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禄生说丨这位福建省“一把手”高官，主抓琉球和台湾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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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专注收藏三十多年，匾额收藏始终是一大项。我之所以喜欢中华传统历史匾额，其中一大因由，是看重匾额的历史文化承载功能。

在我的匾额藏品中，清代福建封疆大吏（总督、巡抚等）的题词匾存量可观，几乎涵盖了清代的绝大部分闽省大吏，若把全省学政、布政使等题词匾一并计入，总数几百片是少不了的。

以上闽省大吏题词匾，用今天的官职等级为参照的话，每个题匾人都相当于省部级及以上官员或中央巡视员，如前述级别最低的布政使，也相当于今天的省级官员。也就是说，我收藏的清代福建封疆大吏匾额（其他省份封疆大吏匾也为数不少），堪称清代闽省近乎完整的省级政治档案！

清代封疆大吏题词匾

以上是感慨之言。为了切题，此处随手出示一片福建封疆大吏题词匾，供有兴趣的读者观摩。这里一并记录下我的观匾心得。

此匾【品行可风】题写于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时任闽浙总督兼代理巡抚钟音、福建布政使钱琦、提督学院（即提督学政）沈初，以及泉州府、安溪县两级地方官员，多人署名联合题写。

清乾隆四十二年【品行可风】匾

前述题匾人中，布政使钱琦曾于乾隆十六年（1751）任巡台御史，详见《台湾观察 || 清朝中央巡视员——巡台那些事儿》一文，此处不述。

本文着重说一说落款为“兵部尚书 闽浙总督 署理巡抚印务”的第一题匾人钟音。

在我的家乡福建武平县，钟姓是第一大姓，古有“钟半县”的说法。因此很多人看到上匾落款时，大发好奇心：这位乾隆年间的钟姓闽浙总督是谁？

实际上这是个天大的误会。闽浙总督钟音原并不姓钟，他是满洲镶蓝旗人，姓氏为觉罗禅。这也难怪，在清代早中期能位居封疆大吏高位的，汉人可谓凤毛麟角，总体以满人居多。

为什么钟音在匾额落款中，省略姓氏，落笔为“钟”呢？这并不奇怪，满清统治者向来主张满汉文化融合，所以很多满洲籍高官在行文落款中都不写原来的姓氏。就像今天的一线巨星吴京，作为满族子弟，并不以原姓氏示人。

钟音的封疆大吏生涯（巡抚以上），其中近一半是在福建度过的。从乾隆十九年（1754）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钟音当了四年的福建巡抚；乾隆三十五年（1770）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钟音做了六年的闽浙总督兼福建巡抚。不消说，钟音对清代福建的影响十分深远。

钟音之所以能在清代福建政坛长期屹立不倒，跟乾隆对他的器重和支持是分不开的。钟音的五世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心腹大将，为后金五大臣之一。这种君臣关系传续到乾隆年间，钟音自然是乾隆很倚重的封疆大吏。

众所周知，乾隆皇帝喜欢写诗，一生作诗两万多首，但脍炙人口的诗作几乎难寻。令人想不到的是，钟音在做闽浙总督期间，有一次进京述职后，乾隆竟然亲自赋诗为他送行返回福建，足见乾隆对钟音的器重。

该诗题为《赐闽浙总督钟音之任》：“海江保障寄仪刑，弗动色声措辑宁。述职咨询近前席，归辕荏苒别明廷。两疆所部连康岁，一路应知是福星。勖尔莫渝终始志，昭昭原不若惺惺。”

乾隆的诗作大多遣词晦涩、拗口，这里就不一一解析了。前诗主要表达了乾隆对钟音寄予厚望，其中“一路应知是福星”，此句倒十分应景钟音赴任福建封疆大吏。有福之省、有福之州，福建福州欢迎钟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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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音前后作为福建巡抚、闽浙总督，分别在福建执政了四年、六年，总计十年光阴，无疑在福建做了很多大事。这里就不一一陈述了。期间钟音最重视的军政事务，是涉琉球（今日本冲绳）和台湾事务。这或许正是他深受乾隆器重的政治密码。

乾隆二十一年（1756），钟音在任福建巡抚。

这年清政府任命翰林院侍讲全魁为正使、翰林院侍讲周煌为副使，率领清朝使团赴琉球国，册封新的琉球国王。使团后勤人员包括领队、兵丁、水手、工匠、厨师等，总计四百余人，分坐两条大船，浩浩荡荡地从福州海面出发，护送正副使奔赴琉球。

