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也分“高低贵贱”？工业革命竟把时间变成了剥削工具！

《时间在说谎：一部时间创造史》

【加】司各特·阿兰·约翰斯顿 著

关于计时方式的有影响力的专著，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E. P.汤普森（E. P. Thompson）1967 年发表的《时间，工作纪律以及工业资本主义》（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本书中没有过多参考汤普森的研究成果，因为他的专著主要聚焦于18 世纪，而不是本书关注的19世纪。不过，他所提出的问题是本书中讨论的众多问题的根基，即便是间接的，所以有必要深入了解一下他的观点，并为本书做一个恰当的结尾。

汤普森的文章探讨的是早期工业革命时期人们时间观念的转变。在汤普森看来，“时间观念”的改变，是测量时间的技术进步和新型工业化经济推行的直接结果。他描绘出计时方式改变前后截然不同的状态。

人类大部分历史上，是根据自然现象来确定时间的，渔民和水手依着潮水涨落来规划一天的事务；农民根据季节变化来进行农业生产。在自然的时间节律下，工作是以任务为指向的，一天的时间是围绕着今天需要做什么事情来安排。工作和休闲并没有彼此割裂。如汤普森所说，在使用依靠自然确定的时间时，“社交往来和工作混在一起——每天的工作时间根据要做的事情不同而或延长、或缩短”。

在18世纪的早期工业化的背景下，依靠自然的计时方法让位给了规范严格的钟表计时。汤普森说道，社会上弥漫着钟表时间更高贵的风气。“对于适应了用钟表来确定工作时间的人来说，（靠自然计时、以任务为指向）这种对待工作的态度显得浪费时间且缺乏紧迫感”。

随着精准的计时工具的出现，雇主得以购买雇员的时间：雇员不再以他们完成了什么任务被支付报酬，而是以他们工作了多少小时被付酬——而雇主不希望他们购买的这些个小时被浪费。时间成了金钱。钟表时间甫一出现，就不仅仅只有雇主采用、强化它的存在，社会机构也向人们灌输它的意义，包括传授守时和勤奋观念的学校，汤普森称其为“时间上的节俭”。汤普森深刻地做出了总结：计量时间本身成为剥削劳动力的工具。

汤普森展示了计时方式对人类行为影响的有力证据。他的观点大体上是具备说服力的：英国的工业化社会改变了工人的“时间观念”，以便把工人束缚在每天如此的、规定的工作时间里。随着需要技术的工作被低薪、无需技术的岗位替代，钟表迫使工人以“非自然”的模式工作，这种模式更容易压榨他们。

汤普森的观点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它确实值得如此，但其中也存在着问题。第一，他的自然计时和钟表计时的分界过于生硬。他的著作中将自然计时法描绘成一个金光闪闪的理想世界，激发起人们对简朴生活的怀念之情，彼时时间既不需要，也不能被“恰当地”获知。

然而，靠自然现象来确定时间，也仍然是一种计时方法。使用钟表时间所需要的时间观念上的转变，可能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大。正如保罗·格兰尼（Paul Glennie）和奈杰尔·丝里弗特（Nigel Thrift）评价的那样，“没有钟表既不代表着‘缺乏信息’，也不代表着‘缺乏能力’来得知时间”。钟表时间在工业革命之前就有重要地位并且被使用了。第二，汤普森的观点完全是技术和经济决定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合理的。没有准确的钟表，不可能设立有时间规划的工作日，同样，如果没有发展出工业经济，它也不会存在。但是，并不是技术的进步才创造了对计时的需求。事实恰恰相反：对精确计时的需求才引发了计时方面的技术发展。由此看来，汤普森把事情的原因和结果颠倒了。

不过，我们很难否认汤普森对于18世纪工业化促使了工人阶级使用钟表时间的研究发现。问题的重点是，工人阶级从何种程度上通过抽象思维来获知时间？历史学家瓦内萨·奥格尔近期研究发现，工人阶级并没有理解时间。她研究了18世纪到20世纪的时间观念的转变，认为在20世纪早期，仍然有很多人离不开靠自然判断时间，且“使用抽象的时间时极其不自然”。

在英国引进夏令时（日光节约时间）的研究中，奥格尔发现，很多人对时间要通过法律制定而非通过太阳确定感到迷惑不解。他们不会且不愿意用抽象方法确认时间，也就是说，他们的现代时间观念或许没有汤普森所想的那样发展完备。

