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名高: 右派子女与“三同户”的情缘绵长

1968年11月，广州30中“文革”战友送照片中的4个人下乡乳源县务农。后排右2笔者1970年，冬娣（前排左2）和村里的姐妹们应我的邀请到广州游玩

吴名高 ，满族，被打成右派的父亲在文革中自杀。广州市第三十中学高66届毕业生，1968年11月下乡广东乳源县，1972年招工回广州手表工厂。1977年参加高考录取师院化学系，放弃。后毕业于广州暨南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髙级经济师。90年代下海创业，2010年广州亚运会火炬手。退休后移居澳洲。

原题

知青情缘

作者：吴名高

前言

我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11月从广州市第三十中学下乡到广东韶关乳源瑶族自治县插队落户。白驹过隙，光阴荏苒，至今已有56年，我仍与下乡时的农民尤其是我的三同户一家人情缘绵长，三同户第二代称我为兄长，第三代称我为舅父和大伯，当中情感魂牵梦萦。

01

下乡插队

广州大规模的学生上山下乡从1968年11月开始。1968年11月21日，我和学校其他6名高中同学从广州出发去韶关地区乳源瑶族自治县侯公渡公社新兴大队插队。由于原计划去的大布公社生存环境很差，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所以学校只去了7名同学。学校工宣队员邹某某因为针对我而主动请缨带队去乳源，并坚持将我送到生产队。为什么邹某某要针对我呢？还要从工宣队入住我的母校广州市第三十中学说起：

广州三十中前身是广州市第二师范学校，1962年第一次招收高、初中学。一位1937年参加革命，曾留学日本的老干部刘坚任校长。也许刚刚改为普通中学，很多人对学校并不了解，以致报考三十中高中的学生人数很少。

我是1963年考进三十中的第二届高中生，该届招收100人，但报考三十中的人数仅以个位数计算。如果说三十中的条件差，也很冤枉。第二师范的教师班底好；初、高中生全部住读；足球场、篮球场齐全。然而学校没有人报考，等于无米之炊。

1963年是广州讲成分很厉害的年份，有些学校将一些成绩好但家庭有问题的（如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子女拒之门外。刘坚校长决定把这些学生，尤其是重点学校不收的中考优等生收入囊中。这就形成了一般的学校成分好的高中生占相当高的比例，而三十中招进来的100个高中生中红五类出身的学生还不到15%，这100个学生中没有一个团员。我们班知识分子子女不少，有五个同学和我一样是右派子女。

刘坚校长还大胆地接纳了一批成分不好，但有学识造诣的和教学才华的老师作为我们的任课老师。说实在话，在1963年到1966年政治气氛下，我们的学习质量在广州市的高中学生中是靠前的。

“大动乱”开始后，广州三十中的情况相对比较冷清，揪斗老师并没有形成风气，殴打老师更是少之又少，以致在附近的广雅中学红卫兵要过来煽风点火。这种与如火如荼的“大动乱”显得很另类的情况，缘由是很多成分不好的老师不但十分收敛，而且许多出身不好的学生似乎也不敢翘尾巴，不会因为成分问题去揪斗老师，更没有上纲上线。最后的结果是广州三十中这样所谓“牛鬼蛇神”成堆的地方，没有一名老师非正常死亡。同学之间的相互斗殴也很少。

1968年下乡前，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学校，在“7.3”“7.24”布告发布后，由工宣队主导的对老师的揪斗批判愈演愈烈。一次揪斗“坏头头”的批斗会上，台上高呼“打倒洪某某”，我们几个同学在下面不举拳头，不喊口号。工宣队找我们谈话，我们说洪某某不是敌我矛盾，不应该打倒。他是教工红旗的头头不假，但是有错误可以批判，不应该打倒。一下子与工宣队对立起来了，并且与工宣队员邹某某结下梁子。

1968年8月29日，我父亲所在的农场传来噩耗，说父亲因为“反共救国军”案自杀身亡。我父亲是念过两所大学的知识分子，1957年在广州某大专院校任数学老师时被划为右派。具体原因，我只知道大概。

父亲与人为善，做事认真，是非分明，刚直不阿。1961年摘帽后没有回学校而留在农场担任会计。1968年8月，农场制造了一个所谓的“反共救国军”案，有人屈打成招，指证我父亲是“髙参”。8月28日晚上，一些人用单车链、锄头柄，将我父亲往死里打，要他指证更多的人。父亲至死不承认这子虚乌有的事情，更不愿意去冤枉一些与自己同病相怜的摘帽右派，最后留下“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组织”的遗书，用篾刀自杀身亡。

