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邓小平的亲弟弟被迫害致死，1984年邓小平闻讯后说了6个字

“我的三叔邓蜀平解放前是个小地主，人没有什么本事，还抽点鸦片烟。解放后父亲把他送去戒了烟，让他受了点革命教育，然后一直在贵州省六枝地区做点工作。”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这样评价自己的三叔邓蜀平。

邓蜀平曾在边远闭塞、 贫穷落后的普安县青山镇担任共和国第一任镇长，后来又担任过六枝市副市长。

“文革”期间，他受到迫害，饮恨而死，直到拨乱反正后才得以昭雪，恢复名誉。

许多中国人都不知道，世纪伟人邓小平还有这样一位胞弟，曾在天高皇帝远的普安工作和生活了近十年。更加不知道在十年动荡期间，邓小平永远失去了自己的三弟......

邓氏兄弟

邓小平一共有四兄弟。他排行老大，剩下的分别是二弟邓垦，三弟邓蜀平、四弟邓先清。

邓小平15岁左右离家，先去了重庆，后远赴法国，前半生在战火中奔波，一直没有回过家。

邓家在川北广安县虽不是豪门巨富，但也算是一户拥有不少土地的殷实人家。

邓小平早年就远走异国他乡，参加革命，他的兄弟姐妹中也有不少接受了新思想投身革命的。但还有一些人，始终留守在家乡的土地上，继承祖业，过着地主的生活。

三弟邓蜀平就是其中之一。

在老家广安，邓蜀平颇有势力和社会地位，他参加过在当地很有势力的帮会组织，被人称为“袍哥大爷”，一直过着颐指气使、养尊处优的富裕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日理万机的邓小平叫来了阔别多年的三弟邓蜀平。

他对邓蜀平夫妇说：要把家产全部分给贫苦百姓，一样不留；然后抓紧时间学习新的革命知识。

邓蜀平不敢怠慢，立即付诸行动。他知道，一个全新的社会已经来临，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开始，从前的“地主太爷”的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

不久，邓蜀平进入西南革命大学学习。

西南革大条件艰苦，学习任务也很繁重。

数千名师生员工聚居在重庆市郊化龙桥一侧的山坡上，住的房屋大半是简易平房，且很拥挤。学生听课只能聚集在大操场上，用扩音器扬声。日常生活管理是半军事化的，有严格作息时间。

邓蜀平过惯了舒服日子，一下子有些不习惯。在学校里，他被严格管理，被不断教训，感到很难受。

于是，他利用某个星期天，跑到西南局直接找到了刘伯承。

刘伯承当时是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主席、同时兼任西南革大校长。

邓蜀平将自己在学校所受的种种“委屈”向刘伯承倾诉了一番。但他万万没想到，对方不仅不同情他所受的“委屈”，相反地却严厉地把他批评一顿。

刘伯承很严厉地说：“你应该好好在革大学习，接受改造，争取以后做一个合格的干部，你不要闹意见，发牢骚。你如果不愿意在革大接受改造，经受考验，那就让你再回到川北老家去，看看当地农民怎么教育改造你，你好好想想吧。”

这番话犹如一盆冷水浇下，迫使邓蜀平迅速醒悟过来。

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他终于安下心来，在学校上完了所有课程。

弟兄情结

毕业后，邓蜀平被分配到了荒凉偏僻的贵州省兴仁专署。

当时刘伯承曾经劝说邓小平：“把老三留在身边吧，反正还需要人。”

但是邓小平坚决地说：“不！他们没有经过革命和战争的考验，让他们到贵州去，对他们的成长有好处。”

他又嘱咐弟弟：“在工作中，你们恐怕会有许多不适应，不过别怕，慢慢会习惯的。到贵州后，要好好锻炼，特别要有扎根边区一 辈子的思想准备。 ”

短短几句话，就决定了邓蜀平一生命运。就这样，他带着大哥的嘱托上路了。

来到贵州以后，邓蜀平和邓小平仅仅见过一次面。

那是1955年底，全省国民经济计划会议在省城贵阳召开，邓蜀平作为县财政局长参加了会议。

期间，邓小平刚好在西南三省视察工作。在昆明的宾馆里，邓蜀平见到了久别的大哥。

两人简单交流了一下工作的问题，邓小平便丢下弟弟去接见别的领导去了。之后，兄弟二人就没有机会独处。只是到了吃饭的时候，才共同进餐。

但是每次吃饭，邓蜀平都感到很拘束，很不自在。因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干部，而陪同哥哥邓小平吃饭的都是高级领导，他觉得自己的身份、地位无法与这些人融洽相处，始终束手束脚的。

