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好莱坞叙事的反叛，拉斯冯提尔的电影公式

Lars von Trier是二十世纪最受欢迎的欧洲导演之一，他的极端题材选择是他广泛受欢迎的原因之一。|Lars von Trier的早期作品不断尝试不同的电影技巧，不断挑战电影叙事的传统。

拉斯·冯·提尔

他的早期作品受到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响很大，而“欧洲三部曲“完全展示了他对形式的探索。《欧洲特快车》是”欧洲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代表了Lars von Thiel在视觉实验方面的巅峰成就。

《欧洲特快车》电影海报

故事设定在二战后的德国。莱奥波尔德·凯斯勒是一名德裔美国人，他带着模糊的任务抵达德国，希望向德国“表示一点善意”。他被铁路公司提供了一份卧铺列车售票员的工作。他有机会在欧洲各地旅行，并倾听各种不同的声音，从而揭示和暴露了和平口号和人道主义的虚伪。在爱上卡塔琳娜·哈特曼之后，他被迫卷入战后政治的复杂中，被盟军和纳粹双方操纵和背叛。由于无法选择两边，他成为了唯一的牺牲品。本文将讨论Lars von Trier如何在形式和人物塑造方面挑战好莱坞叙事。

作者：章久

排版：高佳旭

责编：刘小黛

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

《欧洲特快车》剧照

在“欧洲三部曲中“，“催眠”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叙事手段。在《欧洲特快车》中，欧洲和电影被等同起来，一位叙述者-催眠师命令“你”进入电影，进入欧洲。Trier善于在他的电影中使用声音参与叙事。使用旁白解说员（马克斯·冯·西多），他的第二人称的表达方式将观众与主人公混为一谈。催眠师的声音总是在剧情发展的关键时刻响起，从全知的角度叙述电影的情节方向。

《欧洲特快车》电影开头

电影以从行驶中的火车底部拍摄的轨道图像和马克斯·冯·西多的催眠般的旁白开场，其中催眠师坚持说：“当你听到我的声音时，你会越来越深入地进入欧洲“，观众自然而然地与主人公产生了共鸣，在第三者的指导下，但观众始终可以感知到无法控制的命运，最终导致主人公莱奥 - 电影中的观众情感投射, 正如电影中来自未知来源的声音所说, 当数到十时将会死去“你想要醒来，从而解脱出欧洲特快车的影像。但这是不可能的。”

声音旁白不仅仅是将我们带入电影，而且在自我反思方面非常奇怪，特别是在电影黑色电影的背景下，在这种情况下，它会暗示一个第一人称的忏悔。因此，它阻止了完全的缝合，而主人公的二维性则完成了疏离效果。（琳达·巴德利，2011年，第37页）催眠师的声音一共出现了五次，在剧情发展的关键时刻总是响起，从全知的角度叙述电影的情节方向，打断了观众的顺畅观影，同时给予了观众被“操纵”的幻觉。

好莱坞通常认为，如果特效能够被察觉到，观众就会从故事中抽身而退，拉斯·冯·提尔通过解构传统好莱坞电影的特效技术和特效，刻意放大了图像问题，从而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的解离效果，导演使用传统的电影技术（尤其是技术）形成了荒谬感，让观众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模糊了现实与梦境之间的界限，并达到了“催眠”的目的。

《欧洲特快车》彩色和黑白

鸟群代表了好莱坞对特效技术的主流态度，希区柯克对技术的看法属于好莱坞的主流创作立场-技术应该隐藏在故事之下，不被观众察觉。鸟群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它们创造了一个充满混乱和噪音的现实。导演巧妙地利用技术在前景和背景场景中不断变换颜色，显示了他们第一次相遇时的模糊性。当莱奥波尔德第一次遇见德国纳粹地下抵抗组织“狼人”时，他陷入了对狼人的思考中，背景从车厢变成了字母“WERWOLF”，屏幕复合显示了莱奥波尔德对狼人组织的深刻关注和怀疑。这个"狼人"就好像在试图吞噬他一样。这个人物成了一个平面的、二维的图像，被周围的意象所包围，突出了那个时代的个人被大叙事所包裹的特点。这些技巧还试图模糊图像和框架之间的区别。

《欧洲特快车》剧照

电影中市长的暗杀，一个看似被包含在两个维度中的图像突然冲破了另一个之前看不见的层，威胁到了观众。手持手枪的男孩面对着观众，市长看不见，另一个男孩正在市长妻子的怀里吃巧克力，莱奥为市长和他的妻子准备香槟，士兵们正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男孩无意间掉落的一颗子弹在底部画面中显得异常大。故事在紧张的音乐声中开始，画面显示火车飞驰而过。当男孩开枪时，市长的脸突然填满了屏幕，巨大的红色溅在窗户上（分别以彩色和叠加方式拍摄）。另一个男孩眼泪汪汪地射击，接着是莱奥绝望的脸（彩色）。

像这段视频中不断变化的颜色一样，大小和角度并不符合自然规律或现实主义，而是增加了戏剧性的强度和叙事意义。摄影机的倾斜和大小的不平衡更像是德国表现主义。颜色引发情感，同时又高调宣称它正在这样做，产生了一种疏离效果。拉斯·冯·提尔在这一序列中的剪辑也遵循了希区柯克的方法，只邀请悬念-使用与事件无关的图像来调动观众的紧张和好奇心，就像在《群鸟》中不知道鸟什么时候出现一样，或者在《欧洲特快车》中枪声什么时候响起。

