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春霖,摄影师、导演,主要作品有纪录片《生门》《城市梦》《小城警事》。
我与吕德文教授的缘分,始于2014年的鲁磨路。那一年,我正在拍摄一部关于城管与小贩的纪录片《城市梦》,穿上协管员的制服,扛着摄影机,混迹在武汉光谷的街头。鲁磨路是那片街头的核心舞台,既有摊贩的叫卖,也有执法的张力,还有“疯子爹爹”这样的传奇人物。几乎每天,我都在这样一个“猫鼠游戏”的空间里穿梭,试图用影像捕捉城市化进程下普通人命运的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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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秋天,在一次“城管进校园”的活动上,我第一次见到吕德文教授。我们初次相识,便从鲁磨路的街角社会聊到政府的基层治理,从城管与小贩的双重无奈,聊到城市化进程中的两难平衡,这一次的交流,便成了我们十余年深厚友谊的开端。
我的工作方式是贴身式地拍摄。纪录片的力量,在于沉浸,在于身体的进入。穿上制服、背上机器,我才知道协管员的辛苦与无奈,也才知道小贩们的坚韧与脆弱。我的相机对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和解,是生计与秩序的较量。通过故事,我希望观众能够感受到城市化背后那些从未被聚焦的群体。
吕教授的方式则是田野调查。他同样每天在城管办公室与街头取材,成为鲁磨路的“编外”城管,与我几乎是平行的经历。但不同的是,他的目光更加细微,也更加系统。他要梳理的是治理结构中的隐形逻辑,要理解的是看似偶发却具有规律性的社会机制。纪录片是一种讲述,而社会学是一种解释。两者并不冲突,反而像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切面。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常常能在和他的交流中获得新的理解。吕教授的研究,让我在那些影像片段背后,看见了更深层次的结构和逻辑。
在随后的十年中,我们几乎无话不谈。我常常把拍摄中的困惑、对社会议题的思考拿去和他聊,而他也会把研究的新思路与我分享。他既是朋友,也是我在学术上的导师。
吕教授给我的一个深刻启发,是要时刻关注个体故事背后的深层逻辑,以及更大的制度背景。影像所捕捉的瞬间,往往正是社会学分析的起点。他这种“既沉浸又抽离”的学术姿态,让我在创作时始终保持一种反思的眼光。
事实上,我很早就知道,吕教授在写一本关于鲁磨路的书。他常说,鲁磨路不仅仅是一条街,而是一个“灰色地带”,是中国城市化最复杂矛盾的缩影。对这本书,我期待已久,心里总想着:什么时候能真正看到他把这些田野经验和思考系统性地写出来?如今,《鲁磨路》终于付梓,我读到的时候,心里有一种“等到这一天”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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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用一条不足三公里的街道,解剖了中国城市化的全景。这里有夜市、有城中村、有大型国企厂门口的小摊,也有大学生和白领的身影。它是城乡结合部的缩影,也是现代中国治理逻辑的缩影。
书中对城管的细致描写,让我联想到自己在拍摄中看到的矛盾。城管并非冷冰冰的暴力机器,他们也是生活在夹缝中的人,需要在制度与人情之间寻找平衡。小贩也并非简单的弱势群体,他们中有人艰难求生,也有人凭借势力盘踞街头。
吕教授的文字让我更加确信:鲁磨路不是一条普通的街,它是一种社会的“显影片”。从中,我们能看到现代国家如何进入街头,看到底层群体如何协商、抗争乃至妥协,也看到秩序如何在冲突与默契之间形成。
作为纪录片创作者,我常常在影像的局部里徘徊。而这本书让我看到了更加系统的图景。它像是一面镜子,把我的影像经验放在更广阔的社会学框架里加以解释。它也提醒我,讲故事和做学问,其实都是理解社会的一种方式,关键在于是否真正走入街头,是否真正理解那些生活在街头的人。
因此,我愿意向所有关心中国城市化、关心基层治理的人推荐这本书。它不是一部冰冷的学术著作,而是一部带着温度、带着泥土气息的田野书写。它让我们看到,所谓秩序并不是上面设计的结果,而是无数行动者在街头反复博弈后的产物。
对我个人而言,这本书更像是一次回到鲁磨路的旅行。那些我曾用镜头记录过的瞬间,在书页中重新鲜活起来。它让我再次意识到,记录与书写的目的,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让理解发生,让更多人看见那些曾被忽略的生命与处境。
2025 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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