我的观点是，在汤普森和奥格尔的观点之间存在一个连接二者的桥梁。18世纪工业革命或曾引发了时间观念的改变，就像汤普森认为的那样，在这场时间观念转变中，工人的工作方式从任务主导变为遵循钟表时间的计划主导。据我的观察，根据本书所讨论的事例，19世纪晚期的工人阶级经历的是同样让人迷惑的变化时期。这时，工人已经适应了钟表时间。但是当他们得知平时惯用的地方时间现在成了错误时间时，他们的认知又一次被颠覆了。

现在，有一个更真实的时间——一个完美、通用、精准且标准的时间——来校正所有的钟表。但是工人不能得到这个时间，至少是无法轻易获得。格林尼治时间对大部分人来说是昂贵且无法获得的。

如果说汤普森所描述的18世纪的新时间观念是一种剥削工具，那么19世纪晚期的标准时间则是造成社会不公平的新原因。想象一下，你的比如确定时间这样简单的能力被剥夺了。人们不得不依靠专家才能做到以前他们自己就能做到的事，要么就拒绝一切先进的计时方式——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奥格尔所见到的20世纪困惑不解的人们抱怨政府官方——计时领域专家——又把每天的小时搞乱了的记载，一点也不足为奇。日出日落至少是稳定可靠的，而且是免费的。暂且不说靠自然计时，用地方时间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不过，火车不能按照日出日落来运行。专业的计时是必要的。本书的目的并不是批判专家和现代世界的专业技术——当下，此类反智主义的风气有抬头之势。本书的目的是阐明专业知识一直以来与社会、经济特权紧密相连的方式，并着重突出公平获得信息的价值。

在本书的序言中，我表明了两个观点：首先，人们对时间的认知受到个人主观意愿和专业身份的影响，其次，它被关于时间本质的争论所塑造。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天文学家认为精确时间只是专家所用的工具，不是为大众所使用。但是天文学家的设想与弗莱明的通用民用时间的理想混杂在一起，被广泛推广开来，尽管并没有在全球范围流行。

结果就是形成一种混合思想，将天文学家的技术精确性与标准时间的通用性结合在一起。天文学家专业身份和作为专家所拥有的外交地位，让这种新型的混合思想具有合法性，并且在理论上淘汰了其他各种获得时间的方法，虽然实际上并未如此。

这一情况催生了对获得精确标准时间的需求，企业主和资本家诸如圣约翰·温内和玛利亚·贝尔维尔站上舞台，标出一定的价格来满足人们的此种需求，也就导致了在获得新的时间上的不公平现象。很多人对此并不在意，继续使用他们已经习惯的时间。

但是，不能平等地获得时间，引发了对格林尼治时间性质的争论——它是应该作为一种商品，还是作为专业领域工具，抑或是作为大众福祉？弗莱明力推格林尼治时间应作为大众福祉，尽管并不是出于善心——他和温内一样，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资本家。免费的精确时间对他所在的产业（铁路）有利，所以他才支持把标准时间推广到社会应用的所有方面，试图通过公立学校课程来培育年青一代使用标准时间。时间是公共福祉这一观念逐渐胜出，但这是在无线电技术足以让它以便宜的成本发送到各地，削弱了温内等贩卖时间的商人的利润之后的事情。廉价的时间分发逐渐帮助了其他产业向更高处发展——无线电通信、航空业，以及电视行业。

标准时间的故事中蕴含着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经验教训，对当今全球化的世界有着诸多启示。这本书具体关注点是时间理念的建立，也讲述了任何形式的理念的产生，以及确定其合法性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个人动因和专业概念影响了一种理念的形成，同样，关于理念自身的讨论也对它的形成造成了影响，即它是公共福祉，还是商业产品，或是专业领域的工具。对这一问题如何作答，也会有巨大意义。

本书展示了这一历史范式和其演进过程，这个案例也给理解其他事件提供了借鉴思路。例如，互联网的发展就可以用相似的思路来解读。在互联网发展之初，它只供专家使用，具有极高的使用门槛，只售卖给资金富裕的机构。当它价格更低廉时——现在全世界超过60%的人能够接入互联网，新产业和新技术得以在互联网的基础上建立、发展。

互联网同样不是一个单一发明人创造出来的，而是不同文化语境内多种思想交织互动形成的。互联网并非最完美的类比对象，但它与标准时间之间有深刻相似性。

最后要说的是，标准时间的故事让我们了解了一种知识、理念是如何建立的，同时也告诉我们知识和理念如何被获得和共享，以及当获取这种知识的机会不平等时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信息能被共享，是变革的强大推动力。标准时间的故事就是给我们的及时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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