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毛主席亲自摆桌请老同学吃饭，遇一故人，忙说：请您坐上座

“1949年9月3日下午两点，再等等，主席就到。”汤藻贞站在北师大筒子楼的门口，半嘲半急地对黎锦熙打趣。闻言，黎锦熙把手里的书合上，轻轻“嗯”了一声，却把上衣再理了理——他知道，今天的见面缺一分随意，也多一分真挚。

毛泽东进门时，没有先寒暄就先问路：“汤校长的屋子是哪间？”声音洪亮，带着熟悉的湘音。汤藻贞迎上去，笑着指了指简陋的小客厅。警卫员悄悄把几张折叠桌拼在一起，铺上白桌布，几盘湘味小菜很快摆好。历史的画面就这样被定格：主席、校长、老师，三人围桌而坐，没有官样，没有排场。

追溯缘起，还得倒回到1912年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那一年，19岁的毛泽东背着一只藤箱报到，历史教师黎锦熙站在讲台，看见青年毛泽东坐在第一排，目光炯炯。黎锦熙当时不过22岁，却学贯中西，被同乡称作“神童”。课后他常把学生叫到操场边，边走边聊时政，用当时罕见的口语汉字写板书。毛泽东后来回忆：“黎先生不拘章法，满腔民国新风，讲透了‘天下兴亡’四个字。”

有意思的是，这段师生缘分里，“年龄反差”几乎没有存在感。课余，两人常在岳麓书院后山比划书法，探讨章太炎的语法学与严复的“信达雅”。黎锦熙不止一次感叹：“润之的字里有骨头，谈吐里有家国。”

1918年，毛泽东北上，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月薪仅八块。他住在北大红楼的阁楼，白天抄卡片，夜里记日记。黎锦熙得知后，把家里招待客人的好烟和一篮子包子提到红楼。毛泽东推辞：“先生自己留着。”黎锦熙回答：“学生排队求学费，我帮不过来；你抽两支烟，省得挨饿时犯晕。”这番话后来被同楼的罗家伦记在笔记里，成为名校轶事。

时局变幻。1919年“五四”爆发，北京学生受阻，长沙学生要声援。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一期一期寄往北京。黎锦熙收到后，把刊物锁进书柜，唯恐军警搜查。有一天深夜，他写信劝毛泽东：“行事宜慎，莫忘藏锋。”毛泽东只回了八个字：“慎而不怯，藏而不敛。”短短一行，分量十足。

抗战全面爆发后，黎锦熙辗转重庆、西安，主持国语教育工作，研究汉字简化，提出“拼音救国”的怪招，被讥为“学术怪杰”。毛泽东则在延安窑洞里写《论持久战》。1938年，两人于延安窑洞重逢。黎锦熙翻书灯下，直言“持久战”三字惊人；毛泽东递给他一个苹果，说：“书看了多半，意见写在扉页。”苹果加评注，这份礼物让黎锦熙回去念叨了一年。

1948年北平被围，国民党教育部三次劝黎锦熙“先行赴台”，全被拒绝。汤藻贞劝他：“老黎，别担风险。”黎锦熙淡淡一句：“脚下的地儿，就是课堂。”在北平城墙炮声里的顽固，正是这位老师的底色。

终于等到1949年，中央机关进驻香山。汤藻贞给毛泽东写信，只写了两行：一别多年，盼敘旧谊。毛泽东把信压在桌角，给北师大挂了电话，约下午见。有人说主席公务缠身，脱不开身，毛泽东答：“老同学叫我，不去不像话。”

所以才有那一桌家常菜。入座时，毛泽东拍了拍椅背：“黎先生，上座。”黎锦熙摆手：“您是主席。”毛泽东提高声音：“老师面前，哪来主席？”这一幕，让屋里人心里都热了。汤藻贞后来描述：“那天桌上没高论，都是旧事，反而更见情分。”

席间，毛泽东提出请黎锦熙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国家要立文字之规，你的语言学顶得上三座大山。”黎锦熙没立即应声，只是抿茶微笑。会后他回信：“弟子愚钝，只盼抛砖引玉。”1950年他果然进入文字改革委员会，主笔草拟《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又参与后来汉语拼音方案的研讨，为新中国语文教育奠基。

1953年春，毛泽东获赠西瓜、哈密瓜等“稀罕瓜果”。他吩咐秘书：“挑最甜的送黎先生。”同时批示调拨一院四合院给黎家，“读书人得有安静处”。那些年，主席批件上常见一句话：“请照顾黎先生身体。”字迹潦草，却掷地有声。

1956年，黎锦熙在政协一次座谈会上说：“教育若失根，国家之患大于兵火。”毛泽东随即转述给国务院主管领导，并附条批：“此言不可轻。”于是，推广普通话、编写九年义务教程等工作提速，多埋下黎锦熙的影子。

1967年冬，黎锦熙病重。毛泽东得讯，托医务人员代问病情，嘱咐“好药先上”。老人弥留之际，床头放着一本圈划密密的《毛选》与早年那份《湘江评论》创刊号。两件东西，半个世纪没有离身。

有人说，中国近现代史的一条暗线，是师生、同窗、战友间的相互滋养。毛泽东与黎锦熙的六十年往来，就是最生动的脚注。无论阶级、地位、名号如何变迁，彼此尊重、平等相待，从未改色。那顿简陋的“主席请客”，早已超出宴饮与礼数，它见证了一个国家的气度：懂得感恩，才能赢得未来。

再看今日语言文字规范、普通话普及率的节节攀升，黎锦熙的名字已少被提起；可若翻开工具书，《现代汉语课本》《词类活用原则》处处是他的署名。那场晚饭后，毛泽东曾写在日记边角一句：“先生尚在，文字自昌。”笔画不多，却点明了缘由——山河新生固然可喜，文化的筋骨更要有人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