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来源：光明日报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波澜壮阔的“三农”实践为乡村振兴题材影视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也呼唤与之相匹配的影视作品。因此，创作者应深入挖掘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故事，在内容叙事、主题立意与人物塑造等方面持续深化创新，创作出既真实见证又生动讲述“三农”发展的优秀作品，从而回应时代要求、助推乡村发展，并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然而，当前部分乡村振兴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实践显得力有不逮，未能充分释放其应有的精神能量与传播效力。
比如，在创作层面，一些作品将乡村“景观化”甚至“奇观化”。它们热衷于展示田园风光、古朴建筑和特色美食，却抽去蕴藏其中的社会肌理与人性深度，使乡村成了静止的“背景板”，而非充满活力与变化的“社会有机体”。更有甚者，一些作品刻意固化乡村的落后、愚昧等刻板印象，以制造戏剧冲突。这种对乡村的他者凝视，本质上是创作的懒惰以及失焦。
人物是故事的灵魂，但一些乡村振兴题材影视作品将人物当成传递主题的扁平符号。“村干部”总是无所不能；“返乡青年”必须降维打击；“保守村民”一定目光短浅。殊不知，真正的乡村振兴主体是千千万万个有优点、有缺点的普通人，他们的选择与改变应是复杂的。脸谱化的塑造恰恰遮蔽了这种复杂性，使人物缺乏思想的纵深与成长的弧光。
还有部分作品将乡村振兴的宏大叙事简化为克服某个项目中具体困难的技术性问题。只要项目成功，故事就能圆满落幕。这种做法未能触及乡村产业振兴背后的市场风险、传统与现代的碰撞等重要议题，无形中给观众传递了一种“乡村振兴能轻易完成”的错觉。
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创作逻辑的异化。当前一些乡村振兴题材的创作，并非源于市场自身的需求驱动，而是带着任务的“命题作文”。为了“完成任务”，制作方更关注作品的主题表达是否鲜明，而非人物是否鲜活、故事是否动人。于是，深入田间地头的田野调查被案头文件解读取代，对农民内心世界的探索让位于对政策要点的罗列。这种依赖二手资料拼凑出的叙事，先天就缺乏真实的生活质感与打动人心的细节。而悬浮的剧本很多时候又是由缺乏乡村生活经验的演员演绎出来的。演员对角色所处的环境比较陌生，导致表演流于技术性的“扮演”。他们或许穿着像个农民，肢体语言、神态语气却仍然是“城市人”的。这种由内而外的隔阂感，成为观众投入剧情的障碍。
内容质量的不足，又影响传播效果，使一些乡村振兴题材影视作品陷入“两头不讨好”的境地。对于农村观众来说，剧中所呈现的“被简化”的乡村，与他们正在经历的现实生活相去甚远，无法产生思想认同，甚至还可能因其“不真实”而激发排斥心理。而对于城市观众来说，他们渴望看到的可能不是“农村问题解决方案”，而是能映照自身生活情感的“人间镜像”。如果作品未能挖掘出诸如奋斗、乡愁、代际关系、公平正义等能引发普遍情感共鸣的主题，就很难吸引他们持续观看。
此外，在当今的媒介生态中，优质内容与有效传播成为一部影视作品实现社会价值与市场回报不可或缺的一体两面。社交媒体不仅是传播信息的渠道，还成为实现情感连接与文化认同的空间。如果一部影视作品能在这个空间成为热点，则有助于其快速进入大众视野，实现文化价值。从这个角度看，乡村振兴题材影视作品在社交媒体的宣发与二创，可谓打通作品与观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途径。这要求创作与传播团队必须具备精准的“转译”能力，即能将剧作的核心价值转化为富有网感的年轻化表达，在碎片化的传播中提炼情感浓度，在与网民的深度互动中共同完成作品意义的延伸与再生产。然而，当前很多片方在这方面重视不够。他们仅将传播视为播出的后续环节，而非从策划之初就贯穿全程的有机组成，导致内容生产与用户接受脱节。传播能力薄弱，也导致作品影响力和长尾效应不足，无法在更广阔的社会层面引发讨论。
综上所述，当前部分乡村振兴题材影视作品在内容与传播上存在的不足，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系列问题。要突破困境，关键在于实现从“任务导向”到“创作自觉”的根本转变。创作者需要真正沉入生活肌理，以平视的视角发现乡村的复杂与本真，用鲜活的个体命运折射时代的深刻变革；传播者则需打破思维壁垒，让作品的价值内核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的生命力。唯有如此，乡村振兴题材影视创作才能实现自身的“乡村振兴”。
（作者：张红阳，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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