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咱们这代人,以及我们的父辈祖辈来说,“同胞”这两个字的分量是实实在在的。它里面有共同的血脉、共同的语言文字,有那段颠沛流离的历史记忆。不管是大陆这边的耄耋老兵,还是台湾那边被称为“外省人”的爷爷辈,他们的根都在大陆,那份“乡愁”是刻在骨子里的。这份情感,是维持着和平统一最后一丝希望的“压舱石”。
可现在,岛内的风向早就变了。最要命的,是从根上动了手脚——教育。他们的课本里,“中国史”被悄悄塞进了“东亚史”的框架,成了别国史;台北故宫的珍宝,展览标签从“中国书画”变成了模糊的“书画”。这么一代一代地教下去,后果是什么?
后果就是,大陆成为一个地理名词,所谓的“同胞情谊”更像是长辈口中的故事,他们没有亲身感受,自然也缺少感情共鸣。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多年的追踪民调,数据冰冷地摆在那里:二十到二十九岁的年轻人里,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的”比例,已经攀升到了一个惊人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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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维系两岸情感的这最后一批老人渐渐凋零,这种本就脆弱的文化和情感联系彻底断裂之后,我们的下一代人再去看台湾,视角会完全不同。他们不会再过多地纠结于“血浓于水”,而会更多地从纯粹的国家利益、地缘战略和历史责任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到了那个时候,谁还会有耐心跟你慢慢谈感情?
再看看咱们大陆这边,变化同样是翻天覆地的。咱们的下一代,是泡在互联网里、看着国家空间站建成、航母下水、高铁飞驰中长大的。他们没有经历过我们父辈那种积贫积弱的憋屈,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是空前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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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成长环境,塑造了他们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他们更直接、更务实,也更没耐心。在他们看来,国家的完全统一是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而不是一个可以无限期拖延下去的选项。上一代人那种温情和等待,在他们眼里,可能就是一种软弱和犹豫。
军事力量的天平,早就歪得不成样子了。几十年前,我们说“解放台湾”,还得反复计算渡海作战的巨大风险,可能要付出多少牺牲。现在呢?歼-20在台海上空巡航,055型万吨大驱在西太平洋游弋,还有“东风”系列这种随时能“使命必达”的大杀器。解放军的现代化水平是跳跃式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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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未来只会越来越大。对于从小就习惯了“实力决定一切”丛林法则的下一代来说,当他们手里掌握着随时可以“一键清场”的能力时,你觉得他们还会像我们这样,为了怕打破岛上的“瓶瓶罐罐”而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吗?
更要命的一点是,这事儿拖得越久,就越深地卷入中美博弈那个巨大的漩涡里。美国那边的小动作就没停过,今天卖一批武器,明天派个议员窜访,用“切香肠”的方式,一点点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的实际内涵。他们的算盘打得很精,就是要把台湾武装成一个专门用来牵制我们、给我们发展道路上放钉子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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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拖到下一代,台湾问题可能已经完全演变成了中美两个核大国掰手腕的前沿阵地。到了那个时候,为了避免夜长梦多,为了防止美军介入,为了以最快速度解决战斗,用雷霆万钧的毁灭性力量,在瞬间瘫痪岛内所有反抗力量和外部干涉的可能,反而成了最“理性”的军事选择。
咱们不妨推演一下那个可能出现的场景。战争一旦打响,可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抢滩登陆战。而是在开战的最初几分钟之内,数不清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像下了一场钢铁暴雨,精准地覆盖台湾所有的军事基地、指挥中心、雷达站、机场、港口、变电站和通信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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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岛的电网会瞬间瘫痪,通信网络全面中断,对外联络被彻底切断。整个台湾,在第一时间就会变成一座信息孤岛。紧接着,电磁压制、网络攻击会全面展开,台军的整个指挥系统,在还没反应过来之前,就可能被“致盲”和“致聋”。这种打法的核心目的,就是彻底摧毁对方的抵抗意志和抵抗能力。但它的破坏力,也必然是惊人的。
这种打法并非没有先例。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第二次车臣战争,就给全世界活生生地展示了现代城市战可以有多么残酷。在关键的格罗兹尼战役里,俄军一开始打巷战吃了大亏,伤亡惨重。后来,他们果断改变了战术,不再跟你一栋楼一栋楼地争夺,直接动用了海量的重炮、坦克炮和航空炸弹,对城市进行无差别的、地毯式的火力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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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术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武装分子可能藏身的每一栋建筑都夷为平地,用绝对的火力优势,把抵抗的空间彻底“格式化”。
格罗兹尼战役的结果我们都知道,整座城市几乎变成了一片瓦砾,战后被联合国官员形容为“地球上被毁坏最严重的城市”。这个例子冷酷地说明了一个事实:当一个国家下定决心要用武力解决分离问题,并且常规地面部队推进又遇到顽强抵抗时,选择用压倒性的火力,就成了一个现实且残酷的军事选项。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就是用基础设施的毁灭,来换取己方人员伤亡的减少和战争进程的加速。
历史的镜子,总是能照出未来的影子。咱们老祖宗处理这个问题,其实早就给出了答案。
想当年,汉朝刚建立那会儿,刘邦被匈奴围在白登山七天七夜,差点回不来。怎么办?打不过,只能“和亲”,送公主、送钱粮,换边境几十年的安宁。但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只是被暂时搁置了。等到汉武帝刘彻上台,经过“文景之治”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库充盈,兵强马壮,他可就不想再忍了。从“马邑之谋”撕破脸皮开始,到卫青、霍去病横扫漠北,最终“封狼居胥”,毕其功于一役,彻底解决了困扰汉朝近百年的心腹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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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清朝收台湾。郑成功赶走荷兰人后,台湾实际上也处于割据状态。康熙皇帝一开始也面临“三藩之乱”,根本腾不出手。朝廷里很多人也说,台湾那地方“海外泥丸”,拿下来是累赘,不如不要。但等到“三藩”一平,台湾郑氏内部又闹内讧,康熙立刻抓住时机,力排众议,启用施琅。施琅在澎湖海战中,一举击溃郑军主力水师,最终迫使郑克塽投降。有趣的是,收复之后,又是施琅写下著名的《恭陈台湾弃留疏》,力陈台湾是东南沿海的天然屏障,绝不可弃。康熙这才下定决心,设台湾府,将其正式纳入版图。
这两段历史告诉我们什么?一个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拖延并不会让它自动消失,反而可能因为内部认同的流失和外部势力的介入而变得更加棘手。而当中央王朝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并且下定了决心之后,最终的解决方案,往往就是最直接、最彻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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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我们这一代人肩膀上扛着的,或许就是实现和平统一的最后机会了。因为我们和对岸之间,还存有最后一丝基于共同历史和血脉的温情与记忆。我们可以为了这份情谊,付出更多的耐心,尝试各种和平的路径,想尽一切办法用最小的代价来完成民族的统一大业。我们之所以还愿意反复强调“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是因为我们心里还相信那句“血浓于水”。
可如果这份善意和耐心被一再地挥霍,如果和平的窗口被对方亲手彻底关上,那留给后人的,就真的只剩下那个冰冷而残酷的军事选项了。
当我们的子孙后代,在未来的某一天翻开历史书,看到的是一个被战火夷为平地的台湾岛,他们或许会不解地问:为什么当年的你们,在拥有巨大优势和最后机会的时候,没有能用一种更智慧、更温和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又该如何回答?历史的责任,沉甸甸地,就压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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