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检文苑 | 谷秀秀：三起“盗母棺椁案”，断决为何完全不同？

古案钩沉

三起“盗母棺椁案”

断决为何完全不同？

宋代的狱讼案例汇编《折狱龟鉴》里记载了三则“盗母棺椁案”，这三起案件案情基本相同——都是子女为父母合葬而盗走改嫁后的母亲棺柩，然而断决却大相径庭，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缘由呢？

先从北宋年间的一起案例说起：一男子父亲去世，母亲不久后改嫁他人。几年后，他听人说母亲也去世了，并已下葬。为了能让自己的父母合葬，他竟偷偷跑到母亲墓地，将其母棺柩盗掘出来，带回去合葬于其父墓穴中。盗墓一事很快被人发觉，告到了官府。

宋朝严惩盗墓行为，《宋刑统》卷十九《贼盗律》有关于“发冢”的详细规定：“诸发冢者，加役流；发彻即坐，招魂而葬，亦是。已开棺椁者，绞；发而未彻者，徒三年。其冢先穿及未殡，而盗尸柩者，徒二年半；盗衣服者，减一等；器物、砖、版者，以凡盗论。”

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这个案子属于“已开棺椁者”的情形，当处绞刑。但当案件呈送到大理寺复议时，时任大理寺详断官的苏采有了不同的意见。他指出：“子盗母柩，纳于父墓，岂与发冢取财者比？”他认为，这名男子的犯罪动机是出于父母合葬的孝心，不能与一般的盗墓行为相提并论。于是他奏请皇帝，请求减免了这名男子的死罪。

十多年以后，河中府发生了一起与苏采所断盗棺案类似的案件：有人为了让父亲与改嫁后的母亲合葬，盗发坟冢取出了母亲的棺木。当时，少卿侯瑾正提点陕西刑狱，他便援引当年苏采所断案例，请求从轻处置案犯。

但最终这个案件却以“减死罪一等论处”（相当于流放），在处罚上明显重于苏采所断案例。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案犯所挖坟墓中，还有其母后夫的尸体。盗掘棺木让尸身见诸光天化日之下，这样的行为，是传统宗法社会不容许的。坟墓是凝聚宗族文化情感的标志，“守先人坟墓，于吾之分足矣”是世代孝子贤孙的职责。该男子只顾自己的孝道，却破坏了别人的坟墓，不仅触犯了法律，同时也违背了社会伦理，是当时社会所不能容忍的。

第三个案例发生在宋仁宗时期。陕州有一人母亲改嫁后去世，其父亲死后下葬时，儿子遗憾父母不能合葬，十分痛心，于是就盗窃母亲遗体，与父亲埋葬于一个墓穴中。

不过，这个案子与前两个案子存在细微的差异：“盖后夫尚在，而母死未葬，独盗其丧以归，非发冢取棺，则法亦轻也。”原来，当时其母的后夫仍在世，而且其母死后还没有下葬，儿子只是盗取他母亲的遗体以归葬，并非发掘墓冢盗取棺木，情节是比较轻微的。

根据这一事实，应当按照“其冢先穿及未殡，而盗尸柩者，徒二年半”的法律条款，判处他二年半徒刑。但当时代理知府公事的陕州通判张唐卿同时考虑到尽孝的人伦情感，“遂释之以闻”，就把他无罪释放了。张唐卿将此案处理结果奏报朝廷，也得到了朝廷的肯定。

说案

SHUO AN

同样都是 “盗母棺椁案”，宋朝的三位司法官在断案时有不同的考量，因此作出了不同的判罚，这正是“原情定罪”的体现。

所谓“原情定罪”，古人有过一段阐释，即“法一定而不易，情万变而不同，设法防奸，原情定罪，必欲当其实而已。”

这里的“情”，既包含案件事实、情节，也包含动机、主观心态、人伦情感。“原情定罪”就是通过考察、探究具体案情，综合考量主观动机、人伦关系等来确定是否有罪、罪过大小以及具体刑罚。

01

从人伦情感上来说

三起“盗母棺椁案”中最大的情理是“孝”。认识到这一主观情感和动机，就不能机械地适用冰冷的法律条文，“论法虽无可恕，衡情究有可原”，不论是苏采、侯瑾还是张唐卿，都没有死守法条，而是灵活运用法条以外的情理因素。

02

从案情上来说

“原情定罪”的目的是“罪当其实”。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个案子中，并非简单援引套用了苏采的判例，而是注意到了案情的变化，作出“减死罪一等”的处理。

宋朝三位司法官“原情定罪”的做法依然启示着今天的司法者：

一是断案须推究实情，关注不同案件之间的差异，回归个案的具体情节，以此为基础准确适用法律；

二是在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不造成司法擅断的前提下，积极考量犯罪动机、犯罪手段、危害后果、被害人过错、行为人犯罪后的表现等酌定情节，将情、理、法融合在每个案件的处理决定中，及时回应社会公众关于“天理”与“人情”的呼声，体现社会普遍正义。

作者简介

谷秀秀，南京高淳人，南京师范大学诉讼法学硕士，2016年从事检察工作，现为广陵区检察院普通与重大刑事犯罪检察部副主任、四级检察官助理。

来源 / 清风苑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