一下子，我从原来定论为右派子女变成畏罪自杀的“现行反革命”子女。我无法寻找真相，也无法倾诉悲痛和冤屈，只好等待命运的发落。

上山下乡动员报名时，我开始报名去海南农场不批，后来要求和在五中念书的妹妹一起去海南万宁也不批，甚至与在市实验学校读书的弟弟一起去湛江徐闻都不获批准。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觉得有一把铡刀高悬在头顶上，随时会从上砍下来。最后，我被安排到粤北山区的乳源县侯公渡公社新兴大队插队。

由于邹某某的无中生有和添油加醋，将我描绘成在“大动乱”中“打砸抢”以及“武斗”“抢枪”“揪军内一小撮”等等活动的参加者，父亲不久前又“畏罪”自杀，要重点关注。这使大队领导班子成员、大队党支部丘书记、张副书记、民兵刘营长和团支部廖书记对我们这批下乡的学生、特别是我产生了许多误解。

就这样，我一个人被分到一个只有6户且全部是贫下中农的十分贫困的井下生产队，而一户男主人在县里工作的叶姓贫下中农则成为我的三同户。

02

南嫂和冬娣

1968年12月21日，毛主席发表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过了三天，我插队所在生产大队的丘书记叫我去大队部，讲了一段令我终生难忘的话。丘书记说，这两天我们大队党支成员认真学习了毛主席为知识青年所发的最高指示，毛主席说了，你们都是知识青年，我们应该欢迎你们来。之前工宣队邹同志介绍的都是过去的事了，他强调你的家庭情况，说一定要将你单独分到一个生产队。现在对照最高指示，我们执行得不够好。你们是从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不管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都不是敌我矛盾问题，我们应该欢迎你们来。大队党支部决定把你调去另外一个大一点的生产队，希望你在新的生产队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同时为生产队做一些事情。

接着他介绍了即将去的邹屋村，重点讲了与生产队商量后去的一户新的三同户的情况。新的三同户的女主人叫罗亚兰，大家叫她南嫂，是生产队的副队长（妇女队长），希望我好好向她学习。由于她家没有男劳动力，也希望我帮忙照顾一下她家。这样我从邹某某嘴中的近乎四类分子一下子变成丘书记眼里有用的人，心里充满了感激和温暖。

第二天一早，我告别了原来的三同户，来到有20多户人家、50多名劳动力的邹屋村。这个村没有一个四类分子，这样，我可能会被当成“四类分子”的那根弦顿时松弛下来。

在与生产队长邹石池沟通后，南嫂将我引进了她家的老屋。由于语言不通，她用肢体语言比划交代了所有的一切，特别交代清楚将谷子和番薯吊上楼棚（阁楼）时，千万要注意安全。还说我刚来没有茅草和柴，可以用她们的。她马上又拿了一些米给我。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奇怪，我和“三同户”不是同吃同住同劳动吗？为什么单独开伙呢？原因是南嫂家确实太穷了，在我到邹屋村之前半年，她的丈夫刚刚因病去世，遗留下四个女儿，最大的女儿17岁，小女儿只有3岁多，还有个1岁多的男孩。而我们插队的知青有一笔220元的安家费可以用，为了保证我的基本温饱，生产队决定让我单独煮食，不在南嫂家吃。

我进了邹屋村，因为有毛主席“12.21”的指示，农民对我们的疑虑和不解少了许多。他们不知道从广州来的知青是什么人，与我们语言不通，每天和我说话不到10句，无法进行正常的沟通。然而不管怎么说，我逐步感觉到自己开始摆脱邹某某的阴影和农民对我的负面印象，尽管这时生活十分艰苦，物质极端匮乏。

到了邹屋村，南嫂一家赤贫，年年超支。也许生产队考虑到南嫂让出一间房子给我住，可以获得生产队的一点补贴报酬，也许考虑到南嫂家没有男劳动力，可以借用我作为男劳动力在生产队交公余粮、分派修水利工程、烧石灰等顶一个男劳动力的名额，南嫂家不至于太吃亏，总之我感觉到南嫂很欢迎我这个知青到她的家和邹屋村。

南嫂是一个很能干很坚强的女性，她插秧和割茅的技术在整个大队小有名气。她还是生产队的副队长，是全村妇女的头，虽然没有文化，但处事公道得到大家的拥戴。而这时候发生的两件事情使我与“三同户”南嫂的关系拉近了。

