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本来可以不用赴台，华东局之所以考虑她，主要是基于三点原因

随着《沉默的荣耀》进入尾声，最残酷的一幕终于显现。

负责联络吴石的朱枫在舟山定海被捕以后，当天晚上便将随身携带的金饰咬碎，就着一口水吞了下去，任凭尖锐的金属划伤自己的食道、肠胃。

《红楼梦》里曾有尤二姐吞金资金的一幕，电视剧对尤二姐吞金这一幕有过集中展现，当时剧中的道具是完整的金锭，所以给人的感官不是那么刺激，以至于还有不少人以为，吞金自尽其实就是把自己毒死（甚至可能是噎死，因为金锭很大）。

一直到《沉默的荣耀》里，朱枫被推出手术室，手术托盘里面满是沾着血迹的碎片金饰品，使我对历史上“吞金自尽”这一概念有了更直观的体会。

根据史料记载，朱枫当晚吞金自尽后，忍着剧痛挨了一晚，被特务安排飞机紧急从舟山送到了台北医院救治，在救治后仍遭到酷刑拷问，但自始至终也没有交代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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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明确一点是，朱枫其实是党的老地下工作者。

在《沉默的荣耀》刚播出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吴石之所以暴露，是源于朱枫工作上不细致，包括我自己文章下面，也有类似的评论。

比如他们提到朱枫赴台以后，不应该与台工委联系，特别是蔡孝乾，还说朱枫不应该答应蔡孝乾，给所谓的“计小姐”开特别通行证，后来证实这个所谓的“计小姐”就是马雯娟，是蔡孝乾的妻妹，是他在台时骈居的对象。

可这些评论，绝大多数都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去批评当时人的做法，真要把我们放在同时代，我们未必有这个远见卓识。

要知道蔡孝乾不是一开始就叛变的，他是台工委的书记，是当时在台湾的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他生活作风腐化堕落，也是后来到台湾以后才有的。

《沉默的荣耀》里面把张志忠（时任台工委副书记兼武装工作部部长）批评蔡孝乾腐化堕落放在他们被捕之前。

可根据谷正文的回忆，张志忠批评蔡孝乾却是在被捕以后。

通过描述不难看出，张志忠虽然对蔡孝乾腐化堕落的作风有所了解，但客观上来讲，蔡孝乾仍然是其上级，就算当时发现蔡有很大的问题，也需要通过正常的组织程序，才能罢免他。

朱枫作为党的地下工作者，她被华东局派往台湾去，负责与吴石的联络，但她到台湾是需要与当地党组织接上关系的，并且需要当地党组织配合的。

尽管传递情报本身是由华东局单独发展的一条专线（史料记载，朱枫在从吴石处获得情报后，直接交给了华东局指派的情报员）。

更重要的是，蔡孝乾是台工委书记，明面他是朱枫的上级，对蔡孝乾交代的任务，朱枫也是没有办法婉拒的，况且蔡孝乾交代朱枫办“特别通行证”，也是给名义上党的地下工作者的“计小姐”的，朱枫没有理由拒绝。

况且就以当时情形看，这还真算不上是什么大事（不暴露就不是事儿，一暴露全都是事儿）。

事实上，吴石乃至整个台工委暴露，最大的问题本身还是出在蔡孝乾身上，他不光是生活上腐化堕落，而且在工作上很多行为都是违反了党组织地下工作准则的。

说回朱枫身上。

也许是出于影视剧的创作，剧中在吴石情报组暴露时，还强调他们要送出最后一份情报。

要细究起来，其实朱枫当时的工作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她是在撤离过程中被捕的，这一点《沉默的荣耀》里演绎的还不同。

图|朱枫与儿子、外甥女在上海复兴公园

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第一次被捕，就供出了朱枫是华东局的特派员，因此吴石特意命副官王正均通知聂曦，再由聂曦通知朱枫迅速转移。

由此可见，《沉默的荣耀》中，朱枫多次与吴石见面的情形也不大可能发生在真实中，顶多是初次接触获取情报的时候见过一面，因为吴石本身地位很高，出入目标太大，所以与朱枫联系，多数情况下吴石都是不亲自出面的，就连副官王正均也不出面，而是交给当时已经不是吴石副官的聂曦来出面。

