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那么多国家向中国朝贡，为何中国却是吃亏的一方？

在古代史上，朝贡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经常出现的一种关系。按照常理，一国征服另一国，或者另一民族、部落等，就要求被征服者提供贡金、贡品，以此来缓解战争的威胁。然而在中国古代，朝贡却演变为了“薄来厚往”的亏本买卖。周边部落象征性地提供一些物产，而中原王朝则进行大规模的赏赐。有人批准这种买卖是以中国之财，养四夷之势。为什么中国的朝贡贸易会变得如此扭曲呢？

实际上，中国早期的朝贡制度和世界各地是相近的。在上古时代，一个部落征服另一个部落，即要求被征服的部落、方国提供贡品，这就是赋税的起源。古人还设想了一些完美的贡赋制度，例如《禹贡》中提到了“五服”，也就是按照距离的远近，将天下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个区域，每个区域上贡的频率、多少、物产各部相同。一般来说，距离越远，上贡的频率越低，数量也越少。除了“五服”之外，还有“三服”“九服”的说法，都是以地理远近为依据来划分的。

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地方实行的贡赋制度基本都是一脉相传的。诸侯国需要向中央缴纳贡赋，此贡赋必然也成为了王室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而一些较为偏远的诸侯国可能仅仅是中央名义上册封的，中原无法控制，因而也只要求其进贡少量的物产作为臣服的象征，例如楚国对周王室的进贡物品仅仅是包茅而已，只有象征意义，没有经济价值。

先秦时期的朝贡，是地方对中央的义务，是赋税制度的起来，同时也是强大国家对周边部族的经济霸权。因此，中央不会对朝贡者进行经济赏赐。因此，先秦时期的朝贡者数量和国家的强盛息息相关，国家强盛了，征服部族多，朝贡者也就多。国家衰落了，就会出现“荒服者不至”的情况。

秦汉之后，朝贡制度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秦朝统一了六国，使得过去向周天子朝贡范围内的诸侯、部族全部被纳入到了郡县制的管辖之内。由于行政制度、经济制度的变革，过去的贡赋制度早已被直接的徭役、税收取代，内地也就不再存在朝贡了。而秦朝短暂，也没有周边部族朝贡的记载。

到了汉代，开始广泛和周边的国家、部族发生联系，新的朝贡制度开始形成。汉朝初期，推行郡国并存制，因而要求地方诸侯向朝廷上贡，直到汉文帝时期才停止。对外方面，汉初和匈奴和谈，“奉金千斤以结和亲”、“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其实质就是汉朝向匈奴进贡了。

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中断了对匈奴上贡的耻辱历史，还对匈奴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反击战争。同时，汉武帝也不断向周边扩张，势力范围迅速扩大。而被汉朝征服的部族，就需要纳子为质，并向汉朝上贡，以表示臣服。西域诸国、鲜卑、乌桓、南匈奴等都曾对汉朝朝贡。

但汉廷同样意识到，光靠军事力量无法控制北方的游牧民族，自己的军事力量也难以深入漠北。为此，汉朝就想出了“以夷制夷”的方式，也就是扶持臣服于自己的部落，以此来抵御其他部落的进贡。为了让这些部落安心地为汉朝守边，汉朝就给于臣服者大量的物资和金钱以作为赏赐，例如呼韩邪单于首次朝贡时，汉朝赏赐了“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可见，其赏赐数量之多。余英时认为，汉朝对匈奴的赏赐，已经远超过去对匈奴的进贡。

如果光算经济账，汉朝一定是亏本了，毕竟拿着这么多钱送给了周边部族，使得财政的压力加大了。但如果考虑到政治、军事因素，那又是划算的。如果不推行赏赐政策，那愿意来臣服的部落就少之又少，要么是被汉朝征服的小部落，要么是在草原竞争中失败而寻求汉朝庇佑的残余势力。想要维持对这些部落的军事管理，其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不仅如此，汉朝还需要调集重兵驻扎边疆，调集大量的粮草到边疆，其驻扎的成本也十分高昂。一旦发生战争，其运输成本必然成倍增加。况且，战争会加速军队的死伤，也会加重对北方经济的破坏。汉武帝战争几十年，搞得天下户口减半，民不聊生。相反，拿出部分钱来赏赐臣服部落，能够吸引更多部落来投靠，可以达到“以夷制夷”“以夷攻夷”的效果，并减少了自身在军队、财政、粮草上的损耗。

除此，汉朝大量给游牧民族送物产，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让游牧民族在经济上依赖于汉朝。一旦经济依赖了，那这个部落就不会随意和汉朝闹翻。如果闹翻了，汉朝就中断互市，禁止食盐、茶叶、铁器等资源输入草原，以此来搞经济制裁。但实际操作中，汉朝却发现了不能随意制裁，因为一旦搞制裁，游牧民族就会直接来抢，引发了战争。

这种政策的确在对付匈奴上发挥了很好的效果。东汉时期，南匈奴、乌桓、鲜卑等各部都在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名义上臣服于汉朝，并对北匈奴发动了战争，最终消灭了北匈奴势力。

