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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芒种时节:全民让道为夏收
农业的成效关键在“收、种”,一年有两次大忙——夏收夏种与秋收秋种,尤以夏收夏种最为紧要。它恰处二十四节气中第九个节气“芒种”前后,“芒”是指有芒作物(麦子)成熟待割,“种”是谷黍类作物需赶早播种,这提醒人们必须抢抓时机:该收的尽快收,腾出茬口播种新粮,唯有及时种下希望,才能换来秋季丰收。
每年芒种过后,夏日骄阳似火,炙烤着大地,广袤田野里金灿灿的麦子随风起伏,像一片涌动的金色海洋,承载着待收的喜悦与农民的期盼。
可在六、七十年代,农业机械化尚未普及,收割、脱粒、栽种全靠人工,效率低下、进度缓慢。更让人揪心的是,这季节多风多雨,自然灾害风险高,而麦子成熟后容不得半点拖延——老话说“人老一时,麦熟一晌”,若不及时收割归仓,西南风会吹脆麦颈、摇落麦穗,让到手的粮食糟蹋在田间。
那时,政府的核心工作就是“一手遮天抢收种”,所有工作都要为农业让路:全县一盘棋支援农村,机关三分之二人员下基层,中小学放假,工厂则一半人留守保生产、一半人下乡助农,任务不紧的工厂甚至直接停工,全员投入收种。
我们工厂是三班制生产的纺织企业,彼时纺织业是国家支柱产业与出口创汇重点行业。作为全县规模最大、纳税最多的企业,也是县委中心工作的“先导队”,每年支援夏收夏种都首当其冲,不仅出人、出运输车辆,还得援助涉农物资。而我们去的公社、大队,全是县里统一指定的——多是地块多、劳力缺、收种困难的村庄。
二、窦山割麦:军民作风与乡村故事
1972年5月的一天,我和另外19人组成小分队,在李银芝股长带领下,前往官山公社张山大队窦山生产队帮割麦。我们自带镰刀、磨刀石、炊具和行李,住进了窦山小学的教室。队长和老乡们特别热情,送来麦草、芦席、水缸、水桶,帮我们摊好地铺、挑满水缸,还垒起了灶台。
晚饭后,村长、队长陪我们坐在学校操场聊天,享受仲夏的宁静夜晚。那时微风轻拂,星辉闪烁,月影斑驳,乡村静得能听见屋后杨柳树的沙沙声,闻到麦地里飘来的麦香,还有墙角蛐蛐断断续续的鸣唱——劳累一天的老乡们早已入睡,只有我们这群“外援”还在闲话家常。
队长介绍说:“窦山生产队有近600口人,可耕面积1600亩,人均约3亩地,全是淤泥地——晴天硬得磕脚,下雨粘得掉鞋。加上老人小孩占一半,劳力实在缺,一到农忙我就愁得吃不下、睡不着。多亏党和毛主席,多亏县政府派你们来,我今晚总算能睡个安稳觉了!”
我们这支小分队全是男同志,大多是刚进厂的退伍军人,个个是壮劳力。队长走后,大家立刻拿起磨刀石磨镰刀——“磨刀不误砍柴工”,刀磨快了,割麦才省力,麦茬也整齐。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带着清香的晨风中,布谷鸟“快割——快割——”的叫声此起彼伏。这叫声既是起床号,也是集合令,更在提醒我们:割麦得趁早晚,中午太阳毒,不光人受罪,麦穗还容易掉粒。
大家以军人的速度行动,快速吃完饭就到了田头。我们一字排开,每人负责2米宽的地块,弯腰45度,呼哧呼哧地往前割——只听镰刀“唰唰”响,不见人直腰,不一会儿,身后的麦捆就像训练场的士兵一样排得整整齐齐。队长在一旁看着,咧嘴夸赞:“累了就直直腰,坐下歇歇!”可大家只是理理草帽、擦擦汗,闷头继续干。
我体力稍弱,渐渐被落在后面。队长过来问:“你们这帮人咋这么有劲?” 我笑着说:“我们都是农村长大的,这活熟!”其实他不知道,小分队里大多是退伍兵——退伍不褪色,军人的硬作风全在这割麦的劲头里了。
即便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脸朝黄土背朝天在烈日下晒一天,也累得够呛:腰酸腿硬、头昏脑胀,脸晒得通红,胳膊晒得发紫,手心还磨起了水泡。
晚饭后,大家早早歇了,只有我和做饭的周师傅陪队长聊天。队长安慰我们:“割麦这活就这样,‘三天胳膊两天腿’,第一天肯定累,明天再熬一天,后天就适应了。这两天可得歇好、多喝水。” 周师傅点头附和,我趁机转开话题:“队长,你们这窦山不算高,有啥故事不?”
队长打开了话匣子:“这窦山最高处才54.9米,现在看着也就20多米,占地300亩,周长1800米,形状像两只趴在地上的乌龟。东南边原有周家庙,1943年毁于战争;西南边有邱家祠堂,1950年改成了小学——就是你们现在住的地方。小山的石料好,能烧石灰,之前开采时还挖出过一座将军墓;旁边的大山石料差,没啥用。村东的张山、西北的荆山能采成型料石,正西的赵山又高又大,石料最好,县里正打算在那建水泥厂呢!”
