地资源开始，剩余价值不断被提取却未回归创造者，这一过程贯穿几乎所有社会分工环节。

最终这些被层层提取的剩余价值堆积成财富，滋养出世族、门阀与所谓的成功人士。在当今金融资本全球化的体系中，这一规律依然适用。

厂长以追求更多剩余价值为目的，任何无法产生剩余价值的活动都不在其考虑范围内。然而人类社会中的许多生产活动未必能产生剩余价值，若强行提取，将严重影响社会生产。

例如修路与环境保护，对厂长而言，若无法确保私人收益，便缺乏投入动力。这正是"公地悲剧"的根源，在私有制下，公共资源若不能转化为私人收益，便无人愿予维护。

为维持社会运转，避免系统性崩溃，政府这一角色应运而生。

政府通过税收制度，从社会经济活动中再次提取部分剩余价值，用于公共品的供给与社会整体维护。

这里需回顾马克思的重要论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不同的生产关系决定不同的经济形态与社会结构。

在奴隶制下，奴隶主无偿占有全部劳动成果。在封建制下，农奴仅能获得极少部分。而在资本主义时代，工人通过工资与自身劳动成果建立联系，实则被资本通过货币游戏与政治权力影响，沦为新型奴隶。

若劳动者能完全享有自身劳动成果，并自主决定其分配，这便是让西方望而生畏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

谁生产、谁获取、谁分配，构成经济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上层建筑便为相应的经济基础服务。

美国作为全球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基础彻头彻尾为资本服务。经过两百多年的构建与修正，其上层建筑，包括政府与法律，无疑是为资本家及其利益集团服务的。

政府的职能本是从社会经济中提取剩余以维护公共品供给，但美国政府作为资本家的代言人，难以从资本身上有效提取剩余。

历史上虽有人尝试改革，却均告失败。美国法律体系虽看似完善，但执行中资本家总能规避税负，导致富人实际税负远低于中产与穷人。

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其不愿自我割肉，除非能获取更大利益。

于是美国政府这一公共部门实质上公司化，与资本进行交易，将本应用于公共服务的税收再次输送给资本集团。

从医疗、教育到基础设施，几乎所有公共品都成为商品，导致美国人民在生老病死各方面承受巨大压力。

面对这一困境，特朗普政府无法从内部有效提取剩余，甚至需举债维持运转。如今美国国债规模已突破36万亿美元，这一数字不仅限制其举债空间，更成为随时可能引爆的危机。

在收入固定的情况下，特朗普试图通过"优化成本结构"，如裁员来节省开支，但这笔钱最终仍将流回资本手中。

内部改革的空间极其有限，特朗普如同置身"铁屋"，难以推动任何实质性变革。

历史表明，当内部矛盾无法通过赎买与调和压制时，帝国主义国家唯有将矛盾向外输出，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才可能暂缓危机。

因此无论谁执政，美国都需将中国、俄罗斯等国树立为"对手"，这是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共同决定的必然选择。

当特朗普将目光转向外部，他将面临更为棘手的难题。马克思的预言在两百年后的今天，于美利坚的裂缝中回响。

特里芬难题如幽灵般高悬，霸权与信用的悖论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誓言拖入资本的沼泽。

当霸权的逻辑撞上历史唯物论的锋芒，答案或许早已写在资本的墓碑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