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诺奖得主乔尔·莫基尔：真正的增长，始于对知识的尊重、对制度的包容和对文化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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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金科之家网）

2025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籍以色列经济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

其中，莫基尔因“发现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独享一半奖金，这一殊荣既是对其学术生涯的总结，也标志着经济学界对“知识如何驱动增长”这一核心命题的深度探索。

一、莫基尔教授生平

莫基尔于1946年7月26日出生于荷兰莱顿，他的母亲是纳粹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荷兰犹太人。

莫基尔一岁时，父亲因癌症去世，母亲带着年幼的他回到以色列海法，将他抚养长大。

这种早期经历塑造了他对人类社会命运的深刻思考，也为他日后研究经济增长的深层动力埋下了伏笔。

他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攻读经济学和历史学，于1968年获得学士学位。

这种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背景，奠定了他后来跨学科研究的基础。

莫基尔随后前往美国耶鲁大学深造，于1974年获得博士学位。

此后，他长期执教于美国西北大学，兼任特拉维夫大学教授。

莫基尔教授目前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并曾担任经济史学会主席。

他的职业生涯始终围绕一个核心问题：现代经济增长是如何开始的？

他的研究融合了经济学、历史学、科学史与文化分析，形成了独特的解释框架。

这种“用历史解释经济，用经济反哺历史”的研究范式，使其成为“将思想史纳入经济增长理论的第一人”。

他曾获多项重要学术奖项，包括2006年的熊彼特-希克斯奖和2015年的巴尔赞经济史奖。这些荣誉反映了他在跨学科研究中的卓越地位。

其代表作《富裕的杠杆》（1990）和《启蒙经济》（2016）已成为经济史领域的经典文献。

二、核心贡献

1.核心贡献一：将“文化”重新带回经济学的中心

莫基尔最杰出的贡献，在于他雄辩地证明了文化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在他之前，主流经济学更倾向于用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可量化的因素来解释增长。

文化，这个模糊而难以捉摸的概念，往往被排除在模型之外。

莫基尔重新定义了经济学语境下的“文化”。它不是指艺术或音乐，而是指一个社会中人们的价值观、信念和态度。

具体来说，就是人们对知识、创新、工作和未来的看法。

他认为，正是这些看似无形的东西，决定了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最终命运。

他提出了一个关键概念：“有用知识”的传播与增长。

这里的“有用知识”既包括关于自然世界的科学原理（命题知识），也包括如何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实践技能（指令知识）。

莫基尔发现，一个社会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其“有用知识”存量的增长速度和传播效率密切相关。

2.核心贡献二：重新解释工业革命的起源

基于上述理论，莫基尔对工业革命的起源提出了颠覆性的解释。

传统观点认为，工业革命是煤炭、蒸汽机、殖民地等要素结合的偶然结果。

而莫基尔认为，这首先是一场“文化革命”或“思想革命”。

他将这场变革称为“工业启蒙”。在18世纪的欧洲，特别是英国，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开始形成。

人们开始相信进步是可能的，科学知识能够改善人类生活，发明创造是值得尊敬和追求的。

这种信念的转变，才是催生无数技术创新的土壤。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印刷术的普及。印刷术不仅是一项技术，更是一个强大的文化传播工具。它使得书籍价格大幅下降，知识不再是少数精英的专利。

工匠、商人和普通民众都能接触到最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图纸，这极大地促进了“有用知识”的传播和碰撞，为技术创新爆发创造了条件。

因此，在莫基尔看来，蒸汽机不是工业革命的原因，而是结果。

真正的原因是那个时代鼓励创新、崇尚知识的文化氛围。

没有这种文化，即使有了煤炭，也可能只是被用来取暖，而不是驱动世界。

3.核心贡献三：演化经济学的视角

莫基尔的研究方法深受演化生物学的影响。他认为，技术和经济的变迁，就像生物进化一样，是一个“变异-选择-复制”的过程。

“变异”就是新的思想、新的发明、新的技术的出现。这些变异是随机且多样的。

“选择”则是市场的竞争过程，那些更高效、更受欢迎的技术会被市场采纳并存活下来。

“复制”则是成功的技术被模仿和推广，最终普及开来。

这个视角非常重要，因为它揭示了经济增长是一个动态的、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可以精确规划的线性过程。

政府可以做的，不是去指定哪个技术会成功，而是创造一个能让“变异”大量产生、让“选择”机制有效运行的环境。而这个环境的核心，依然是开放、包容和鼓励创新的文化。

三、学术价值分析

综合来看，莫基尔的观点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他挑战了经济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从“人”以及人的“思想”方面来解释经济史。他的学术水平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跨学科的整合能力。他无缝地将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甚至科学史的知识融为一炉，构建了一个宏大而精细的解释框架。这种能力在当今高度细分的学术界尤为可贵。

二是理论的原创性与解释力。他提出的“文化-知识-增长”模型，为解释“西方为什么兴起”以及“国家间贫富差距”等宏大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新视角。它比单纯强调制度或地理因素的理论，更能触及问题的深层根源。

三是扎实的史料功底。他的理论不是凭空想象，而是建立在对大量历史文献的细致梳理之上。从18世纪的工匠手册到科学学会的期刊，他都进行了深入研究，用事实支撑自己的论点。

四、对当下的启发与思考

莫基尔的理论对我们今天依然有深刻的启发，无论是对国家、企业还是个人。

1.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莫基尔的理论提供了一个清醒的警示。简单地引进技术和设备，并不能自动带来繁荣。

如果缺乏支撑创新的文化土壤和制度环境，这些技术可能无法生根发芽，甚至会出现“水土不服”。

真正的追赶，必须伴随着思想观念的变革和国民素质的提升。

2.对国家政策制定者

对国家政策制定者而言，促进经济增长不能只盯着投资和补贴。更重要的是培育一种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文化。

这包括改革教育体系，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批判性思维；保障思想的自由交流，让新观念能够涌现；建立尊重知识产权和科学精神的社会共识。

一个社会的“有用知识”库越丰富、流动越顺畅，其长期增长的潜力就越大。

3.对企业和个人

对企业和个人而言，这强调了持续学习和开放心态的重要性。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固守旧有知识是最大的风险。

只有不断吸收新知识、拥抱新思想，才能在“变异-选择-复制”的演化过程中保持竞争力。

个人成长也是如此，我们的认知边界，决定了我们人生的高度。

五、总结

莫基尔教授通过“知识-制度-文化”三元模型重构了我们对工业革命的理解，也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创新政策提供了镜鉴。

当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逐步从“跟跑”转向“并跑”乃至“领跑”时，莫基尔的理论提醒我们：

真正的增长，始于对知识的尊重、对制度的包容和对文化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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