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稀土霸权”是如何炼成的，70年磨一剑的隐忍与爆发

前不久，中国借鉴美国的“长臂管辖”经验，推出了一项覆盖稀土全产业链的管控政策，引发了全球震动。西方媒体纷纷指责中国是在搞“稀土霸权”，却忘了善于学习的东方大国 只是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长久以来，西方凭借军事霸权、科技霸权、金融霸权与文化霸权操控世界，但是，它们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是霸权。反观中国，仅仅是对某个工业产品实施管控，却成了“霸权”。这种双重标准背后折射的正是西方的傲慢与偏见。

然而，这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倘若中国真的拥有所谓的“稀土霸权”，那么这种“霸权”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又为何偏偏选择在这个时候露出锋芒？展望未来，欧美国家又能否夺回“稀土霸权”？本期视频，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国稀土产业从起步到转型，再到浴火重生、傲然崛起的历程。见证一段在逆境中隐忍与坚持，在漫长的博弈中积蓄力量，最终完成战略反制的逆袭之路。

在开始正式内容之前，我们先要厘清一个基本事实：我们讨论“稀土霸权”的话题，并不代表中国要去支配世界，而是像“两弹一星”一样，是中国为了不被别人支配而付出的努力。

它包括两层含义：首先是稀土在现代工业中的不可替代性。17种稀土元素是从智能手机、电动车，到导弹、隐形战机都离不开的关键原材料。其次，才是中国在全球稀土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地位。中国掌握着稀土全产业链的核心技术和庞大产能，以至于没有哪个国家能无视或者绕开它的存在。

不过，最早在稀土产业上拥有这种能力的其实不是中国，而是美国。

1949年，美国地质学家在加州与内华达州交界的芒廷帕斯，发现了一条富含轻稀土的巨大矿脉。三年之后，美国人在这里建设了后来美国最大的稀土矿——芒廷帕斯矿。不过由于当时需求有限，这座矿山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转眼进入1960 年代，随着彩色电视机走进千家万户，荧光粉厂急需一种能让红色更纯净、更明亮的发光材料。经过研究，科学家们发现稀土元素“铕” ，具有这样的特性。于是，在1965 年以后，大批铕订单涌向芒廷帕斯，矿山开始昼夜运转。稀土第一次从“冷门矿物”跃升为电子时代的“新宠”，也由此拉开了现代稀土产业的序幕。

此后，其他稀土元素也陆续找到了应用场景：镝和钕被用于高性能永磁材料，钇和铈在催化剂、玻璃抛光和陶瓷材料中发挥作用。与此同时，美国在加州、怀俄明州、德克萨斯州的稀土工厂也相继建成。一个集稀土开采、选冶、分离和加工制造的完整产业链逐渐成形。到 70 年代末，美国一度供应了全球 90% 以上的稀土氧化物，是当时当之无愧的霸主。

中国稀土工业几乎和美国在同一时间起步，但是却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轨迹。

1927年，地质学家丁道衡在内蒙古白云鄂博的荒原上做地质勘探时，意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铁矿。当时没人想到，这片贫瘠的黄土地，后来会成为全球稀土产业的心脏。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地质队对白云鄂博进行了系统性勘探，再次有了惊人的发现：这里不仅蕴藏着8亿多吨铁矿，还有几万吨的稀土矿。

1961年，包钢“八八六幺”稀土试验厂正式成立。但由于缺乏稀土分离技术，接下来的稀土分离试验进行得却并不顺利。只能用氧化法和萃取法勉强分离出"铈" 和"镧"两种稀土元素，其余十几种混在一起毫无办法。经过初步分离后的稀土混合物，在包头的稀土冶炼厂堆积如山，唯一的用途就是被做成打火机里的火石。

其实，稀土提炼的化学原理并不复杂，难点在于分离的纯度和规模。工业级应用，一般都要达到4N级以上，也就是99.99%以上。而现代高科技领域，轻稀土的纯度则要达到5N级，重稀土更是要达到6N级才算及格。同时，如果不能大规模生产也没有意义。

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相继展开了对高纯稀土提炼的研究。美国艾姆斯实验室使用“离子分离法”，已经能够分离出纯度达99.999%的轻稀土，但只能在实验室里完成；法国罗纳普朗克公司的“摇漏斗法”，可以分离出16种高纯度的稀土元素，产量也不错，只是周期长，每次提炼动辄就要几个月。

