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塞尔效应”正反噬欧盟

李 形 李 璇

‍欧盟似乎正面临着自1958年作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长期以来，欧盟一直依赖的是文化软实力、经济治理能力和规则影响力。然而今天，随着硬实力竞争和对抗逻辑的回归，欧洲在战略上的脆弱性暴露无遗。曾被奉为圭臬的“布鲁塞尔效应”，正从影响力工具异化为反噬自身的枷锁。

“欧洲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 Europe，简称NPE）是英国学者伊恩·曼纳斯2002年提出的概念，用以描述欧盟在国际政治中施加影响的一种独特方式。欧盟并非主要依赖军事或经济硬实力，而是通过外交、有条件的援助及其全球存在，致力于在国际层面塑造并传播规范、价值观和标准。例如，“哥本哈根标准”确立民主、人权和法治三大准则为欧盟扩员的条件。欧盟亦在全球气候变化协议及促进可持续发展规范中发挥了领导作用。

同样，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阿努·布拉德福德2020年提出“布鲁塞尔效应”（Brussels Effect）一词，强调了欧盟因其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严苛的法规偏好而产生的强大监管能力，是如何影响全球企业行为的。所谓“布鲁塞尔效应”，指的是欧盟通过其内部法规制定全球标准的独特能力，而无需正式要求他国采用这些标准。由于欧盟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所有希望进入其市场的企业都必须遵守欧盟法规。与其为不同地区生产不同标准的产品，许多公司宁愿在其所有市场统一采用更为严格的欧盟标准。这样一来，欧盟的法规往往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扩散效应。

然而，近年来，欧盟作为“全球规范与监管力量”的形象正变得日益脆弱,并逐渐褪色。
在地缘政治层面，欧洲同时面临来自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三个大国的战略挑战。俄乌冲突令欧盟背负沉重的安全与经济代价，它的内部政治分歧也在持续加深。与此同时，欧洲在贸易、科技与供应链领域面临来自外部的竞争，同时又面临着卷入中美博弈的风险。当前欧洲与华盛顿的关系依然紧张，一方面其在贸易与军事上高度依赖美国，另一方面却对美国政策变化缺乏影响力，这种依附性削弱了欧洲安全保障的稳定性。总体而言，欧洲或许没有制造这些冲突，而是被动承受其影响，由此陷入被动与受限的境地。

这些外部挑战与欧盟长期的结构性脆弱交织在一起，限制了其“战略自主”的发挥。因自身高端防务技术与指挥体系薄弱，欧盟在安全上依赖北约及美国的军事保护，安全依附性明显。尽管力图多元化，但欧盟的能源依赖问题依然存在，其对俄罗斯与中东能源的长期依赖，使其易受外部冲击与干扰。与此同时，在原材料与工业零部件方面，供应链的对外依赖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欧洲经济的韧性。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欧洲陷入不对称的关系中，外部力量对其经济和安全始终保持着决定性影响力。

欧盟自视为全球高标准的制定者，无论是监管体系、环境保护还是创新规范。然而，这种雄心勃勃的“规范性努力”也造成对自身的伤害：竞争力下降、去工业化风险上升，以及关键产业增长放缓。这种“反噬效应”削弱了欧盟欲对外投射的影响力，它的内部弱点侵蚀了自身的全球领导力。

一个集中批评是：欧洲往往在缺乏市场主导或技术领先地位的领域推行雄心勃勃的监管工具。有人将之更通俗地表达为：欧洲对自身实力缺乏清晰的认识，明明在某些领域根本算不上“主角”，却偏要抢着给人“立规矩”，典型例子就是《人工智能法案》（AI Act）与《数字市场法案》（DMA）。比如，《人工智能法案》的合规成本很高——每个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评估与文档费用估计高达40万欧元——这给占欧盟企业99%且资源有限的中小企业造成不成比例的负担。这也是欧洲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显著落后的原因之一。目前仅有56%的欧洲大型企业部署了人工智能，而美国与中国企业的这一比例更高。
欧盟的“绿色监管”也遭遇批评。这些法规要求企业承担满足新环保标准（排放、报告、环境影响等）的成本，可能削弱甚至损害欧盟的关键产业。作为欧洲规范性力量的旗舰政策，《欧洲绿色协议》（European Green Deal）提出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等宏大目标，但业界指出，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TS）与《企业可持续报告指令》（CSRD）等叠床架屋的法规造成了冗余的合规负担，使已遵守国家计划的企业行政成本翻倍。在ETS实施过程中，碳价上涨推高了电费账单，欧洲央行发现，减排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减产而非生产流程绿色化。这与ETS“兼顾减排与经济增长”的目标相矛盾。

此外，过于严苛与僵化的绿色政策还存在显著的去工业化风险，侵蚀欧盟的制造业基础，并在依赖传统产业的地区造成“工业荒漠化”。例如，推动交通与能源电气化政策，如2035年禁止销售新的燃油车，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但这却忽视了制造业的转型成本，可能导致德国、意大利等汽车产业中心的工厂关闭。批评者警告，这还将造成“碳泄漏”，即企业为规避高成本而将生产转至海外。自2022年以来，欧盟钢铁市场已连续3年陷入衰退，预计2025年将迎来第四次下滑，原因之一即是合规成本上升。这种“工业荒漠化”也引发了政治反噬。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抨击绿色协议“以意识形态取代经济理性”，进一步分裂欧盟，削弱了其对外的规范性影响力。

‍总而言之，欧洲规范性力量原本旨在塑造全球标准，但往往会在理想主义与现实约束的冲突中，不断造成反噬。当其过度追求理念化目标而忽视经济与技术现实时，“布鲁塞尔效应”会逐渐消失。内部的分裂与脆弱，限制了欧盟的全球领导力，如果不先修复自身发展的缺陷，其“以规则治世”的雄心恐难以为继。（作者分别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云山领军学者、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丹麦奥尔堡大学兼职教授；浙江工业大学全球浙商发展研究院助理教授、浙江省发展与安全舆情研究中心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