我的“三同户”户主南嫂（已故）

第一件事是当她得知在我下乡前两个多月我父亲去世，而且隐隐约约听到我的父亲死于非命，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我很强调的是她的同情心十分难得，因为在那个年代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父亲的死是“现行反革命”性质，人群中划清界限者有之，投井下石者有之，当然更多的是闲言杂语，一片血腥、残忍、戕害和仇恨。

而南嫂对此事这样看：一是不管什么性质，什么矛盾，什么阶级斗争，死人总是不好的。而我既然是你的三同户，毛主席讲要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就希望你将父亲的事情尤其自杀的事情向我讲，我不一定懂，但知道一点算一点。

二是“你父亲是你父亲，你是你，我不赞成混为一谈”。一个农村文盲妇女的这样的看法，也许很多人会认为是没有立场，但在这之下体现的更多是善良和同情心。这里面有一个因素是她的丈夫也是刚刚去世，人的同理心犹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使我感觉到可以与南嫂沟通。

尽管广州话与客家话分属不同的语系，尽管阶级成分犹如大山将我们阻隔，尽管我将城里所发生的事向没有文化的南嫂讲完之后南嫂依然一片茫然，但是我别无选择。我并没有指望南嫂会对我理解和同情，也没有指望她能够听懂一二。当然我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敞开心扉，但也不会讳莫如深、避而不谈或者戛然而止、按下不表，这些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决定将父亲的事情，把一个人是否该死作为切入点与南嫂沟通，因为这一点我们是有共识的，或者是心有灵犀的。

我也有反思过是否自己在利用南嫂的善良和同情心，但是我不这样做又能怎样呢？没有人可以沟通已经很惨，让悲剧烂在肚子里更是不堪。我从1957的反右讲起，讲到父亲被划为右派，讲到1961年的摘帽，但是并没有“平反”，也没有“错划改正”一说，又讲到“动乱年代”的“黑五类”，讲到摘帽右派还是右派。我特别清晰地讲到右派并不反党，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尽管南嫂对于“右派”听得一头雾水，被我向她介绍的一大串数字绕得“眼花缭乱”，但她接受了我的“右派并不反党，也没有反党”的说辞。南嫂对于有这么多念了很多书的知识分子陷进“右派”这个群体中，表示“听进心里去了”，而且觉得很可惜。

由于右派一事涉及我父亲的自戕，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也没有能解释清楚。不过我认为父亲不是“罪人”这一点南嫂似乎也接受了，而且表现出对我的同情。我20岁失去父亲，而她的儿女最大的16岁，最小的才1岁就失去了父亲，彼此变成同病相怜了。

第二件事发生在1969年春节前夕。新兴大队山前村有一个贫农的女儿，因病重住在韶关医院做手术，由于大出血而急需紧急输血。山前村的农民包括病患者的亲属，竟然没有一人愿意输血。

具体通过什么渠道让广州知青们知道这件事，我已回忆不起来了，但十几个广州知青居然做出一个决定，坐农民的单车尾，奔赴30公里外的韶关地区医院去献血救人。十几个人内有六个人的血型对得上号，每人抽了200CC血，抢救了女孩的生命，我也包括在其中。

这事轰动了大队和公社，然而大部分农民觉得不可思议。一是献血者与病患者非亲非故，二是血源之于父母，是人体最宝贵的东西，怎么舍得抽走？我们没有去谴责农民们尤其病人亲属们的自私愚昧，但这个集体行动确实使农民对我们的看法从负数拉回“零”了。

公社宣传站向全公社广播表彰了此事。南嫂在我回家后二话不说，煮了两个鸡蛋给我吃，还弱弱地说了一句，如果有糖就好了。我觉得这事令她感动了，她更相信我并不是坏人。

其实自己是不是坏人，我心中是有数的。一个人要善良，要对人有同情悲悯之心，要懂得感恩，而此时城市里的人完全乱套了。在很多人的眼里首先是出身，再是立场，而后才是是非。而农民不一样，尤其粤北的农民，由于交通、通信不发达，由于贫困或者由于“山”，他们看问题简单得多，质朴得多，在他们眼里，你对他们好，你就是好。他们不会绕弯去追究为什么对我们好？这一点我认为南嫂为我上了一课。

在她看来对人好，包括对农民好是人的本性，至于好到可以抽血救人，她固然无法理解。但是她认为这帮知青本质不是坏的，加上有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语录的加持，南嫂们可能比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对我们的看法转变得更快。邹某某的污蔑在粤北山区无需辩解，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农民对我们的看法在改变了。

