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笔下,《盲刺客》如同一场精心编织的迷雾,缓缓展开的不仅是两个姐妹的命运,更是一段关于记忆与虚构的深刻对话。年迈的艾丽丝独居于加拿大小镇,透过窗前流淌的光阴,用笔尖撬开尘封多年的家族秘匣。而她早逝的妹妹劳拉留下一部名为《盲刺客》的小说稿,其中又嵌套着另一个科幻故事——关于遥远星球上的献祭与预言。三层文本交错生长,如同藤蔓缠绕一棵老树,彼此支撑,又彼此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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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伍德的叙事如同一面破碎的镜子,每个碎片映照出不同的真相。艾丽丝的回忆录冷静而克制,描绘了二十世纪中期一个工业家族如何在财富与名誉中逐渐腐朽;劳拉的小说却炽热、荒诞,讲述富家小姐与在逃革命者的爱情,字里行间充斥着隐喻与愤怒。而两人共同构思的“盲刺客传说”,更像一则黑暗寓言:星球的祭司刺瞎双眼以获得预知能力,却必须用无辜者的生命作为交换。这不仅是虚构中的虚构,更是对现实命运的一次次折射。
“盲”与“刺”构成了小说最核心的悖论。真正失明的或许不是星球上的刺客,而是现实中被规则与谎言蒙蔽双眼的人。艾丽丝早年嫁入豪门,选择以沉默维系表面和平;劳拉却以理想主义的姿态撞击高墙,最终坠落。她们一个学会了用语言隐藏真相,一个却试图用故事刺穿虚假的现实。而那个穿梭在文本之间的“盲刺客”,仿佛成了她们共同命运的化身——唯有牺牲一部分的自己,才能看清暗藏的权力结构。
小说并未停留在个人悲剧的层面。透过格里芬家族的兴衰,阿特伍德冷静地剖开了资本主义与男权社会共谋的肌理。里查德·格里芬温文尔雅却手段凌厉,象征着体制性的暴力;而劳拉笔下虚构的泽尼克星球上发生的压迫与反抗,又何尝不是对现实殖民历史的隐喻?甚至艾丽丝晚年选择的书写,本身也是一种权力的博弈:她以回忆录为武器,将私人经历转化为公共叙事,最终完成了对丈夫所代表的话语权的颠覆。
值得注意的是,阿特伍德从未许诺清晰的答案。她让文本充满缝隙——一封被撕毁的信、一篇含混的报道、某个角色突然的沉默,都在提醒我们:历史从不是平滑的叙事,而是一片布满涂改痕迹的草稿。艾丽丝最终出版的《盲刺客》不只是劳拉的遗作,更是她与妹妹合作完成的一场迟来的反抗。尽管文字无法还原所有真相,但它至少成为了刺破谎言的利器。
当我们合上书页,或许会意识到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人生故事去覆盖另一个版本。记忆不是档案,而是一场持续的谈判;真实不在最终的定论里,而在叙述时的抉择中。《盲刺客》最终告诫我们:直视生活的盲区固然疼痛,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语言的迷宫中,接近那微弱却不屈的自由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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