由于朝贡制度的重新确立，汉朝的“天下观”也逐渐形成。汉朝人已经有了天朝上国的自我优越感，他们甚至将任何来中国的使者都称为朝贡者。在汉朝文献的记载中，安息、大秦、日本等国都向汉朝朝贡。汉朝不仅要对来朝使者进行赏赐，还要颁发一些印章，册封一些官职，以此彰显自己天朝上国的威望。例如，日本有部落来朝，汉朝即赐印授；缅甸掸邦来朝，汉朝册封为汉大都尉。

这些所谓的“来贡”“来朝”都是以中国自己的口吻记载的历史，是单方面的臆想。也有可能是地方官员为了某种目的，故意将他国使团或者他国的商队翻译为“来朝”“来贡”。一支使团如果不说自己是朝贡者，很可能就见不到皇帝；而商人想从汉廷获得赏赐，也可能冒充使团。而引荐的官员为了吃回扣，也乐于在翻译上动手脚，让皇帝高兴。

自汉朝确立这种朝贡的模式后，就一直延续了下来，后来的朝代基本是延续和完善，没有太大的变化。唯一出现一些变化的是元朝。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而蒙古族是草原部落，他们认为要上贡来真的。蒙古人征服各部后，会要求各部落承担六大义务，也就是“朝贡、纳币、朝献、聘问、问难”。

元朝的这个政策原本就是比较普遍的规则——被征服者对征服者的义务。不过元朝的这个政策却让缅甸、高丽、越南等周边国家感到十分不适应，因为他们之前都是名义上臣服获得赏赐，如今不仅无法获得赏赐，还要向元朝缴纳贡赋。。不仅如此，元朝还按照草原管理，派人去臣服国收税、修建驿站、甚至驻扎军队，这的确是有点出乎各国预料。

元朝为了让更多的国家向自己纳贡，就出兵海外，不断对日本、高丽、缅甸、越南、占城、兰纳、爪哇等发动战争，目的就是要让这些国家彻底称臣纳贡。当然，这些战争大部分是失败的，最终向元朝纳贡的国家只有高丽、缅甸、越南等。

而明朝建立后，吸取元朝的教训，停止对海外各国的战争，发布了十五个“不征之国”。同时，为了吸引各国来朝贡，明朝进一步采取“薄来厚往”的政策。在明朝大规模资金的赏赐下，周边各国，甚至印度洋沿岸各国都和明朝建立了朝贡联系，就连日本也在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向明朝朝贡，以此拯救危机。只要是名义上的臣服者，明朝就会册封王、都司、卫、法王、宣慰司等封号，以此来彰显自己天朝上国的地位。

所以，明朝的朝贡制度和汉朝是一致的，不过规模更大，赏赐更多，制度更加完善。同时，任何国家来访问北京，都可能被记载为“朝贡”。在明朝的史料中，西班牙、荷兰、俄罗斯都被记载为朝贡国。例如明朝末期，有俄罗斯使团来中国访问，但明朝记载为俄罗斯来朝贡了。但是他们在北京呆了几天，死不承认自己是朝贡的，然后又被赶出去了，拒绝建立联系。

同样是一件事，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却有着不同的记录。比如明朝记载的“隆庆和议”是俺答汗接受明朝的册封，向明朝朝贡，明朝赏赐。而蒙古史料记载的是明朝皇帝担心被大汗攻打，所以上尊号，上贡，给赏赐。明朝时期，却实有因为朝贡问题而引发的战争，比如日本在东南沿海的“争贡之役”，瓦剌发动的“土木堡之变”以及俺答汗的“庚戌之变”。

越到近代，留下的文字资料越多，朝贡的虚伪也暴露无疑。而其他民族、国家留下的文字，更是将朝贡的可笑一面展现给了人们。比如，清朝乾隆年间，英国马嘎尼尔使团来中国访问，然后翻译官一阵忽悠，就将之上报为英国使团来朝贡了。乾隆听说后，对“来朝贡”的使团非常重视，安排了最好的排场进行招待，对进行打赏。但见面后，英国人当面说出了自己的意图，乾隆才知道他们不是来朝贡的，而是来谈判的，所以将之驱逐。

还有同时期的暹罗等国，他们想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中国古代没有政策的外交关系，只有封贡关系。暹罗的文书来了后，翻译官只能改成朝贡的文献，如此才能被中国的传统制度所容纳。

所以，古代文献记载的“朝贡”，不过就是中原王朝用大量的资金来编造给百姓听的谎言罢了。这样的谎言挺多了，总让人有“天朝上国”“闭关自大”的想法，以至于中国人沉醉于自己打造的虚假盛世中，不能自拔，而别人却已经领先于我们。直到现在，许多国人依然沉醉于这种“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中，刻意回避他国的优点，只关注世界各国的不足，甚至认为自己“遥遥领先”，可以随意通过某种物产来掐他国脖子，可以随意让他国“吓尿”等，想想也真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