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刊 | 人性黄昏还是新生？AI时代的生存之问

人工智能正改变着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格局，由此把人类文明推向智能化生存的全新维度。

人工智能正日趋独立于我们，其物性已经大变，而且已经广泛和深刻地影响到了人性，甚至哪一天可能将“人性”送入历史。

原文 ：《AI时代的人性与物性》

作者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何怀宏

图片 |网络

人：“处于中间状态的向上的共在”

人本来也是“物”，是从“物”那里分离出来的，甚至现在还属于广义的“物”，即具有“存在”等一些共同的属性。但人能够在百多万年前就开始从最接近于他的动物界独立出来，乃至区别于整个物的世界，对抗乃至支配我们生活世界中的其他物，那就是依赖于人自己的特性了。这一特殊的“人性”在原始人那里就已经慢慢显露，诸如在身体上的两足无毛、直立行走，但人禽之别或人兽之别主要在于人的智能和智慧的发展，即人是“智人”。这一特性到文明阶段才得到比较充分的显露和发展。我以为“人性”的主要因素包括六个方面：与动物有相通但也大大人化了的欲望与情感，以及人所特有的理性认知、意志、信仰和审美。

我这里想给人下一个最简单的定义：“人是一种处于中间状态的向上的共在”，亦即人是处在神灵性与动物性之间的一个中间状态，且是群居的，能够建立政治社会。处在中间状态的人同时还是不断向上的，这“向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向强，即通过人的智能不断取得对其他物的优势，包括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优势；二是向善，即通过人的智慧不断追求“善好”等良好的生活目标，有善恶和正义的观念，有精神生活的创造。但这两种能力有一个显著的区别是：向强的能力可以是不断积累和发展上升的，甚至是一种直线和加速的发展上升，而向善的能力则不一定，它可能出现甚至持续倒退。两者之间也可能出现严重的不平衡。向上带来人的进步，这种进步在一段时间里却可能是单向和直线的，而不是全面的和平衡的——因为单向和直线终究要归于不平衡和曲折。另外，人的进步也不是无限的，中间状态的人注定是有限的存在。

现成物—改造物—（人造）智能物

人类一万多年前进入了文明时代，五千多年前有一些区域文明先后发展起了政治文明，在距今两千五百到三千年间的“轴心时代”，几个主要的区域文明又不约而同地创建了各自的精神文明体系。那么，文明人，尤其是在“轴心时代”之后的文明人的特性有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呢？我以为直到高科技时代肇始，AI来临，“人性”并没有根本性的大变化，“物性”却开始有了根本性的大变化，虽然这大变化还是由人类引起。

我这里要说的“物性”是指非人类的“物性”。人本来也起源于物，人的身体迄今也始终都是在人那里存在的“物”。而且，假如我们只能用一个概念来概括所有的存在，那么，我们只能用“物”来概括。但是，我们如果要将“人性”与“物性”区别开来，这一区分的标准就只能是“智能和智慧”。所以，我们要谈的物和物的世界实际就是一个狭义的、与“人”相对而言的“物”的概念，即一个“非人的、物的世界”，非人类的“物性”。

地球上的物的世界（包括人的）可以有两个观察点：一个观察点是生命体与非生命体，另一个观察点是动体与不动体。不要说其他星球和虚空了，即便是在我们的“幸运之星”地球上，生命体其实比非生命体所占的广延要少得多，这些生命体主要是指动物和植物，还有各种微生物，而像山川、土地、大海这些非生命体占据了地球的绝大部分。

我们从人与物的关系和互动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过程：现成物—改造物—（人造）智能物。文明之前的采集狩猎时代，原始人是通过采集和猎取“现成物”来获得营养和能源的。此时，人们会稍稍有一些改造，比如用火来煮熟食物，保存食物。从使用火到制造火（主动生火），是原始人的一大发现。

在农业文明期间，人是通过“改造物”来获取营养、资源、动力以及政治和精神上的需要的。比如选择种子，学会等待，春种秋收获得粮食；养殖动物，选择可驯养动物的优良品种，获取蛋类和肉类；改造生活用具，比如用高温制造陶器，后来还有瓷器等。这一时期，金属冶炼技术的发明，不仅使人可以改造生产工具，用铁制造犁、耙等，而且通过使用模具人们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以及满足宗教和政治礼仪、艺术审美的需要，比如制造用于提高威望的青铜礼器、玉器，等等。金属的冶炼是农业文明的一个最大发明。