随着农民对知青群体的负面看法“归零”，对我的看法也开始从负数恢复到零了。我的“归零”很重要，因为我在邹某某眼里是最黑的一个，最坏的一个，也因为在一些知青的心目中，我算是一个“标志”，还因为此时我仍然一个人单独被置放在一个生产队（村）里。

与三同户关系是同吃同住同劳动，而其中很关键是同劳动，学习干农活，熬过艰辛的时刻。我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对体力的消耗、生活的苦与累并不太在意。我从上初中开始就已经在社会最底层熬过，十三四岁就常露宿街头，放学去菜栏、果栏捡烂菜烂果，好一点的人吃，坏的喂鸡喂鹅，晚上到大楼下的坑渠里抓蟑螂喂鸡。在我看来农村的这种“苦日子”也不过是此前日子的重演，只是地点从城市转到农村而已。

真正难受的是政治上的压抑和精神上的摧残。我当然需要南嫂们教我干农活，但我更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以及将我当成常人一般的对待。和南嫂接触一段时间后，感觉到她是一个十分善良，对人有大爱的人。她经常挂在嘴边的两个词：老吴好“曹热”（客家话十分可怜，十分难为我的意思）。还有一个词是“吾使惊”（客家话不用害怕的意思）。

我很理解她之所以总是将这两个词挂在嘴边，因为听到一些对我不利的言语。这些言语的产生一是因为对我们不了解。二是因为邹某某带来近于诽谤的风言风语。三是因为农民对上山下乡的不理解，尤其是明摆着一班不会干农活的城里人来分薄他们的口粮，哪里还会有好脸色给我们看呢。

说实在话，干农活更多的应该是巧干，而不是蛮干或投机取巧，要开动脑筋。南嫂教我插秧，我学习一个小时左手的出秧就非常熟练。我对南嫂说这与发扑克牌的原理一样。由于有运动底子，手脚协调得好，犁耙田的功夫一个夏季下来基本学会。这当中并没有什么物理力学的诀窍，有的是生活的积累。作为师傅的南嫂也很开心，毕竟我的进步赛过很多农村小伙子。

到邹屋村后，我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建议改善食用水。我向南嫂和队长们反映：村里的食用水卫生条件太差了。我统计村里四年死了八九个人，诊断下来，与肝脏受损关系很大。我还实测了引到村里的食用水，水面上竟然漂浮着铁锈色，实在不能当作食用水来使用。

由于村里的人普遍体质差和免疫力低下，健康状况堪忧；也由于南嫂有丧夫之痛，在队委会讨论问题时，将我的说法不遗余力地向大家做了解释，最后队里做出了开辟另一个饮用水源的决定。

这个决定的意义是深远的。我在村里只待了四年，还无法以数据说明这个变化的程度，但据后来村里的人告诉我，大家感觉到病的人和死的人少了很多。

到邹屋村后，我所做的第二件事，也是在南嫂的鼓励和支持下进行的。

我去邹屋村没多久，1968年的分红要在1969年春节前开始，由于文化程度低和粤北山区的落后，邹屋村的工分竟然没有量化登记。记工分不是用数字，而是采用画圈的办法进行。即不管劳动力的强弱全部只分劳动力和半劳动力两档，劳动力开工一天画一个圈，相等于10分，半劳动力画一个圈相等于6分。年终以圈计分，以“分”来分红。

一些能力较强的劳动力由于工分上没有体现出差别而显得懒散。南嫂也觉得不合理，但已经实行多年没有人站出来进行改变。我向南嫂提出工分量化问题，建议不但劳力以工分区别，工种也以工分区别。此外计分很细，细到插秧以面积（亩、分）来计算，收割以重量（斤）来计算。这些做法得到队委和大多数劳动力较强的农民的支持。

我主动请缨担任记分员，每天按照大家既定的规矩，将工分写入每个人的工分本中。进行当中有一个始料不及的问题是由于农村的落后，还有宗族房派之间的猜疑，由谁来进行工分登记、汇总和分红的做法始终无法迈出坚实的正确的一步。

我答应做这件事也并不一帆风顺。由于我的“中立”和确实表现出愿意为村民多做一些事情，还由于我得到南嫂和队委们的支持，队委会最后就决定按照我所说的来做。在工作中我还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农村里为数不少的男子，坚持男劳动力以12分起计，妇女以10分起计所产生的问题。各人说各人的理，也举出各自的例子。