尽管邓小平叫他大胆吃菜喝酒，在场的领导们也热情相劝，可邓蜀平就是放不开， 也吃不香。

邓蜀平和邓小平虽然是亲兄弟，但是在一起相处的机会却少得可怜。

在邓小平没有离家之前，邓蜀平年龄尚幼，不谙世事。成年之后，兄弟俩又天各一方， 加上邓小平特殊的身份和工作，他们始终无法像普通家庭的兄弟那样亲密无间。

曾经有人问邓蜀平，和哥哥在一起是什么感觉，邓蜀平说：“我们见到了邓副总理，但是没有见到我的老大（大哥）。”

对他来说，和大哥在一起一点儿都不自在，还不如平民百姓洒脱。

然而，邓小平是时刻牵挂和掂念着邓蜀平的。他经常让妻子卓琳给邓蜀平写信， 还把孩子的照片寄给邓蜀平。

邓蜀平从来不在别人面前谈起邓小平，更不会炫耀自己有一个当国务院副总理的大哥。

当别人谈及的时候，他也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他不曾料想到， 自己的大哥后来会成为本世纪最有影响的领袖人物之一。

遗憾的是，邓蜀平没有亲眼看到哥哥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新时代的那一天。

含冤而死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邓蜀平被调往贵阳市南明区当副区长。

然而，他还没有到新的岗位上任，邓小平已被打成了全国的“第二大走资派”。

得到消息，邓蜀平长叹一声，“完了”。他似乎预感到了自己悲惨的命运。

邓蜀平很快就遭了难。他先是被革了职，天天被揪到大庭广众之中交代问题。

离开川北老家、在西南革大参加学习，安排工作，邓蜀平的一切都被看作是邓小平“包庇”的结果。

1967年3月， 北京某高校的学生吴某，带着所谓的“刘邓罪行联合调查团”赶赴六枝。这帮人联合当地“造反派”的头目 ，对邓蜀平进行批斗，并抄走了他的照片、信件等物品，试图从中搜集有关邓小平的“罪行”。

邓蜀平脸色惨白，精疲力尽。

无情的折磨、莫须有的罪名、无端的屈辱使他身心憔悴，万念俱灰。

1967年3月16日，邓蜀平含冤跳进了县政府招待所旁边的冒水龙潭。

他死了后，县里买了一具未漆过的棺材，草草装殓后，把他葬在招待所侧面的尖山脚下。

而邓蜀平的妻子谢全碧，也被被下放到乡下劳动锻炼。丈夫死后，她被安排在医院的停尸房里，一住就是八年。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开始纠正冤假错案。

拨乱反正的春风吹到了六枝特区。

当地政府对邓蜀平之死进行了初查，认定其是被迫害致死。

但由于是初查，当初冤枉和迫害邓蜀平的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为此，他的夫人谢全碧一直满腹委屈。

其实，邓小平第三次下台期间，谢全碧就曾去过北京找大哥。

当时，她一进门就开始大哭。

没有上班的邓小平正在栽花养鸟。

他对谢全碧说：“哭有什么用，你看这只小鸟，你以为它想呆在笼子里吗？身不由己啊！”

邓小平只字不提自己下台的事，也不问兄弟死去的情况。

正如他所说，“身不由己”，时机未到，一切都是枉然。

不过好在。谢全碧终于还是等到了时机成熟的那一天。

1984年2月，邓小平到成都过春节，下榻于锦江宾馆。

谢全碧直接找到了邓小平，当着大哥的面伤心痛哭：“你三弟邓蜀平的事，你管不管？”

邓小平十分冷静，只说了六个字：“相信贵州省委。”

这个消息辗转传达到六枝特区后，当地又组织人员对邓蜀平案件进行深入调查。

最终，当年参与迫害邓蜀平的人都受到了应有的处理：六枝“造反派”头目丁某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当年带头揪斗邓蜀平的大学生吴某，毕业后在四川某学院任教师，被认定为犯严重错误，由学校予以处分。

1987年10月23日下午，六盘水市和六枝特区300余名干部参加了邓蜀平墓的揭墓仪式。

谢全碧带领家属，鞠躬致谢。

邓蜀平一案，至此终于彻底落幕。

参考资料：邓小平胞弟邓蜀平客死六枝始末、邓蜀平的悲剧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