不过，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哪种技术，都是高度保密的，中国连参观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中国需要高纯度稀土时，只能把矿石低价卖出去，再以数十倍乃至上百倍的价格买回成品。那时的中国，顶多算是西方稀土产业的原料供应商。

面对技术封锁，中国化工人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决定自己闯出一条路来。

就在这时，一位堪比“两弹一星”功绩的功勋科学家走上了历史舞台。他，就是徐光宪，原本是一名核燃料专家。1972年，临危受命，转而投身于稀土分离提纯技术的研究。

在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实验室里，徐光宪教授带领团队依据自主创新的“串级萃取”理论，将镨和钕的分离纯度提升到了99.99%。1974年9月，徐光宪带着团队在包钢进行工业级试验并取得成功，标志着中国的稀土萃取技术从实验室研究跨越到了工业级应用，并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在“串级萃取”理论的基础上，徐光宪和团队又进一步设计出了稀土分离的“全回流、三出口和一体化放大”工艺。后来，又用计算机模拟代替了传统的实验流程，使稀土生产实现了自动化、“傻瓜化”。将稀土提纯从经验工程，变成了可计算的数学工程。反观曾经遥遥领先的法国工厂，每次更换稀土矿原料，都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稳定工艺。而中国的稀土工厂已经能像流水线一样批量生产各种高纯度稀土元素了。

技术突破之后，中国稀土的产量迅速攀升：1986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进入90年代，就占到了全球总产量的三分之二以上。中国稀土高纯度、低成本的优势让国际市场节节败退，世界范围内的稀土价格连续三次大跳水。1993年，稀土价格跌至1984年的三分之一，欧美与日本的老牌企业纷纷减产、停产，甚至破产。全球稀土市场的主动权，第一次，也是永久地转向了东方。

然而，就在中国稀土产能大爆发的同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却出现了。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人还没有什么专利意识。徐光宪的稀土萃取技术虽然全球领先，但却被当成了技术经验，通过各种渠道推广到了全国。在改革开放后，国企技术人员“跳槽”又导致稀土分离技术迅速扩散。在利益的驱使下，无数小作坊式的稀土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全国的稀土分离工厂一度超过了一百家，违规开采和无序生产愈演愈烈，稀土市场也迅速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

1980年代初，中国单一稀土产量仅2500吨，到2005年竟飙升至11.9万吨，25年暴涨了将近50倍，而当时全球的需求量也只有10万吨。于是，为了让自家的稀土卖得出去，这些企业开始恶性竞争，争相压价出口。1990年至2005年间，中国稀土的出口量增长了近10倍，但平均价格却跌了将近一半。

这一时期，中国用极低的价格满足了全球高达95%的稀土需求。表面上，这似乎是一个辉煌的成绩，背后实则隐藏着沉重的代价。

首先是资源的过度消耗。稀土是不可再生的，开采一点就少一点。由于长期粗放式开发，到2005年，中国稀土储量在全球的占比已从20世纪70年代的50%大幅滑落至40%。

其次是环境的严重破坏。稀土开采要剥离大量地表土，冶炼分离环节还要借助强酸进行萃取，整个过程会产生大量高浓度的废液。白云鄂博矿区的稀土储量占全国的90%，但实际利用率只有10%。矿石剥离与酸性萃取产生了上亿吨尾矿废浆，日积月累之下，竟形成了一座占地11平方公里的“黑色矿湖”，其中积聚的放射性元素与重金属总量超过数万吨。2011年，江西稀土企业 年利润总和不过64亿元，而矿山环境修复的成本竟高达380亿元——赚的是蝇头小利，毁的却是子孙后代的未来。

这时，已经80岁高龄的稀土化学泰斗徐光宪，心中满是忧虑。他深知，技术突破虽然让中国站上了稀土工业的世界之巅，但靠“卖土换钱”的老路终究难以为继。稀土，理应成为一项有战略纵深、有国家意志的产业。于是，他决定站出来，为推动中国稀土产业的健康发展，再出一份力。

2005年，徐光宪与师昌绪、何祚庥等15位院士，联名向国务院上书，毫不避讳地揭露了稀土行业存在的诸多乱象，并急切呼吁：“中国稀土产业，不能再无序发展下去了。”

老科学家的忧虑惊动了高层，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国家发改委随即会同国土资源部、工信部、环保部等部门赶赴包头调研，仅用三个月便拿出了《稀土工业产业发展政策征求意见稿》。由此开始，中国稀土产业正式踏上了由乱到治、由[发音san3]散[/]到合的崛起之路。