我与南嫂商量，最后拿出“以工种定分值，以量化定所拿到的工分”的方案。比如插秧，定出一个妇女最能够接受的分值（插秧是妇女的优势），最高分12分，每插1.5亩可以得到12分，当然保证质量是前提，如果不达标（如行距）等要扣分。南嫂等几个插秧能手可以拿到12分以上，而犁耙田是男劳力的优势，强劳力可以拿到12至15分。由于我这个中间人几边兼顾协调，意见少了一些，村民们劳动积极性提高了。

另一个是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当时村里的农民文化低，女的文盲居多，男的也鲜有小学毕业。即使我将工分登记了，有些家庭没人会算工分总数，更看不懂我是怎样计算分红的。这时我马上办起识字识工分班，看不懂的每家都派一个人来学，每天晚上登记完工分后就在仓库上课一个半小时，这个班坚持了两年，直到全村各家各户都看得懂工分了。

然而工分问题解决了又遇到分红问题了。分红是生产队会计的事，但生产队根本没有会计。之前的分红，只是全靠画圈和劳动力半劳动力多寡的大约数计算，得出数字并不准确。特别是宣布超支的几户，在年终分红时他们都要拿出谷子和过年所杀的猪的猪肉来填补给应进户，心里总是打鼓，心不甘情不愿。队里也拿不出精准的数字来说服他们，显得关系颇为紧张。

在年终分红问题上，大家抱着信任我的做法，让我一个外来人帮大家计算。1969年夏收时，在队长和南嫂与一些农民争论一番之后，我当上了生产队会计（兼记工员）。争论的原因是有些人认为生产队的机密不应该让外姓人知道，外姓人一旦外泄，对村里造成的损害会很大。

此机密缘于生产队原来有130亩水田，后来县里修了水利，一条水圳从村背后穿过，水圳以下的一块40亩的旱田，由于有水灌溉变成水田。公余粮的缴交数量以水田亩数计算，这40亩由旱地变成的水田隐瞒没有交公粮。村民们认为我担任会计后肯定知道这“瞒田”，讲出去会使生产队利益受损，村干部还会受处分（在农村瞒田也是一个不轻的罪状）。

在争论时南嫂站出来为我作保，保证我不会将瞒田的事外泄。

担任会计后，我找到一位村民信得过的、年纪与我相仿的青年邹细林担任出纳，教他如何管好流水账，教他所有进出的东西的字怎么写。生产队很多事情处理变得公平，导致大家的积极性高涨了，积怨也少了。生产队劳动力从1968年分红为¥0.54/10分，到1972年我离开时分红为¥ 0.96/10分；粮食分配从每个劳动力56斤/月，到每个劳动力96斤/月。从1969年开始我做会计和计算分红起，全队20多户农民年终分红，没有一户“超支”，全部“应进”。

在南嫂支持下，我为农民做了一点事取得了农民的信任，在生产队连续担任了三年的会计兼记工员。在我1972年11月抽调回广州手表厂后大队领导仍与工厂商量，要求我在1973年春节前回生产队完成1972年的分红。

从1968年11月的“另类”知青开始，我在邹屋村工作了一年多后，经过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的推荐，我代表乳源县知青出席了1969年全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广东省知青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交流会纪念，广州市中山纪念堂。后排右2是笔者

代表乳源县参加地区篮球赛，笔者（前排正中）11号，打中锋

我和“三同户”南嫂的相处亲如母子。我的自留地中的青菜苗和瓜果种子全部来自南嫂，我种的瓜果菜蔬自足有余。我养的鸡在用受精蛋孵小鸡时是南嫂帮我把关，挑选优质品种受精蛋，使我养的鸡生蛋率一直居于高位。几乎所有的小鸡都是南嫂找来有经验的老母鸡孵化而成，我每天都可捡到三四个鸡蛋。每次杀鸡，我都是将鸡拿到南嫂家由她女儿杀和煮，我就带着嘴去吃。

粤北山区林中很多树木到处都是刺，我被刺而且拔不出来时全都是南嫂帮我挑刺。南嫂的挑刺技术在全村也是一绝，她将伤口捏得死死的，在疼痛转移时就把刺就挑出并拔了出来。而刺被挑出后南嫂还将血啜出来，之后也就不痛了。我觉得口水或许也是一种消毒剂，现在回想起来这种不痛的原因更多是来自南嫂对我的情感。

在农村我也有发烧感冒的时候。虽然大队有卫生站，但有点距离，使得我更愿意去找南嫂拔痧和刮痧。在村里南嫂是刮痧和拔痧的一把好手，南嫂为我刮痧有专用的碗，还配有茶籽油，往往是一次起两次止，感冒就神奇地好了。