至于给朱枫办理通行证，吴石甚至连出面也不用（因为经办人是王正均、聂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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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枫是个老地下工作者，她的工作都是在党组织允准范围内进行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其实我们一直说朱枫，这个名字是她参加革命以后给自己取的化名。

朱枫的原名叫贻荫，小名桂凤，1905年11月22日出生于浙江镇海城关朱家花园。也是因为出身富裕的关系，朱枫年轻时接受过很好的教育，为她后来参加革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朱枫与同窗陈修良一起带头参加游行示威等反帝爱国活动。

1926年，经陈修良引荐，朱枫拜入书法名家沙孟海门下。沙孟海为朱贻荫取名“谌之”，取“诚然笃信”之意；又取字“弥明”，喻“永远光明磊落”。

从此以后，朱谌之就成为朱枫的本名。

图|朱枫和女儿朱晓枫在上海临别前合影

陈修良就是解放战争时期负责南京地下党工作的同志（任地下南京市委书记），后来他回忆朱枫，当年在宁波女子师范求学期间，朱枫就以书法见长。

陈修良形容朱枫早年居住的小楼“颇有潇湘馆意韵”，这其中潇湘馆出自红楼梦，即林黛玉的住所。

从各方面回忆来看，朱枫在早年间颇有一种蒲柳之质，和她后来意志坚定的革命者形象是完全不同的。

朱枫早年虽然参与过学生运动，但是并未踏上革命之路，而是早早就与报关行老板陈绶卿，遗憾的是，九一八事变后，朱枫随丈夫陈绶卿从沈阳返回老家浙江镇海，期间陈绶卿不幸病逝。

迫于生活压力，朱枫不得不独自一人撑起了整个家庭，为此她还委托上海友人吕逸民（后成为地下党助理）处理母亲与外婆留赠的珠宝首饰。

图|赴台湾前，朱枫与儿子朱明（左一）、侄子朱晖在香港的合影

1937年抗战爆发后，朱枫投身抗日洪流之中，她在家乡组织抗日宣传队、医疗救护队，并出资开办镇海工艺传习所，救济战火中流离失所的难民。

在经历过生活的磨难后，朱枫已经变得极为坚强。

1938年，随着战火蔓延，朱枫又前往当时抗战的中心——武汉，后来又辗转全国各地，她将变卖家产的500大洋全都捐给了在桂林初创的新知书店。

新知书店总经理徐雪寒当年与她相识，后来回忆：

“她满面风尘像中年世俗妇女，眉宇间却有英秀之气，一看就是知识分子。”

1940年秋，在浙江金华，朱枫与与朱曦光（丈夫朱晓光的兄弟）等人接手“金华书店”，后来又辗转前往皖南新四军驻地，在随军书店工作。

从捐家资支援抗战开始，朱枫就参加了革命，此后历经风霜。

皖南事变后，朱晓光以及一大批新四军指战员被俘关押在上饶集中营，朱枫主动向组织上请示，要去集中营探查情况，后来帮助朱晓光以及一部分战士从狱中逃出，并帮朱晓光安全转移到了重庆红岩，并当面向周恩来汇报了上饶集中营的情况。

也是在这一系列过程中，朱枫与朱晓光慢慢走到了一起。

1944年，朱枫根据党组织指示来到沦陷区上海，正式开启了自己地下工作生涯，因新知书店驻沪办事处的“同丰商行”被敌人破坏，朱枫被捕入狱，在狱中她曾受酷刑，却始终坚贞不屈。

当年10月，朱枫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她的公开身份是联丰花纱布公司会计主管，并在之后经徐雪寒引荐加入了潘汉年情报系统，奉令协助打理中央文库与秘密电台。

不久之后，朱枫奉组织命令坐镇四川中路445号的鼎元钱庄，将党组织经费换成煤炭、洋布等硬通货分销，并将赚取的利润上交，偶尔遇到亏损，朱枫还自己出钱顶上，以至于后来潘汉年情报系统骨干刘人寿后来感慨：

“徐雪寒推荐的朱枫真是了不起！她经手的资金成千上万，自己却干干净净——这样的好同志，到哪里找啊！”

1945年春，朱枫加入中国共产党。

生活中朱枫也十分关心自己身边的同志，当时鼎元钱庄上面住着总经理许振东一家，许夫人陈志威后来回忆：

“朱先生说话亲切，给孩子递药片会先裹层糖纸；1947年我待产难眠，她搬张凳子陪我织袜，说‘真要生，我陪你去医院，我学过接生能搭上手’。”

