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反击战中，有一人率二百多人投降越军，他最终结局如何？

“老冯，真要把枪放下吗？”1979年3月7日傍晚，一名被炮声震得耳朵嗡嗡响的年轻兵凑到连部掩体口，小声嘀咕。回应他的是半晌沉默——空气里混杂汗味、泥土味，还有隐隐的焦糊味，谁都明白那沉默意味着什么。

战火停歇不足一月，中越双方就在友谊关外交换战俘。越南只塞回来两百多名戴着我军军帽的面孔，而我方却交出了几千越军士兵。数字一对比，场面立刻尴尬。更要命的是，这批被交换回来的中国俘虏，大多挂着同一条番号：50军150师448团。

对越自卫反击战闪电收官，本应是解放军的又一次干脆利落，可这支部队的“集体失守”却像一根刺扎在胜利旗帜上。外电迅速捕捉到话题，越南喉舌更抓住机会反复渲染，“中国军队投降成建制”“英雄部队一触即溃”，字眼辣得人直皱眉。

448团隶属于50军，而50军曾是朝鲜战场上硬啃汉江防线的功勋部队。当年横扫林地、冰河，战绩够写满好几面锦旗。可回到国内后，它被抽调去搞工程建设，修坝、筑路、挖隧道，枪声渐远，推土机和混凝土浇灌声成了日常。作训科常挂在墙上的那块“射击考核表”，灰尘足足能抹下一层。

1979年边境局势紧张，50军被列入应急序列。扩编来的新兵一车接一车，前后不到两个月，排里一半面孔都还没摸熟。说白了，这支部队专业上有底子，可射击、协同、夜战这些硬货，兵们多半只在教材里见过。指挥部原本打算让他们当预备队——看阵地、守后勤，稳妥又保险。

可前线情况急转直下：主力部队强攻河内外围后开始回撤，需要有人掩护清理残敌。50军高喊“让我们上”，理由很简单——兄弟部队都端成果牌回家了，自家官兵要是连边境都没迈出去，脸上挂不住。广西前敌指挥所琢磨再三，觉得这时候的越军已是“朽木”，于是点头批准。

计划写得很细：448团沿公路穿插，抵达指定地域后建立火力点，随后按原路回撤。行军半途，军部指导组却临时下令：“避开公路，绕小路搜剿残敌。”文件传到团部时，天色已暗，地图上那条被圈出的山间便道曲折又生疏。谨慎一点本该查勘地形，可多耽搁一小时就意味主力撤退窗口收缩，这道选择题里时间被摆到了首位。

越军情报渠道灵活，侦察分队很快捕捉到448团变更路线的动向，几十支分散的小股武装被迅速拢到一起，占住要隘，布好三道拦截圈。二营列队伸进山谷深处时，还以为自己“悄无声息”，实际上早被兜住。枪声忽然四面炸开，前卫班第一个掩体瞬间被火箭弹撕碎。山路窄、星光暗，新兵们对照夜光罗盘一通忙乱，队形被打散，后续连队根本插不上手。

团部调集增援，可山口被越军打成蜂窝，迫击炮、重机枪交替封锁，电话线时断时续。连轴苦战三昼夜后，二营弹药告急，水壶里只剩浑浊雨水。此时，八连指导员冯增敏把支委拉进一处弹坑，“再拖下去，全营一个活口也留不下。”他抛出最极端的方案：放下武器，保存有生力量。

争论很激烈。一连连长李和平红着眼睛吼：“让兄弟扔下步枪？我不干！”可接着又低头看看脚边的班长——一动不动，胸口棉衣血透两层。队伍中伤号横七竖八，呼吸声虚弱。冯增敏拍拍他肩膀：“命没了，什么都白搭。”最终，支委五票三票折向“投降”。拂晓前，二百余人摘下钢盔，排成队走向越军阵地。

消息传回国内，直接炸锅。许世友大将拍案：“成建制被俘，奇耻大辱！”50军全军整顿，师政委降三级，副军长记大过。冯增敏以“临阵动摇、擅自率部投降”罪名被军事法庭判处十年。很多人替他叫屈：若不是战场指挥失算，他未必走到这一步。可军纪面前，一纸判决已定局。

1990年，冯增敏刑满出狱，回到老家，日子过得清寡。有人好奇追问，他只是摆手：“那天山路太窄，子弹太多，兄弟太年轻，我没别的法子。”这几句话听着平淡，却彻底写死了他重回军旅的可能。至于李和平——那位当初高声反对投降的连长，后来在掩护友邻连突围时中弹牺牲，名字刻在烈士陵园石碑上，碑缝里常年插着野菊。

有人总说，战场胜负只在双方硬碰硬，其实指挥决策、战备训练、心理韧性一样都不能少。50军448团的溃败将多重矛盾赤裸摆开：工程兵式的松散与突击队般的刚猛不可混搭，新兵成片上前线而缺乏持续训练必生隐患；而高层一纸“改道”命令未做充分侦察，等于把整营官兵推向暗夜迷宫。

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总体胜果毋庸置疑，但个别败笔仍被反复提及，这既不是唱衰，更无意翻旧账，而是一记冷静提醒：现代战争哪怕只有短短一个月，依旧需要备战年年、演练天天、指挥层层。毕竟，真正的耻辱从来不在失败，而在于让同样的错误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