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对战争没有体感的人，总是容易说出一些轻巧的话

界面新闻记者 | 丁欣雨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多多少少对于日本政治家，我们都期待着他们什么时候道歉，好像日本这个国家你做什么都不重要，你得给我道歉这个事很重要。”在周末举行的《妥协与对抗》新书分享会上，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升远这样回应读者让他评价近期日本政坛变动的请求。

在高市早苗被称有望冲击日本首相的这些天以来，人们发现她在政见上的保守倾向，尤其是她多年来选择在8月15日当天参拜靖国神社一事，让中国民众感到警觉和担忧。

王升远援引了日本思想史学者子安宣邦的发现，来解释战后日本有关战争记忆集体“错乱”的原因：虽然中国在“十四年抗战”上达成一致已有多年，但日本往往把1941年珍珠港事件当作战争伊始，在此之前侵略中国的行径通常是被冠上“事变”的幌子进行的，日中战争在日本国民的意识当中一直是被隐瞒着的战争。“1945年的战败，在日本人看来是太平洋战争的战败，战败的终结只和美国有关，日美之间已经了断，而日中之间的了断一直都被搁置了。”

和平年代，思省民族曾经犯下的苦难尚且如此艰难，而在“极端”也即时势比人强的时代，知识人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是妥协，是反抗，是沉默，抑或转向？与王升远展开谈话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在他眼中，这并不是个日本的地方性问题，中国知识人在现代转型历史迷局中，也同样有内在的困境。

01 警惕“正义”之名的加害性

许纪霖指出，自甲午战争开始，日本就生成了一套“正当”的侵华理由：相比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的近代化，中国是野蛮的、原始的，日本感到有义务去帮助中国发展，填补这个文明的洼地。

“这是‘文明优先论’的辩护思路。”在他看来，许多非正义的战争都以“文明”的正义之名发动，但文明不是最高的价值，比文明更高的价值是人道主义、人权意识，是暴力的减少、保护和尊重个体生命。“不要以为高大上的东西就是深刻的，越完美越纯粹越脱离具体的善背后往往蕴含着某一种恶。”

他观察到生在和平年代的人，由于对战争没有体感，总是容易说出一些轻巧的话，比如“不惜一切代价如何如何”，“我怀疑当他们说不惜一切代价的时候，是否他们觉得自己是不在代价之内的。”许纪霖提醒人们注意，在当下的东亚，战争阴云不仅没有消散，还在多地凝结着，而从远方战场传来的消息也告诉人们，战争的痛苦与恐怖是实实在在的，跟够不够坚强、有没有勇气无关。

鹤见俊辅是王升远书中提到的一位日本战后思想家，他也相当警惕以“正义”之名的加害性，尤其是正义与权力集于一身时的后果。鹤见曾在1942年加入日本海军来到东南亚战场，从军经历令他意识到，战火中没有道德完美主义存续的空间，堕落、邪恶也不再是单纯的哲思客体，而是时时迫近、无法逃避、可知可感的日常。

当被坚信战争信念的军队士兵唾弃排斥，甚至私刑伤害时，他感知到这些充满上进心的“纯粹”之人或“正义”之士对于没有满足其标准的人来说，意味着何等暴力。善与恶、加害与受害、正义与非正义这类二分法，在鹤见眼中从此不过是一套“不自由的制服”。

王升远也用电影《朗读者》进一步展开了他理解中的“制服”论：汉娜在纳粹时期担任集中营的管理员，她恪尽职守保证大门紧闭、防止囚犯逃跑，在一场大火中亦是如此，结果造成了大量伤亡，这让汉娜在战后得到了审判。法庭问她看着人们丧生火海于心何忍，她觉得她只是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我发现她有个特点，她穿上的管理员的衣服，会给她带来一种安定感。她的使命、道德，伦理全是由制服决定的。”

王升远推此即彼，认为在战争中，“爱国”这个词语有时也表现为一套“制服”，一种作恶的工具，让许多人遭遇了如鹤见俊辅相同的情况。当时日本知识人一旦对于侵略行动表达出看法，就会被批评是“非国民”。这成了很大的帽子、标签，成了所有“异端”力量发声的紧箍咒。

在谈话中，两人皆提到德国战后反思的历史，其中就包括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发表的《罪责论》，雅斯贝斯把罪责问题区分成四类：法律罪责、政治罪责、道德罪责和形而上罪责。

在他看来，战争责任追究中最棘手的是后两者。前者要求人们“不拿‘我必须服从命令’当借口，罪行就是罪行，哪怕是奉命行事，都应该多多少少接受道德的评判”，至于后者，王升远形容其是“非我的未然状况之自觉与敬畏”。“即便感到无能为力，依然无法免除我们灵魂上的罪责感，而非责不在我。”

许纪霖同意这种反省的深刻性与要求之高，但他强调“道德、勇敢这类要求从来是一个自我实践的结果，而非用来绑架别人。”杨绛去世时，知识界曾围绕她和钱锺书激起过一场争论，他们超脱行走于世的姿态，被一些人质疑是放弃了家国情怀与天下责任的犬儒。许纪霖旧事重谈是想表明，“理解沉默，这有个具体的情境。若是在极端的时刻，一个人的沉默很重要，不能有所为，但是能做到有所不为，这也是很了不起的。”

王升远把这种沉默称作“弱者的抵抗”：“刚猛的抵抗、进取者动辄出师未捷而中道崩殂，留‘人’清誉却于“事”无补；而淡化个人誉望，保持一种能动、坚韧而坚定的应对方称现实的‘理想主义’。”在战争爆发、政治语境收紧的极其恶的时代，不去做恶的基数，不为恶叫好喝彩也是基本的善。

当涉及历史问题时，王升远注意到东亚各国的外交词汇中经常出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八个字，然而“历史为鉴”也有产生变形后果的风险，使“面向未来”的关系迟迟不易建立，例如近来，中日两国民间的极端对立倾向屡见不鲜，人们仿佛处在一条日渐恶化的如德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所言的“暴力的锁链”当中。

打破僵持境地的方法，在汉娜·阿伦特看来，是惩罚与宽恕，日本思想家高桥哲哉后来基于此提出的是审判和宽恕。其中的宽恕并非指他人要求自己宽恕，而是尝试宽恕一件自己始终没法原谅的事情。“这不是道德义务，但这会意味着你如何面对自己，如何与自己相处，意味着打破暴力锁链的一种可能性，”王升远解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