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文 · 黄宗智｜日语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日语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文｜黄宗智

从学术需要来说，中国近现代史学者们目前应掌握的第一外语应是日语，而后才是英语。其背后主要是两大原因。

一是由于日本侵略时期对中国基层社会进行的大规模调查——尤其是作为侵略时期的一种情报搜集工作而做的、特别是通过“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机构的系统、规模化调查研究——具有关于中国基层社会和农村人民生活非常系统、详细的研究资料，超过一般中文文献所含有的信息。相比英文文献也如此。满铁调查是有意识、有组织的为其未来的侵略、占据和统治所做的准备工作，性质比较特殊。英文材料中没有相似的如此系统全面的调查，中文也没有。国民党时期固然做了一些基层调查，但没有达到日本满铁那样的系统、细致、精准水平。同时期，美国学者卜凯（John Lossing Buck）等固然也组织了一些研究，但其精准度和日本满铁调查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对目前的在中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们来说，日语的用途和重要性确实要超越英语。

何况，中国人学习日语，相比英语，乃是“事半功倍”的事。以我自己的经验为例，和美国学生相比，我学日语，由于来自中文对日语“汉字”的认识，集中完全投入一个夏季，或一个学年的【非集中全力投入】课程，便能够达到一般美国学生须要三个全力投入季度，或三个学年的水平。美国学生要花尽全力去学习的“汉字”，乃是中国人已经掌握的基本知识。而且，不仅头三年如此，往后多年也将继续如此。

即便与日本本国人相比，情况一定程度上也如此。对日本人来说，学习“汉字”仍然乃是其自身学习语言中最艰难的环节（正因如此，日本学校设置了一定的限制，即1946年公布的所谓“当用汉字”，限定于1850个字）。中国一般知识分子则会惯常使用3、5千汉字。日本只有具备一定“汉学”基础的高级知识分子才会具备这样的能力。

固然，由于英语中国研究在近几十年以来的快速发展，无论在质量还是数量上都如此，所积累的文献日益丰富、深入，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考虑，也许，未来英语研究总体来说颇可能会超越日语研究，能够系统借助1930、40年代的日文文献资料的英语研究尤其如此。如今，英语学习在国内的教育体系中十分普遍，已经可以算是一般高等教育学子的必备技能。对未来中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们来说，反倒是日语学习才需要特别关注。

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关于中国的日本资料的重要性，实际上主要限于日本1930年代和1940年初期代为了侵略意图所做的一系列系统调查和资料搜集，之后没有同样、同等的“情报”工程。伴随时日的变迁，将越来越成为过去“历史时期”的、有一定局限的资料。事过境迁，那些如今已是近乎一个世纪之前积累的资料，其实用性已经日益缩减。而且，相比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普遍和轻易掌握的基层社会资料，相去甚远。它们已经是与今日现实相隔越来越远的、过去的“历史资料”。

即便如此，对中国目前的1949年前的“近现代史”研究来说，日文无疑乃是不可或缺的外语，其重要性一定程度上仍然超越英语。正因为如此，目前的中国近现代史学者们，应该掌握的外语首先是日语，英语次之。未来，也许英文会越来越重要，但起码目前，对中国历史学者们来说，日语仍然是首要的外语。

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