粤北山区什么树都有，令我感到恐惧的是漆树。这是一种一碰就会全身过敏的树，而这种过敏使我全身红肿，眼睛睁不开，粤语说成了“猪头炳”。尽管南嫂带我上山辨认过什么是漆树，交代一定要远离漆树，但我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中招”。南嫂这时就上山去采草药烧水为我清洗肿块，使我在二到三天就消肿可以去开工了。

南嫂在磨豆腐和“逼”糯米酒方面是大队里小有名气的。娘家有喜庆节日南嫂都回娘家操办，村里烧石灰，农民的婚嫁喜事和丧事，她也经常出手帮忙，因此大家十分信任她的“手势”：豆腐的“点卤”和糯米酒的发酵都恰到好处。

当南嫂磨豆腐食用时，我是最幸福的。大家只吃豆腐一样，我却一开始就被喊去喝豆浆，过一会儿就吃豆腐花（豆腐脑）。如果提早一天告诉我喝豆浆，我就会去供销社买一点白糖，然后我就盼着南嫂的豆腐花，老四（南嫂的第四个女儿）、老五（南嫂的儿子）也盼着我的糖。由于经济有限，总感觉到无法满足两个“豆丁”的欲望，直到后来我弟弟从他下乡的湛江徐闻农场为我寄来了白糖，才“阔绰”一点。

南嫂所“逼”的糯米酒又甜又香，胜过供销社卖的客家娘酒。每年两季收割出新米，她都会泡一坛糯米酒。在生活条件十分匮乏的日子里，这种醇香的酒的味道让我产生似入仙境、时空交错般的感受。当时并没有想到豆腐和糯米酒，实际上成为我在农村里的一种营养品，使得我的身体没有垮掉。

山区的农民很朴实，和农民一起下田丢禾稈施肥和耘田，我都有丰富的收获。一是稻草的草菇，二三十位劳动力，也许每人捡到的草菇就只有一两朵，但是大家都给了我，我就有了十分丰盛的草菇餐。二是地里的田螺，大家拣到田螺也都给了我，我也有了一顿美味田螺歺。南嫂笑我吃百家菜。

过年南嫂家杀猪，我肯定是主力之一。不是说我会杀猪、会放血，而是我有力气，能够结实地按住一只猪腿，这种打下手使我不亦乐乎。南嫂忙着做年饭，煮肉和做腊肉，整付猪肝、猪腰等下水全归给了我。我在邹屋村四年过了四个春节，年年十分惬意且大鱼大肉。我的劏猪打下手打熟了，很多农民杀猪都叫我帮忙，生产队杀牛我也参加，这也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71年的一次上山砍柴，我将左脚砍伤。细林和定华将我从山上背下来，载我上公社卫生院缝针。南嫂看了地上的血十分震惊，她问我为什么过了五分钟，流了这么多血才开始叫人，我无言以对。我当时确实对生命犹豫了，甚至觉得活着没有什么意思，在昏昏沉沉之时，产生一种幻觉。当时的我万念俱灰，想到我的父亲，想到我们一家家破人亡，想到无法回到广州，想到一辈子背着沉重的“反革命子女”的枷锁……但是5分钟过后，我觉得如果自己就这样死去太不值了，这才叫人来帮忙。

看到血流满地，南嫂十分心疼地说：“你对不起你妈妈，也对不起我”，我顿时哭了。后来的一个多月的生活起居全部是南嫂在照料我：为我端屎端尿；她去集市买猪脚筋为我煮湯补身；上山采草药为我敷伤口；为我烧水、清洗、煮饭、洗衣服，直到我能够下地活动。

1968年8月父亲去世之后，11月我弟弟去了徐闻，妹妹去了海南，我来了乳源，母亲去了英德五七干校，广州只剩下一个年仅12岁的小妹妹，随着学校到处漂泊。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分崩离析，心中无限痛苦。这种情绪南嫂看在眼里，她以一颗农民善良的心，在精神上给予我莫大的关爱，生活上给予我更多的照顾，俨然我就是她的家庭中的一员。

知青在乳源乡下是很艰苦的，我一个人在一个村子里更加艰难。我们学校七个66、67届的高中生到乳源后，几乎身体都垮了。当中李廷机同学下乡不到半年就因肝病去世了。黄文佳同学后来离开乳源到韶关，不到50岁也去世了。其余几个有的得过肝炎、有的得过肾炎、有的工伤后被背回广州。在大家眼里前途茫茫，苦不堪言。

