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曾在采访中直言：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没有回国造原子弹

1971年，杨振宁收到了老友邓稼先的来信，信中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让杨振宁热泪盈眶。
除了寒暄外，邓稼先在信中明确告知，在中国研发原子弹的过程中，除了苏联专家在早期有过短期援助外，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
这个消息给了杨振宁极大的感情震荡，也触动了他心中深藏的遗憾。

邓稼先和杨振宁
杨振宁与邓稼先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少年时代，他们是同乡，都在安徽合肥安庆出生，两人的父亲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他们同在当年北平崇德中学读书，抗战期间清华迁昆明组西南联大，两人又是同学。
杨振宁1945年赴美，邓稼先1948年随后，连同杨振宁的弟弟振平，三人在美合租住一个房间。
然而，1950年成为了两人人生的分水岭，那一年，邓稼先在取得美国普度大学的物理博士学位后，毅然放弃了在美国的机会与前途，立即乘船回国，投入新中国的建设。
而杨振宁则留在美国，进入学术地位的普林斯顿研究所，并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从此，两位好朋友断了音讯。
1964年，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美国情报机关很快侦测并公布了中国原子弹几位关键人物的名字，为首者就是邓稼先。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在与杨振宁天各一方的15年中，邓稼先“人间蒸发”，在黄沙扑面、人迹罕至的新疆大漠中隐姓埋名苦干，为祖国的国防核工业、为第一颗原子弹的试爆成功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这一声巨响，对杨振宁的冲击和震撼，“超过了一颗原子弹，超过了一切现实世界中的得失与名利”。
杨振宁没有回国参与原子弹研制，成了他一生最后悔的事情，但当时的世界正处于两个阵营的冰冷对峙中，科学家的选择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
就在杨振宁在美国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正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展开。

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简称221厂，位于青海湖北岸，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是一个绝对机密的地方。
1957年5月，为选定原子弹研制基地，李觉和吴际霖、郭英会、何广乾以及外籍专家10余人，在飞机盘旋了甘肃、四川等地许多高山丛林之后，几经周折终于选定位于青海高原的金银滩为厂址。
理由为：四面环山，中间平地，宜于建厂；人口稀少，地域宽阔，便于疏散；边远闭塞，利于保密。
原子弹研制堪称庞大且复杂的系统工程，理论设计为其核心所在，邓稼先身为原子弹理论设计的负责人，肩负着千钧重担，承受着巨大压力。
彼时，中国仅拥有一台每秒运算1万次的104电子管电子计算机，大量数据只能借助手摇计算器运算，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轰试验场，代号为“17号工地”。

历经上千次爆轰试验论证、上万个数据精密计算，多个单位协同发力，在理论设计与试验紧密配合、相辅相成之下，原子弹理论模型的设计雏形终得完成。
接下来，核爆炸所需材料成为亟待攻克的难题，此材料正是浓缩铀 - 235，它的获取与应用关乎核爆相关进展，解决其供应问题迫在眉睫。
天然铀里，铀 - 235仅占0.7%，其余皆为铀 - 238，故而若要研制原子弹，首要之举便是分离铀 - 238，以此获取浓缩的铀 - 235。

彼时，全球仅有美国、苏联、英国具备制造甲种分离膜的能力，这一制造技术堪称国家核心机密，被严密封锁，彰显着其在科技领域的关键地位与重大价值。
1960年，为攻克难题，第二机械工业部与中科院悄然启动一项绝密工程——“真空阀门”工程，此工程的核心任务便是研制甲种分离膜。
那时，冶金所内既无空调，也亦缺电扇，研究人员常汗流浃背在工作，为防汗水浸湿设备、损坏机器，众人巧妙利用早晚相对凉爽之时开展工作，敬业之心可见一斑。
当时冶金所里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研究人员常常汗流浃背，为了避免流下来的汗水打湿设备、弄坏机器，大家就利用早晚时间工作。
历经三载砥砺奋进，至1963年末，上海冶金研究所终不负众望，成功试制出契合标准的甲种分离膜，为相关领域发展添砖加瓦。

1971年，杨振宁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中国，成为中美冷战期间首位访华的科学家。
他小心翼翼地向挚友邓稼先提出一个埋在心底多年的问题：中国的原子弹是否有外国人参与研制？当时他听到一些传闻，说有美国科学家参与了这项绝密工程。
回美国的前夜，在上海大厦举行的临别宴会上，杨振宁收到了邓稼先的来信，信中明确告知，除了苏联专家在早期有过一些短期援助外，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
在信的结尾处，邓稼先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改成了“千里共同途”，杨振宁当时没有完全理解这句话的深意，他后来回想才明白，这是一个很深的意思。

那次访问是杨振宁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因为使得他对于新中国第一次有了一点认识，而这个认识对于以后50年的人生轨迹有了非常大的影响。
杨振宁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原子弹研制，但他对中国的科学贡献远远超过了一般人的认知。
回到美国后，他在多个重要场合讲述中国见闻，硬生生在铁幕上撬开了一道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缝隙，在杨振宁影响和带动下，1972年，任之恭、林家翘率领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访华。
杨振宁先生这样做，其实是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美国中央情报局多次找他麻烦，但他并没有因此停止对中国的正面宣传。
1977年2月，杨振宁等人发起成立了“全美华人促进美中邦交正常化委员会”，并以8000美元在当天《纽约时报》刊登《致卡特总统公开信》。
旁边特别加了8个中文字“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呼吁美国政府尽快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

1979年1月30日，杨振宁在全美华人欢迎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的宴会上致辞表示：因为我们同时扎根于中美两大民族的文化，我们对增进两国的友好和了解，肩负着特别的责任。
杨振宁还一直致力于促进中国与美国及世界各国间的学术交流，他带回来的，是让中国科学能自主造血的“根”。
2015年，杨振宁决定放弃美国国籍，恢复中国国籍，他说：“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在百岁华诞庆贺会上，杨振宁终于回应了邓稼先半世纪前的“共同途”期许：“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说，我这以后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
两位科学巨匠以不同方式书写的报国故事，在此刻终于圆满交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