在《欧洲特快车》中，拉斯·冯·提尔选择的设置和立场与经典好莱坞电影不同，后者旨在嘲讽主流美国价值观的人道主义，揭示了人道主义的狭隘性。大多数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好莱坞电影的背景都是在二战期间而不是之后。而电影的主题通常是关于个人英雄主义，以及展示战争的悲剧。例如《拯救大兵瑞恩》（1998），这是一部完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电影，缺乏政治、道德和历史的视角。观众可以感受到当时的恐怖，但这并没有给我们更多关于这场战争或任何其他冲突的洞察。

《拯救大兵瑞恩》电影海报

在好莱坞中，德国人经常被描绘成残暴和可恨的。但拉斯·冯·提尔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他将个人与大叙事分开，虽然德国是战争的发起者，但德国人也是生活的、呼吸的人，他们和其他人一样迷惑和哭泣。《欧洲特快车》不是通常的关于二战的当代战争电影，它没有全力将责任归咎于德国人。为了抵抗美国对德国的控制和操纵而被绞死的德国“狼人”并不是典型的二战电影会涉及的内容。

卡塔琳娜再次展示了这一点，当她揭示那些不做选择的人是唯一的罪人。电影中，对于欧洲的关注，尤其是对于莱奥来说，这是满足他的英雄主义，而对于哈里斯上校来说，这是通过控制他人获得的经济利益和快乐的满足自己的利益。这些人都体现了美国人对欧洲历史的漠视。（巴德利，2011年），并希望从欧洲的关注中满足自己的利益，对于莱奥来说是满足他的英雄主义，而对于哈里斯上校来说是通过控制他人获得的财富和快乐。

拉斯·冯·提尔拒绝了经典好莱坞的公式，即有缺陷的英雄和帮助他找到真相的女人。在这个故事中，女性是唯一说话和行动的人，而男性则无法正确判断现实，当他们了解到真相时，他们只是发脾气而不反思，男性成为这个故事中唯一的受害者。

在大多数好莱坞电影中，男性被塑造成积极的行动者；女性被展示出来供人观看，例如在希区柯克的电影中。在罗斯对《群鸟》的解释中，鸟释放了一种“侵略性”，围绕着女人，最终无法被电影控制。这种系统的不稳定性使米奇能够“成功”地解决他的俄狄浦斯使命，但以梅兰妮的理智和理性为代价。（潘利，1988）

《群鸟》电影海报

齐泽克认为，鸟类的疯狂袭击是母亲超我的爆发和母亲身份防御的一种爆发。正如梅兰妮来到岛上，一个外来物体闯入了男主人公和他母亲之间的俄狄浦斯关系，而鸟类的攻击，母性的防御，首次出现。（《电影变态指南》，2006年）特里尔也通过相对传统的叙事颠覆了好莱坞的类型：女性在爱情和意识形态之间做出选择，颠覆了传统的好莱坞间谍片（斯道夫，2006）。无论从哪种观点来看，都是从男性的角度来看， 在《群鸟》中，女性是和平生活的有罪者。

拉斯·冯·提尔让一个陌生的男性闯入一个陌生的土地。莱奥波尔德和凯瑟琳是一对夫妇：一个看不到邪恶或理性化所见的人，一个看到邪恶并认同邪恶的人。莱奥波尔德认为他拒绝站队是客观性或公正性的问题。但电影将他描绘成了天真、故意盲目，甚至是一个“罪犯”。（迪恩斯塔，2015）凯瑟琳在和他最后一次谈话中将这个判断告诉了莱奥波尔德，在她的狼人身份被揭示后。她对他说：“在我看来，你是唯一的罪犯”。在凯瑟琳的判断中，不站队本身就是一种罪过。拉斯·冯·提尔利用女性形象来突显个人与权力和统治意识形态的关系。

好莱坞的常规创作方式是在角色中设置一个缺陷，让角色在随后的情节中克服这个缺陷。尼古拉斯·阿赞说：“你希望每个角色都能学到一些东西。好莱坞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幻觉之上的：人类有能力改变。”（博德韦尔，2006年）在《欧洲特快车》中，莱奥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他在理想破灭后的最终决定只是出于愤怒而不是觉醒。

值得一提的是，与好莱坞玩耍和引用好莱坞几乎成了《欧洲特快车》这个孩子的双重身份，与传统意义上的对抗性。《欧洲特快车》几乎模仿了经典好莱坞风格。电影坚持了它作为德国表现主义电影构造的地位，灯光从未自然过，但当指向凯瑟琳时，它总是模仿旧好莱坞的照明方法，使用柔和的平坦光线，以使她的面部轮廓更加柔和和朦胧。

鸟类的早期图像效果是鸟类不断飞向人们并在空中停顿的短片，而在鸟类攻击镜头中，鸟类通常是通过编辑动作序列来构建的。而在《欧洲特快车》中，颜色和纹理的多样性可以增强观众的焦虑，而不是减轻焦虑。

拉斯·冯·提尔的《欧洲特快车》和《群鸟》一样，都是由斯坦利·库布里克、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齐德克和本·哈伯曼影响的现实主义。影片中使用的技术和故事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以在不破坏电影观看体验的前提下突出主题，强调角色的复杂性，并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拉斯·冯·提尔通过这种方式，将自己的电影与好莱坞传统区分开来，表达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视角和审美偏好。

拉斯·冯·提尔

总的来说，从影片的整体来看，导演通过解构传统电影手法所达到的间离效果，模糊了观影过程中现实与梦境的边界，催眠所需的元素由此而生。观众被命令回到创伤之地--欧洲，一个具有高度个性和归属感的地方。从影片的内在主题表达和人物塑造来看，拉斯-冯-特里尔的观点颠覆了好莱坞的主流价值观。

世人对拉斯-冯-特里尔的评价总是褒贬不一。纵观他的所有导演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他唯一坚持的就是对主流的反叛。电影需要这样犀利而充满生命力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