我们是已完整地念完11年、12年书的高中生，完全可以独立思考很多问题，尤其是对上山下乡的方向是否正确、是否合适产生很多想法。不仅仅从思想上的困惑，还有劳作的辛苦，对个人前途茫然，令大家感觉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为“动乱年代”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二元化的社会又将危机转嫁给农民；并且剥夺我们城市的居民身份；感觉我们成为牺牲品……

对这些问题都有想法。当然对于本来应该考大学念大学一事仍然耿耿于怀，至于接受再教育，虽然不敢怀疑“最高指示”，但是总感觉到念了12年的书，反而要“接受再教育”，难以理解。有人甚至还思考到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进步还是倒退？然而这些思考无助于摆脱在农村的困境，也无助于我们应对迎面而来的精神上和身体上的摧残。这时的我更加依赖于心地十分善良，对我十分呵护的南嫂。

在农村一年多以后，在南嫂的帮助下，我已经成为生产队中不可或缺的成员，也跳出了单纯劳动力的圈子。而这时的南嫂，一如既往地将我看成她自己家庭的一员，给予我关爱和照顾。我由衷地感激南嫂对我所做的一切。当然最感激南嫂的是当人们将我看成“XX份子”的时候，南嫂视我为人，当人们将我看成“邪恶”的时候，南嫂将我视为善良。在南嫂的教育和影响下，她的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对我都非常友善，视我为他们的兄长，家中的大小事情都告诉我，有时还让我为家里的事情出主意。

南嫂的大女儿冬娣

冬娣是南嫂的大女儿，1968年11月我下乡时她17岁，刚刚成为劳动力。她只念了四年小学，却是一个十分孝顺、明事理的女子，在生产队和大队属于难得的活跃份子，参加宣传队，参加民兵，也参加我在村里举办的识字识工分班，样样不甘落后。

在南嫂的影响下，冬娣对我关心有加，我也尽自己的能力帮助她提高。到了我进村里的第三年，已经传开了闲言杂语，说我即将成为南嫂家的上门女婿。在农村，类似这样的艳闻很快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田间小憩时津津乐道的谈资。在农民看来，我一个城市的落魄知青来到村里，村里的人像自家人一样给予信任（我当时掌管着生产队的工分、账目和三个仓库的钥匙），落户邹屋村成为南嫂的女婿似乎也是无可厚非的事。

这些风言风语尽管没有恶意，我还是觉得不妥，害怕影响南嫂和冬娣。

我和冬娣看法是一致的，成为夫妻是不可能的，不是城乡问题和学识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也是对事物的认知问题。我的“黑五类”家庭一塌糊涂，而冬娣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女。冬娣在她20岁的时候被大队派往韶关始兴县参加一个三线建设工程，一年后回来她已经入党，成为大队少有的几名女党员之一。

这样的距离，令我们远离“爱情”两字。

在这点上我和冬娣是有共识的，但南嫂却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并不像常人一样讳莫如深。我向南嫂讲述我的家庭、父亲的事，她不是很明白，而我又不愿意将父亲的右派讲得跟农村的地主一样，尽管同属“黑五类分子”（农村讲“四类分子”），我更不愿意将父亲的自杀和“现行反革命”画上等号。这样的吞吞吐吐的解释令南嫂一头雾水，而冬娣毕竟见多识广，她听得明白。但她不愿意通过自己的言语去向母亲解释什么，只是向母亲婉转地说，不要听别人乱说，“他是城里人，始终都会回城里”。南嫂乐见其成的态度，使村里的农民更加鼓噪，我和冬娣商量对策，我们将以兄妹相称，不刻意回避接触，也不伤南嫂的心。

1972年夏收时，每家每户配对割禾打谷，我和冬娣配对，每天收获几乎都保持全村前三名。

1971年年底，冬娣在公路上被汽车撞伤送到县医院救治，我听到消息，马上赶到县医院，不避嫌地去照顾她。这时县医院来了一批广州中山医学院的实习生在县医院，我的广州知青的身份，一下子与中山医的医生们拉近了距离，还成为他们语言上的翻译。由于我的鼓励，冬娣的伤在度过危险期后好得很快。病房里的病人都十分惊讶地猜度我与冬娣的关系。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于1972年11月，广州市向全省下乡知青招工3000人，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有几位广州知青在1971年底被抽调到县水泥厂和县家俬厂工作，但是广州来招工是第一次。

我将招工的信息讲给南嫂听，南嫂沉思了半小时后说：“我知道留不住你，如果你幸运地返回广州不要忘记我们，希望你将冬娣姐弟看成自己的弟妹，帮助他们。”这是南嫂第一次如此郑重其事地对我嘱咐。