到工业文明时期，人类开始制造“人造机器”，蒸汽机、内燃机、轮船、火车和飞机等。这时的“人造物”已经与现成物面目全非，它是许多东西的融合，已看不出原料的样子。而到了高科技时代，人则从制造机械和动力的“人造物”转向制造大规模的本身具有信息和动能的“智能人造物”了，但它们还是听从人的指令。

AI：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新“物性”

然而，面临AI的迅速发展，我们应做好由“人工智能”向“独立智能”转变的准备，甚至现在就将“人工智能”的概念换成“智能物”“智能机器”。它们正日趋独立于我们（人），其物性已经大变，而且已经广泛和深刻地影响到了人性，甚至哪一天可能将“人性”送入历史。那么，我想先从经济的，尤其是动力的角度简单地叙述一下“物性”变化的历史。

农业文明开始人类劳动主要使用自己的体力，以及家养牲畜的体力，体力的来源主要是食物和营养；后来有了金属工具，其冶炼要使用木材、石炭（煤）等可燃物，另外，磨坊会使用水力、风车会使用风力等自然资源。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煤炭以及蒸汽机开始被大规模使用，其动能远远超过了体力资源。19世纪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出现了内燃机以及火车、大轮船、汽车和飞机等，除了使用煤、石油等资源，还使用了通过各种资源转化的电能，于是有了电灯、电话等日用产品。

真正的高科技，特别是以信息和数据为中心的革命出现在20世纪，尤其是下半叶以后，电脑、手机、网络和广泛普及的AI日用产品，直接且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对人性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果从行动的角度观察，我们今天的世界上可以说有四种行动和三种行动者。

第一种行动是依靠自身体力的行动，包括人类和动物。我们或可简称为“身动”或“体动”。第二种行动主要是依靠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资源，以及阳光、风力、水力等现成的自然资源给各种机器提供动力的行动。我们或可简称为“机动”或“驱动”。第三类行动则是越来越多地依靠数据、信息和智能的行动，就像智能机器人、AI等，我们或可简称为“智动”。而第四类行动则是人独有的、具有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能够运用理性和语言的行动，大量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活动，我们称之为“人动”。

相应的，今天的世界上也有了三种行动者；人、动物和智能机器。三种行动者的视角是在有目的的互动中展开的。虽然人和气候存在互动，人的活动引起气候变化，气候变化也会影响到人，但是这种互动是自然而然、客观发生的，不是彼此作为直接目的的。

人可以通过自己的体力和感受性来行动，或者说，虽保留着一种“物性”或“生物性”“动物性”，但具有高度发达的主动和和自我意识。前面所说的提供畜力的动物、使用各种能源的机器，它们都是“物”，要么是自然物，要么是人造物，都保留着完全的“物性”，即不能自主。但是，AI已经在一定的范围内和某种程度上可以自主了——它们主动搜集信息，进行判断，在记忆和计算等诸多能力上甚至已经超过人类，只是它们还没有完整的自我意识。

AI智能机器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新“物性”，不再是我们原来熟知的动物性，也不是我们天天打交道的土、气、水、火的物性，它们一方面比动物更像物，即它们不是一种具有新陈代谢功能的生命的碳基存在，而是一种在质地上类似沙粒的硅基存在，但它们同时又具有了一种非常强大的“知性”。它们不仅能大有效率地替代我们的体力工作，还能在某些方面成百上千倍地替代我们的脑力工作。

面对因AI带来的种种巨大便利同时也是高度不确定性的未来，人性需要大大改变吗？我们前面说到，人本来是一种处在中间状态的向上的存在，兼有向强和向善的意向，或者说兼有相称的控物能力和自控能力，维系着一种平衡。但这种平衡是否继续存在？如果不存在，人类是否需要有所改变，乃至包括改变我们的人性？我们可能需要减少物欲，增强情感，重建一些新的认知，调动我们的意志力，将我们的主要注意力转向精神文化的创造，包括道德意识和审美感的提升，乃至对超越存在的某种信念等，这些基本还在人性的范畴内。难道还可能有超出人性的改变？的确有学者设想AI将会开创自己完全独立的新文明，那时，人类的文明史就不过是AI文明的史前史了。但是，我想不仅人类文明的成果，尤其是精神文明成果弥足珍贵，而且人类还是有自己奋力一跃的可能性。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72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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