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叙事让二战史走出西方中心框架——访希腊比雷埃夫斯大学国际与欧洲研究系教授阿萨纳西奥斯·普拉蒂亚斯

“《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为什么受欢迎”系列之五

中国叙事让二战史走出西方中心框架

——访希腊比雷埃夫斯大学

国际与欧洲研究系教授

阿萨纳西奥斯·普拉蒂亚斯

今年8月底，希腊比雷埃夫斯大学国际与欧洲研究系教授阿萨纳西奥斯·普拉蒂亚斯（Athanassios G. Platias）参加了在希腊雅典举行的《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英文版）发布会和“浴火涅槃：文明与战争”国际学术研讨会。他在会上高度评价这一新的二战史力作，认为《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英文版）通过反驳长期以西方为中心的叙事，凸显了东方主战场的重要性，为全球理解二战提供了更真实的视野。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普拉蒂亚斯教授。

■阿萨纳西奥斯·普拉蒂亚斯 受访者/供图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将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这一重要界定对整体理解二战历史产生了哪些影响？

普拉蒂亚斯：将战争的起点前移到1931年，从根本上重塑了我们对这场战争的理解。它不再是一场最初爆发于欧洲、随后才向亚洲蔓延的地区性战争，而是自一开始就呈现出全球范围内多方力量此起彼伏、相互牵制的复杂格局。这一视角让我们看到，帝国扩张、去殖民化以及长期战略博弈并非战争的附属现象，而是推动战争演变的核心动力。

例如，日本1931年开始逐步将侵略范围扩大到整个中国战场，并投入了大量兵力。这一庞大的军事消耗，不仅无法与德国共同对苏联发动东西两线攻势，也大幅削弱了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与美国抗衡的能力。换句话说，东亚战场的僵持与消耗深刻影响了欧洲战场和全球战略的走向。

这一时间线的重构给战争史的教学带来了重要改变。传统叙事常常将去殖民化置于战争“结束之后”的章节，仿佛它只是战后格局的自然产物；而新视角则要求我们把去殖民化置于冲突的中心位置，认识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在战争期间提出的政治诉求、爆发的抵抗运动以及具备的战略价值，直接影响宗主国在军事部署、外交策略和战后规划上的决策，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同盟国整体的战争格局。

这种重新解读还鼓励学生跳出“战役—胜负”的叙事框架，不再仅仅把战争看作一连串孤立的军事行动，而是把它理解为一个由长期消耗、帝国竞争、资源动员与战略相互依存、共同构成的全球体系。从1931年到1945年的14年，正是这一体系不断演化、深刻塑造世界秩序的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一视角的转变为学者提供了哪些新的研究方向？

普拉蒂亚斯：时间线与重心的重新划定不仅改变了对战争本身的理解，也为跨学科和全球史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首先，日本战略过度扩张的量化研究。学者可以通过系统分析日本在中国投入的兵力、资源和财政成本，探讨这种长期消耗如何限制其在其他战场上的行动空间和战略选择。其次，关于同盟体系协同效应的研究。美国的工业能力、苏联的人力资源、英国的海上力量以及中国对日军的长期消耗，看似各自独立，却在总体战略中形成了互为补充的合力。这一视角有助于重新审视二战胜利的多元动力结构，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同盟”叙事。最后，战争期间的去殖民化进程。研究可以从殖民地士兵的参战、劳动力的调动、政治运动的兴起等角度，探讨亚洲与非洲殖民地不仅是战争的“背景”，还是积极塑造战争进程本身的力量。此外，还存在对后勤与地理因素的深入研究空间，如中国和苏联的战略如何决定战场态势的演变，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外交布局与战争总体走向。

总的来说，这种新视角不仅丰富了二战研究的维度，也为新一代学者提供了更具全球意识、跨地域、跨主题的研究路径。

■《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全球视角看，二战研究目前存在哪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中国学者的日益参与将如何推动这些问题的研究？

普拉蒂亚斯：仍有若干争论尚未解决。一是时间起点的问题。战争时间起点不仅是时期划分的问题，更涉及因果关系。这一选择会改变我们对联盟形成、包围态势和动员方式的理解。二是战争的决定因素。一些学者认为，战争在单一决定性战场上已被决定，尤其是苏德战线；而另一些学者则强调系统性视角，认为日本的战略过度扩张、盟军的海上控制以及美国的工业实力同样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三是关于轴心国协调的问题。如果日本不得不将一半军队留在中国，那么德国与日本是否可能实现真正有效的战略协同？四是关于战争的结束问题。对日本、中国和苏联档案的进一步研究可能会深化我们的理解。五是暴行记忆的问题。如何保留对南京大屠杀的独特记忆，同时将对亚洲的大规模暴行纳入全球道德地图，也是一个尚待解决的议题。

在此背景下，中国学者的参与显得尤为重要：他们不仅具备语言优势和档案获取能力，还能提出关于国家—社会动员与“人民战争”的新研究方向，并帮助纠正长期以来以欧美—大西洋视角为主的历史书写偏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基于您对二战作为全球事件的深入研究，您认为哪些历史经验对当今世界具有启示意义？

普拉蒂亚斯：首先，联盟的作用至关重要。二战中盟军之所以能够获胜，并不是因为某一个国家的力量，而是美国的工业能力、苏联的耐久力、英国的海上控制以及中国对日军的长期消耗，这些因素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力量体系。今天同样如此，在全球事务中，成员之间的协作能力往往比单一大国的实力更为关键。

其次，时间和持久力本身就是战略资产。在长期竞争中，国家的合法性和动员能力与战场胜利同样重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更具决定性。

再次，后勤与关键通道的控制对战略选择有着深远影响。20世纪40年代，后勤与关键通道决定了战争空间和行动范围；而今天类似的因素，如能源流动、海上咽喉要道、关键基础设施和工业能力，依然在战略决策中起着核心作用。

最后，叙事本身能赋予国家合法性。二战记忆自1945年以来一直支撑着各国在全球秩序中的地位。理解国家如何构建和运用历史叙事，对于外交实践而言，也是重要的资源。

本报驻雅典特派记者 杨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