徐雪寒当年任华中银行副行长，从苏北转沪上工作，因水土不服时常咳嗽，朱枫听说后，就每天傍晚绕去小菜场挑活鲫鱼，煤炉上炖成奶白的汤，自己却只就咸菜泡饭，谎称“不爱吃鱼”。

战友汤季宏回忆，他1947年因暴露被捕，1948年经组织营救出狱，并奉令转赴香港躲避，也是朱枫亲自护送，当时正值天寒地冻，汤季宏在船头上被黄浦江的江风吹得瑟瑟发抖，朱枫二话不说，悄悄到女厕所脱下自己身上穿的厚毛衣给汤季宏。

1948年初，朱枫被调往香港，地下党经营的合众贸易公司，负责沪港秘密经济往来与经费筹措。

3

事实上也不难看出，朱枫在与丈夫朱晓光（因工作需要常驻山东）结婚以后，两人长期分居两地。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朱晓光携子从山东转赴上海，当时组织上也有意把朱枫调回上海，让他们一家团圆。

在等待团聚的日子里，朱枫一直在给丈夫写信，信中诉说思念，可就在当年10月7日，朱枫寄来的信中语气突变：

“兄须去菊处小住两月，勿为我虑，保健为要！”

从后来资料里不难看出，朱枫当时已经接到了要赴台湾的命令。

原来就在半个月前，即1949年9月24日，朱枫就给丈夫朱晓光写信称：

“阿菊夫妇想我去，人口证寄来了，真是幻想。”

阿菊是朱枫前夫的女儿，但朱枫养育了多年，彼此有很深的情感，阿菊成年后，嫁给了王朴，当时任台湾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定居台湾。

朱枫本来是不想去台湾的，毕竟那时全国解放在即，自己即将与丈夫团聚。

可在当时时局下，朱枫还是决定义无反顾的去。

1949年10月，由于在金门战役失利，当时我军急于获取台湾的核心军事情报，然而当时的台湾已经进入“戒严时期”（1949年5月开始），凡是出入境者都要严格管理，必须要手持通行证。

华东局后来之所以考虑派朱枫去台湾，主要是考虑到三点因素。

第一、朱枫在台湾有亲属定居，而且她恰好寄来了一张通行证，能为朱枫进入台湾提供掩护；

第二、朱枫是一个党性极强的同志，之前就有过被捕的经历，并在狱中受酷刑，但她坚贞不屈，没有暴露过自己的身份；

第三、朱枫之前接触过华东局对台工作的秘密负责人万景光，而万景光之前曾代表党与吴石有过秘密接触，这样一来，便于各方沟通交接工作。

朱枫在去台湾之前，给丈夫朱晓光写了最后一封信：

“不过时间也不会太长，将来的会晤是比较更愉快的！为什么更愉快呢？我们为了更大的家，暂时放弃了小家团圆，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等到再见面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更愉快呢！让彼此期待着更大的欢愉的会面吧！”

朱枫认为自己虽然即将赴台湾，但夫妻相距之日必然不远，毕竟台湾解放也是近在眼前的事儿。

1949年11月25日，朱枫从香港维多利亚码头登上了“风信子”号客货海轮，两天后在台湾基隆靠岸。

应该指出的是，朱枫在抵台以后，严格遵循党的地下工作纪律，她负责联系的线只有两条，一个是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化名“老郑”），另外一个就是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

朱枫在抵达台湾以后，工作十分顺利，她从吴石手中获取情报，然后通过华东局派的交通员送回大陆。

特别要强调一点的是，朱枫在被捕时，其实已经完成了情报转递的任务，她在传递最后一次情报的时候，还随之传回了一张给家人的字条，上面写着：

“凤将于月内返里……”

不料这张字条，成为朱枫给家人留下最后的话。

图|朱枫在被捕后吞下的金饰

朱枫作为联络员，在被捕之后始终坚持斗争，没有透露组织一丝一毫秘密，而蔡孝乾作为台工委的领导，却在被捕之后第一时间出卖了她。

朱枫在狱中的表现，就连敌人也不能不为之感怀，在后来总结吴石案经验教训时，他们在报告中评价朱枫：

“党性坚强、学能优良”

在谈到朱枫被捕当夜吞金自尽的行为，国民党当局也十分认可：

“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