其实冬娣是第一个听到消息的，她在大队就收到了广州市来招工的消息，但是她也了解到我回广州有阻滞，主要是父亲的政审结论没有下，又无法作为“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名义来招工。她还告诉我招工这事，公社的刘书记也过问了。刘书记认为“吴名高是省、地、县三级知识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出席了省知青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以他的表现来看招工回城应该是合格的，是顺理成章的，希望广州招工的同志充分考虑”。

三天之后我被招工回广州手表厂的消息由公社经大队转到生产队，生产队队委开会后向大队表态说：我们支持老吴回城，还会以嫁女的方式敲锣打鼓地送他出大队，但是希望他明年春节过年之前回来帮助生产队分红。前来招工的广州手表厂两位科长当即答应。当然我心里非常明白“嫁女”的形式是南嫂所提，她建议要令我十分风光地离开邹屋村。

1973年1月份，已到广州手表厂工作的我向工厂请假，回到村里帮忙分红。之后，生产队送了我一个特大号的樟木箱，樟木箱手工虽然粗糙但材料上乘，很多人说没有见过这么大块的樟木板，这箱子成为我留在身边的一件纪念物品。

分红结束临离开邹屋的前一晚，我再次向南嫂冬娣道别，互道珍重，衷心感谢她们全家这四年对我的照顾，冬娣姐妹也感谢我教他们识字算工分，最后南嫂再次交代，要我将冬娣姐弟视作自己的亲人。

1999年，南嫂身体健康出了状况，是腮腺发炎，在韶关医院一直没有医治痊愈，也没有断根。这个病拖了一段时间，当中我接她到广州医治过两次，但是每次南嫂总是放不下家里的事，没有彻底医治又回去了。

这段时间南嫂和我有过两次详谈：主要谈到冬娣的日子过得还不错，经济较好，两夫妇用心培养两个孩子读书读到大学没有问题。她不放心的是四女儿秀莲夫妇工作上尚未有定数，小孩子出生之后开支也大，希望我能够照看秀莲和他的两个孩子。她对外孙、秀莲的儿子阮伟聪赞赏有加，认为阿聪实在没有起错名字，聪明而且懂事，希望阿聪能够像她妈妈秀莲一样勤奋读书，将来出人头地。

尽管我1993年已经下海，所干的事成败心中也没有数，但我绝对不能说“不”字，一个有恩于我的老人。一个愿意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我的恩人，即使我有一点点的犹豫都会伤她的心，何况她已经有病在身。南嫂和我谈话的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我的信任，她似乎认为只要我答应就总会有办法。以我对秀莲这么长时间的接触和了解，我当即向南嫂承诺我一定会令整个家庭（包括秀莲的姐弟们）好起来，后来在1999年我帮助秀莲办起了幼儿园和向南嫂“解释和讲解”时，她感到十分欣慰。

2000年11月21日晚上，我收到冬娣打来的电话，说南嫂在家病危，希望我上乳源见最后一面。我说现在已经没有火车上韶关了，我会第二天搭最早的一班火车。

第二天11月22日，我搭乘最早的火车再转汽车到邹屋村时已经上午10:00，南嫂已经在凌晨4:00去世了，临去世之前仍惦记着问冬娣为什么老吴还没有上来？冬娣后来说妈妈硬是撑着过了三四个小时不肯合眼，想最后见我一面，但是我没能做到。

南嫂的逝世令我心中十分难过，除了难过失去南嫂，也难过自己没有早点知道消息及时赶上来。也许是南嫂儿女的意见，也许南嫂在邹屋村这房人的决定，等我上到村里在场的时候才举行所有入殓的仪式，遗体放进棺木之后，大家同意让我抬棺材后面一个角上山埋葬。这里的风俗是这样的，抬棺材没有用绳索也没有用棍棒，是找六位家人将棺材直接杠在肩膀上，我就和南嫂一房的另外五位亲人一起，将南嫂的棺材从村里一直杠上山上埋葬。

棺材掩埋好之后，村里的人都回去了，我在南嫂的坟前站了两个小时，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暗自向南嫂保证：我会尽力报答她的恩情。至此之后，不管南嫂是埋在山上，还是2005年她的儿子贱养将父母的骨骸拾好埋在较平坦的山坡做了坟墓，我去乳源的时候都会去向南嫂一拜，告诉她我做了什么，目前全家的情况怎样。

作者是2010年广州亚运会火炬手

2018年春节，我和儿子一家与秀莲和儿子阿聪一家在韶关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