2006年，中国首次将稀土矿开采总量纳入国家指令性计划，将年产量压缩至8万吨，低于国际需求的10万吨。2007年暂停了新矿许可证的发放，并对冶炼分离企业实行生产计划管理；2008年启动全国环保核查，两年内关停并转污染企业90余家。几年内，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昔日的“稀土淘金热”被彻底冷却，无序开采的局面初步得到了遏制。

与此同时，通过“价格杠杆”推动结构调整的工作也见到了成效。从2006年起，国家对部分稀土产品征收最高25%的出口税，2010年又增设稀土资源税。这些措施抬高了出口成本，也为行业积累了发展资金。随之而来的是稀土价格的飙升：2010年7月，氧化镧每公斤仅7.4美元，一个月后就涨到17.87美元，次年更是突破了100美元。直到这时，人们才意识到，中国的稀土价格曾被压得多么离谱。

然而，这场整顿在西方眼中却成了“威胁”。

2010年8月，日本率先指责中国“限制稀土出口”，要求放宽配额。同年“撞船事件”爆发，稀土话题迅速成为国际焦点。西方媒体趁机造势，炒作“中国禁止对日出口稀土”的谣言，甚至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亲自出面为日本站台。事实上，中国并未禁运，只是出于环保考虑减少了出口总量。日本因为高度依赖中国稀土，采购受阻有些慌了，才血口喷人。但西方国家长期享受中国低价稀土的红利，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于是故意混淆视听，借机把一个资源政策问题炒成了地缘政治事件。

2012年，美国、欧盟、日本联手将“中国稀土出口政策”告上WTO，指责中方“违反自由贸易规则”。中国则强调措施完全符合《关贸总协定》的例外条款，是出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考虑。但2014年，WTO仍判中国败诉。面对一边倒的结果，中国选择了遵守。2015年，中国正式取消自1998年以来实行的稀土出口配额制度。这一轮稀土较量，欧美日赢下了一局，但也使中国认清了一个现实：WTO并不是一个公正的裁决机构，而只是美国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

但中国并没有妥协，毕竟保护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中国绝不能以此为代价，为别人做嫁衣。于是，中国调整策略：不再以配额为手段，而是建立了稀土出口许可审批制度，以合法、合规的形式重新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尽管如此，直到此时，中国也没有把稀土作为武器，仍在极力保障正常的稀土供应。

而此后西方不断炒作稀土“断供”话题，实际上也并不是我们封锁了资源，而是恐慌于中国也学会了用他们所说的“规则”进行博弈。当然，如果说他们感觉到自己被“卡脖子”了，也是咎由自取。

2018年，特朗普政府悍然挑起贸易战。2019年5月，新华社刊发了一篇题为《美国别忘了中国还有稀土》的文章，首次指出，如果美国不断加码对中国的打压，中国拿起稀土这个武器将是迟早的事。现在来看，这算是一种善意的提醒。

然而，华盛顿却不以为然。2020年，美国启用了一项名为“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的冷门条款，规定 全球任何企业若其产品包含美国零部件或使用美国设备及软件制造，均不得向华为提供产品。这就是美国的“长臂管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始酝酿实际措施，并很快通过了《出口管制法》，将稀土等战略物资纳入广义的管控清单，为稀土管制奠定了法律基础。

此后，美国不断升级对华科技封锁，中国则进行有针对性的反击。2023年上半年，美国继续追加实体清单，并酝酿进一步限制中国AI、超级计算机芯片供应链。随后，中国宣布对镓、锗两种半导体关键原料实施出口管制。虽然镓和锗并不是稀土元素，但也是具有战略价值的“稀散金属”材料。因此，这也被看作是中国的又一次提醒和警告。

结果，今年4月，特朗普政府再度挑起关税战。数周后，中国宣布对7类稀土及其磁体产品实施出口限制，几乎涵盖了所有核心重稀土。政策一出，市场剧震——欧洲氧化镝三天暴涨210%，美国 上到国防部，下到汽车行业纷纷召开紧急会议评估影响。西方终于意识到：中国真的可以在必要时“掐断”全球稀土供应链。

但这时，中国还只是对稀土产品本身进行管控。理论上欧美仍然可以通过绕道进口的方式来规避管控。然而，就在他们认为中国已经穷尽了稀土武器的时候，其实中国还留了一个大招在手里。

