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驶出缅甸仰光市区,沿着坑洼的公路行驶约一小时,就到了仅有 700 人的坎贝村。这个被农田环绕的村落,如今藏着一个令人脊背发凉的秘密 —— 村里已有 10 人卖掉了自己的肝或肾,还有 3 人在等待买家,而周边村庄更有超过半数村民涉足过器官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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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找到我的是个陌生女人,说能带我赚‘快钱’。” 村里一名曾卖过肾脏的男子在采访中回忆,对方没绕弯子,直接提出让他去印度卖肾,承诺的报酬足以缓解家里的经济困境。在贫困的重压下,他点了头。
很快,这个女人就安排好了一切。她带着男子与一位缅甸买主碰面,随后三人一同前往印度新德里。过关、就医的流程异常顺畅,后来男子才知道,那女人早伪造好了全套文件,把非亲属的器官交易包装成 “自愿捐赠”,轻松通过了医院审查。
这种造假手段在印度器官黑市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 中介会编造供体与受体的 “情感联系”,甚至伪造家谱、拍摄假合照来应付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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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德里的医院让男子印象深刻:这里的手术流程高度系统化,从术前检查到术后护理都有固定流程,医护人员对此似乎习以为常。住院期间,他见到了不少和自己一样来自缅甸的人,有的在等待手术,有的刚完成移植。“大家心照不宣,都知道来这儿是做什么的。”
术后一个半月,身体还没完全恢复的男子,与另外 7 名卖肾者搭乘同一班飞机返回缅甸。但这笔 “买卖” 并未让他彻底摆脱贫困 —— 在印度黑市,供体往往只能拿到最终成交价的十分之一,承诺的 1 万美元实际到手可能不足千元。
更荒诞的是,回到村里后,这名男子成了器官交易的掮客。在利益诱惑与生存压力下,他甚至把亲姐姐也介绍去卖了肾。“我知道这不好,但身边好多人都这么做。” 他的话道出了坎贝村的畸形生态:当卖器官成为 “生存捷径”,道德底线便在贫困中逐渐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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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个例。自 2021 年缅甸局势变动后,经济制裁与社会动荡让更多底层民众陷入绝境,器官贩卖随之愈发猖獗。在仰光附近,甚至有个村庄被当地人叫做 “Kyaut Ta Lone”,意为 “一个肾脏”,只因那里大量村民靠卖肾维生。
而印度之所以成为跨国器官交易的 “目的地”,早有历史根源。上世纪 90 年代,印度就因低价肾源被称为 “肾脏仓库”,尽管 1994 年出台《人体器官移植法》禁止商业交易,但执法不力与巨大需求让黑市屡禁不止。
像新德里的 Indraprastha Apollo 医院这样的知名机构,也曾多次卷入器官贩运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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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坎贝村的 10 个空荡的肾窝,连同周边村庄超半数村民的器官交易经历,共同拼凑出南亚器官黑市的冰山一角。
那些伪造的文件、系统化的手术、同机返程的卖肾者,以及从受害者变身掮客的村民,都在诉说着一个残酷现实:当生命被明码标价,贫困便成了最锋利的镰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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