清代福建是清政府管理琉球国往来朝贡的枢纽，赴琉球使团，除了在外事政治上对乾隆皇帝负责，其往来事务则受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管辖。

因此，福建巡抚钟音对使团的安全往返和使命完成负有管理和考核责任。他虽身处福州大后方，但无时无刻不在牵挂使团的情况。

不幸的是，册封琉球国王使团的头船，在即将抵达琉球岛时遭遇台风触礁，船上全员只好弃船登上一个小岛，正、副使全魁和周煌亦在其中。好在琉球国派来接应船，把他们全部接到了琉球国。

本着抚恤的精神，琉球国对遭遇船难的清朝使团后勤团队全员，发放了一定额度的慰问金，平均每人三十六两七钱银子。但在后勤领队陈国栋的唆使下，使团后勤全员不满意琉球国的慰问力度，要求他们加钱。后勤团队以全员罢工的形式，软硬兼施，逼迫正、副使全魁和周煌向琉球国王提出追加恤赏金。全魁和周煌出于维护清廷的尊严考虑，始终没有答应后勤组的无理要求。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瞒是瞒不住的，琉球国上下都知道了这件事。为了息事宁人，也为了保证琉球国新国王册封仪式顺利完成，在清朝使团后勤组三番五次取闹下，琉球国主动追加了恤赏金二万两银子，每个使团的成员都分到了超一百两。此外，后来延迟赶到的另一条使船全员，也照此标准领到了一笔巨额恤赏金。

事已至此，清朝使团在琉球国丢尽了脸面，向来以礼仪之邦示人的清廷，被一群唯利是图的乌合之众伤到了国格。更要命的是，使团完成册封使命，返回福州后，正、副使全魁和周煌为了掩饰自己对使团的管束无力，决定隐瞒恤赏金事件，他们以沉默的态度回到了北京。

这件事若就此石沉大海，清廷在琉球国人心目中的威望，必然大打折扣。琉球国王思来想去，最后还是以一纸诉状向清廷的琉球事务管理机关——福建巡抚衙门，禀告了此事。

福建巡抚钟音得知此事后，在闽浙总督的默许下，凭着自己是乾隆皇帝心腹大吏的底气，毫不犹豫地向乾隆报告了恤赏金事件，并强烈建议严惩出使琉球使团，以维护清廷的尊严。

恤赏金事件曝光后，最终的处罚结果十分血腥，使团成员多人被斩首处决，细节不表。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封建朝廷的严酷无情令人咋舌；但从外交角度看，此举无疑挽救了历史上中琉两国情真意切的宗藩关系。福建巡抚钟音的立场，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具备大历史高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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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事务关系到清廷的威望和国格，因此历任闽浙总督、福建巡抚无不小心翼翼地处理涉琉球事务，事无巨细必向朝廷中央汇报，自在情理之中——毕竟外交无小事。

但令人吃惊的是，在清代大部分时期，闽浙总督和福建巡抚等，对台湾事务的处理也是谨慎有加、如履薄冰，这是为什么呢？清代台湾只是隶属于福建的一个府（同现代地级市概念）呀，涉台大事小事也要悉数汇报吗？

清代两岸关系档案《台案汇录乙集》，记录了钟音自乾隆三十五年至乾隆四十二年任闽浙总督期间，就台湾事务向乾隆皇帝奏报请示的种种内容。如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钟音奏报请示调遣泉州城守营参将潘御龙任台湾南路营参将；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钟音奏报请示调遣金门镇标左营守备魏大斌任台湾水师右营守备；乾隆四十年七月三十日，钟音奏报请示调遣福建水师提标中营守备杨起麟任福建台湾水师中营守备；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可见，闽浙总督钟音对台湾军中职务的任命，无论军职高低，统统向乾隆皇帝汇报请示。值得注意的是，钟音在奏报文书中一律加上这么一句“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这就说明了一件事：钟音深知台湾军政事务的敏感性，即便是军中基层人事变动，他也要把细节一一禀报让乾隆皇帝知晓。这是因为，台湾岛孤悬于海外，需加十二万分小心监护，以维护国家统一。这种家国思维，于今而言，确是一脉相承的。

综上所述，作为乾隆时期的一位重要福建封疆大吏，闽浙总督兼福建巡抚钟音，在政治上是有着高屋建瓴意识的，无论是对外交（琉球事务）还是内政（台湾事务），他都有着足够的敏感性，并持谨慎作风处理之。此等格局，放在今天，也不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