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犯了个致命的错误：如果她不给蔡孝乾办事，大家都不会出事！

朱枫犯了个致命的错误：如果她不给蔡孝乾办事，大家都不会出事！

台北那年天还没热透，监狱里头三天辣椒水灌下来，朱枫硬是一声不吭，脸都肿得变了形，嘴唇全是裂口，十个指甲盖都给撬了，血糊糊的，特务把笔供推到她面前，阴着脸问她是不是死也不说，她还真就一个字没吐。

那张通行证，就是她的催命符，直接把她送上了刑场。

朱枫这个名字，是后来才叫响的，1950年在台北，她叫朱谌之，这个身份是临时的，为了去台湾才办的，她的任务，是跟吴石接头，把那个“国防部参谋次长”手里的机密文件给弄出来，送回大陆，那年冬天，朱枫每周都上台北街头转悠，手里拎个药盒子，假装是去买药，其实是找吴石拿东西，药盒底下藏的就是《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还有《舟山群岛驻军表》，用油纸仔细包好，再通过“安福号”货轮转运到香港，东西从她手里出去，三天就能摆到中南海的桌上，毛泽东还亲笔批示过，说要给她记大功，她干活利索，从不出错，可坏就坏在，她帮人办了张通行证。

都是蔡孝乾这个人闹出来的。

朱枫跟蔡孝乾，本来没什么直接联系，他是上级，她负责传递情报，他还是地下党的“工委书记”，名义上管着她，可蔡孝乾早就心不稳了。

1949年底，蔡孝乾找到朱枫，说家里有个孩子不安全，想请她帮忙弄张去香港的通行证，嘴上说是“小孩”，其实是他那个只有14岁的小姨子马雯鹃，也是他的地下情人，蔡孝乾当时说得恳切，“你是大陆来的，路子熟，这事你方便办，帮我这个忙，我才能安心工作”，朱枫一开始有点犹豫，蔡孝乾就拍着胸脯保证，“我是书记，这事按组织程序办”，她没办法，只好去找吴石，吴石也觉得这事不妥，朱枫就说“只此一次”，吴石这才点了头，让副官聂曦去办了，谁能想到，这张证成了一根绳子，最后勒住的不是敌人，反倒是自己人。

1950年1月29号，蔡孝乾让特务给抓了，撑了不到三天就招了，还只招一半，假装配合说去带路，半道上找机会给溜了，可惜没跑远，躲到朋友黄天家里，结果黄天也被抓，转头就把他供了出来，特务又把蔡孝乾抓了回去，这回蔡孝乾是什么都说了，连给马雯鹃办通行证的事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说是朱谌之找吴石办的，假名叫刘桂玲，经手人是聂曦，说得那叫一个详细，特务顺着这条线一查，马上就查到了，通行证上有吴石的签字，有聂曦的代办记录，证据链完整得很，他们顺藤摸瓜，先抓了吴石，再从吴石家搜出通讯录，又在朱枫的住处找到写着她女儿电话的纸币，证据一条接一条。

2月4号，吴石把一张通行证塞给朱枫，跟她说“赶紧走，蔡孝乾全招了，舟山那边还有人接应你，快跑”，朱枫知道自己暴露了，可整个岛上都已经是天罗地网，她揣着通行证，奔向舟山，没想到舟山没能护住她，反而成了她的囚笼。

到了舟山，她找到存济医院的院长顾孙谋，也是地下党员，顾孙谋把她藏在缪家路15号，可那会儿的舟山已经半封岛了，国民党十二万大军守着，一条船都开不出去，顾孙谋想办法找船，都被人拒绝，说现在风声太紧，一查一个准，朱枫天天催，心里急着回大陆，也怕随时被抓，后来只能靠吃镇静剂才能睡着，越急越没有办法。

2月18号，大年初二，天刚蒙蒙亮，一群便衣特务就来敲门，“朱谌之，跟我们走一趟”，她刚想伸手去掏口袋里的东西，就被人死死按住，反剪着双手塞进了车里，后面就是无尽的审讯，酷刑，她甚至吞金自杀，把金锁，金链子，断掉的金手镯分四次吞下去，结果被抢救了回来，可嘴里还是一个字没漏。

行刑那天是1950年6月10号下午四点半，台北的马场町，朱枫跟吴石，陈宝仓，聂曦四个人一起被押到刑场，她身上衣服破破烂烂，脸上有伤，走路都有些踉跄，但身子站得笔直，枪响之前她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七声枪响过后，她倒下了，档案里只写着“此匪干纪律甚严，至死不招”。

一个人，一条完整的情报线，就因为一张通行证，一段见不得光的私情，一次对人的错信，全被拖进了深渊，她不是做错了事，她是信错了人，她信组织，信自己的同志不会出卖自己，她哪里想得到蔡孝乾早就变了心，更想不到吴石会因为这点小事被牵连，那时候的隐蔽战线，全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撑着，你信我，我信你，可这地方最不讲的就是感情，一个人倒了，就可能全盘崩溃，朱枫赌的是同志的骨气，她没赌赢，不是她输了，是对面手段太狠，而身边的人骨头太软。

她死后尸骨没人认领，被送到台北一个寺庙里，登记表上名字还写错了，写成“朱湛文”，几十年都没人找到，直到2010年，资料才对上，代号，籍贯，时间，这才终于确认了她的身份，2013年，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建起了一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她的雕像也立了起来，就站在吴石的身边，朝着东方，望着那片她至死都没能回去的大陆。

她这一生帮了太多人，最后却因为帮了一个不该帮的人，把自己的命都搭了进去，可她的原则没丢，直到站在刑场上都没有丢，所以说，她其实没有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