三、南湖竞赛:人工割麦的效率与时代印记
第三天早上,大家依旧早起磨刀,饭后扛着茶桶、拿着镰刀,去了离住处近2里路的南湖。那片麦地足足有50多亩,带队领导把我们分成两组,从南北两头面对面开镰,往中间“撵”——等两组碰面才知道,领导是想让我们竞赛,回头一看,哪组割得多一目了然。
第二趟割麦时,两组人都暗下决心,凭着比赛的劲头往前赶,最后居然打了个平局。就在这你追我赶的气氛里,我们用三天时间把50多亩麦子全割完了。
如今再想这事,满是时代的感慨:现在农村都用收割机了,再也不用机关干部、工人下乡支援。我细算过一笔账:按现在的标准,20人割50亩麦用了3天,若每人每天工资200元,得花12000元;可收割机半天就能割完,每亩收割费50元,总共才2500元,不仅省了9500元,还提前了两天半农时。
难怪毛主席早在五十年代就提出要发展农业机械化,还计划1980年全面实现——伟人的眼光多超前啊!这也让我更明白,发展农业机械化有多重要。
四、付楼记忆:女工上阵与风雨考验
最让我难忘的,是1971年午收时,领导安排我带织布车间运转甲班工人,去梁集公社付楼大队割麦的事。
我们甲班有70多人,为了不影响车间生产,只能“两人活一人干”,抽出一半人上前线。
6月10日,天气晴好,晨曦像细腻的画笔,在蔚蓝的天幕上勾勒出一天的希望。我们32人的割麦队,手拿镰刀、身背草帽,从工厂徒步出发——经县武装部门前出城,一路向北走在渠堰下的沙路上。
晨风吹拂,空气清新,沟边大树上的小鸟不停歌唱,路旁植物上的蝴蝶飞舞相伴,沟边草丛里的青蛙偶尔“咚”一声跳进水里,像是在给我们让路。可因为久旱无雨,脚下的沙土随着脚步飞扬,很快就弄脏了我们的鞋袜和裤管。
早上七点半,我们赶到十多里外的付楼大队,大队书记付荣宝早已在地头等候。大家席地而坐后,付书记先介绍大队情况,再手把手教割麦技巧——他大概看出我们中间大多是小姑娘,怕我们不会割伤了手,讲解得格外细致。
他边示范边说:“弯腰要成45度,身子放轻松,右腿弓、左腿往后撤;左手抓麦秆要抓牢,不能虚;右手握镰刀把的中后段,下刀时先让刀片立着斜插麦秆,再放到底,平稳向右后方拽——这样又省力又安全。”他还特意教我们打“绕子”(捆麦的草绳):“劲太大容易断,劲太小一拎就散,得掌握好力度。”最后他反复叮嘱:“割多割少、割快割慢都没事,关键别伤着手、碰破腿!”
我把32人分成两组:一组从地头开始,一组从地中间开始,相向而割。5位男工分别在两组里负责“把边”(守住地块边界)和协调。这些女工都是睢城镇和徐州市的初中毕业生,进厂还不到一年,不少人更是第一次拿镰刀。好在她们上进心强,半小时后就基本能独立操作,渐渐跟上了紧张的劳动节奏。
太阳越升越高,大家脸上晒得通红,额头上的汗水不住往下流,衣衫裤袜全被汗水浸透,腰也酸得直不起来——每弯一次腰、再直起来,都要费好大劲。我见状便让大家停下来:歇会儿手、喝口水,再一起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鼓鼓劲再继续干。
中午吃着队里送来的饭菜,大家都觉得格外香,个个狼吞虎咽,一会儿就吃饱了。稍作休息,又拿起镰刀往前赶。直到太阳西斜,金色的余晖洒在麦茬地里,一排排整齐的麦捆像在点头微笑,仿佛在说:“大家辛苦啦,我们要整装待发啦!”
为了不浪费一粒粮食,我又安排32人排成一行,从地头开始“复收”——把收割时遗漏的麦穗全捡回来。付书记看到这场景,赞不绝口:“你们真是党培养的好青年,是我们农民的好兄妹!”
收工后,我扛着队旗,带着大家往回赶。可刚走了一半路,天气突然变了:乌云翻涌,瞬间遮住了天,紧接着暴风雨就像瓢泼一样浇下来。我们正处在旷野里,连个避雨的地方都没有。我只能振作精神,拼尽全力喊:“兄弟们、姐妹们,坚持住!坚持就是胜利!这样的暴风雨很快就会过去!” 在我的鼓动下,大家一起高唱《下定决心》的语录歌,相互鼓劲往前走。
走着走着,前面的路被冲断了——近10米宽的地方积了齐膝深的水,大家只能蹚水过去;走了没多远,又遇到成排的柳树被风吹倒在路中间,我们只好绕到渠沟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直到快到城郊时,风才停、雨才住,天也放晴了。
回到工厂宿舍时,天已经黑了。我赶紧联系食堂师傅:热好饭菜、烧一锅生姜红糖茶,挨个送到每个人手里——让大家吃口热饭、喝杯驱寒茶。送茶时,我发现小马和小田有点发烧,又急忙去厂医院请医生来,给她们开了退烧药。
这次经历真是惊心动魄,当时我紧张得头皮发麻、心怦怦直跳,好在最后没出什么事。事后我总忍不住想:我们只是遭了半小时的罪,可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顶着枪炮、横渡江河,忍饥挨饿、冒着严寒——那得有多苦啊!现在的幸福生活真是来之不易,我们得永远珍惜,好好工作,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把红色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写于2025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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