今年9月底到10月初，美国接连出台政策，对中国高科技产业、造船业和远洋运输业进行绞杀，被逼无奈之下，中国终于使出了这个大招。新的稀土出口管制措施，涵盖了稀土全产业链，而且借鉴了美国“长臂管辖”的手法，针对性更强，覆盖范围更广。这意味着，中国不再只是被动防守的一方，而是变成了规则的制定者。

中国稀土能从一个无序开采、低价外销的混乱产业，变成在关键时刻可控可用的“战略王炸”，靠的并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与精进，更是国家层面的战略觉醒。

1992年初春，总设计师在江西赣州视察时，听取了关于稀土资源的汇报。在沉思了片刻之后，他说出了一句后来被无数次引用的话：“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中国稀土……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一定要把稀土的事情办好。”这句话，第一次把稀土提升到国家战略资源的高度。也为之后中国稀土产业的整合、升级等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事实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虽然供应了全球九成以上的稀土，却始终没有话语权。原因就在于，稀土行业长期内耗，开采企业分散、地方各自为政，很难形成合力。

为了打破这种局面，从2008年起，国家开始着手进行稀土产业的大规模整顿与整合。2009年，国家《稀土工业发展规划》正式出台，提出稀土产业以大型央企为核心进行集团化重组。很快，稀土“六大集团”格局形成：北方稀土、中铝、中钢、厦门钨业、南方稀土和广东稀土六家央企，各自统筹不同区域的矿产与冶炼厂。地方小矿企要么被并购，要么被关停，产业权力终于回到了中央手中。

与此同时，政策配套也随之收紧。2009年，《全国矿产资源规划》首次提出对稀土实行“规划调控、限制开采、严格准入”，并授权国土资源部划定“国家规划矿区”。随后，南方五省中重稀土的采矿审批权也被收回中央。2011年，《稀有金属管理条例》正式出台，明确稀土为保护性开采资源，禁止外资进入采选环节。随着多轮整顿推进，稀土行业终于走出了野蛮生长的年代。

在这场布局背后，中国始终把稀土视作国家安全与未来科技竞争的核心变量。2011年，稀土首次被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意味着，稀土的开发早已不是单一的工业议题，而是一项与国防、科技、制造强国战略紧密相连的系统工程。

与此同时，对稀土的科研也没有停止。中科院稀土研究院、北大、中南大学等科研机构承担起了从资源勘探到新材料研发的国家重点项目，逐步实现了全链条突破。另外，中国还建立了类似石油储备体系的“国家稀土战略储备制度：市场低迷时收储托底，供应紧张时抛储稳价。

说一个冷知识，中国不仅是稀土出口大国，也是进口大国。从2015年起，中国开始从海外进口稀土原料，到2018年，首次成为了稀土原料的净进口国 。此后进口规模逐年放大，形成了“矿石进口、国内分离、中高端产品出口”的新常态。2023年，稀土原料的进口量达到了18.9万吨，而当年中国稀土的出口量仅仅只有5.2万吨。作为世界上稀土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在严格控制出口的同时又不断扩大进口，这背后的战略考量，大家自己去琢磨吧。

真正让中国稀土产业发生脱胎换骨变化的是稀土“国家队”的出现。

2021年底，中国五矿集团、中铝集团和南方稀土集团三家核心企业合并，成立了新的“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由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这个“超级央企”一诞生，就掌握了全国70%以上的中重稀土产能；与此同时，包钢系的北方稀土则牢牢控制着轻稀土资源。自此，中国形成了“南重北轻”的双航母格局，稀土产业真正走上了国家化、体系化的轨道。

这场整合，让中国在稀土领域实现了两个质的飞跃：

第一，重新掌握了国际定价权。 过去稀土企业低价竞卖，“国家队”接手后，能统一行动，控量保价，让中国稀土价格回到合理区间。第二，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延伸。国企具备资金与规模优势，得以在下游投入磁材、器件制造与新材料研发，改变了只卖原料的局面，让中国从“卖土”走向“卖器件、卖技术”。

如今，中国稀土产业既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也拥有最强的政策调控力。从资源掌控到定价权、从原料供应到高端应用，中国已经形成了稀土的体系化优势。这不仅是一场产业升级，更是一场国家战略的胜利。

可以说，稀土之于今日中国，早已不仅是一种资源，更是一种战略资产——它像中东的石油一样，既是财富的象征，也是国家权力与科技安全的底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