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案”审理人之一李资生，承认“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

1950年，吴石戴着眼罩从容赴死——左眼已在刑讯中永久失明。

李资生在破案始末中写道：

"严格地说，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

密使的台北岁月

1949年8月，福州通往台北的航线上，一位刚刚接到蒋介石急电的参谋次长正在思考自己的选择。

吴石清楚，这次赴台意味着什么。

出发前，吴石在福州与华东局领导人吴仲禧见了最后一面。对方给了代号"密使一号"。

吴石说：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

到台北后的第二个月，吴石再次前往香港，与华东局驻港负责人万景光会面。会面地点选在九龙半岛一处不起眼的茶楼。

万景光交给吴石一项任务：利用参谋次长的身份，获取台湾军事部署的核心情报。

吴石点头答应。

回到台北，吴石开始组建情报小组。

核心成员只有四人：吴石本人、高参陈宝仓、随从副官聂曦、交通员朱枫。

小组成员越少，暴露风险越低。吴石深谙情报工作的法则。

聂曦33岁，跟随吴石已有八年。凭借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上校科长的身份，聂曦可以接触到许多关键人物。

陈宝仓利用高参身份，将台湾中、南、北部各防守区的部队番号、兵力部署手写整理成表格。

这些情报的价值，吴石比谁都清楚。

1949年10月，第一批情报通过聂曦送往香港，一个信封，装着足以改变战局的机密。

万景光收到后，立即转送北京。

两个月后，万景光派朱枫来台担任交通员，负责第二批情报的传递。

李资生后来在破案报告中写道："吴石是一个忠诚的情报员，懂得情报的要次，特别注重数字、图表。"

这句话道出了吴石作为情报员的专业素养。

作为参谋人员，吴石知道什么情报最有价值，知道如何整理才能让情报发挥最大作用。

十行纸签条、施政纲领、编制原则、调整着眼——23项重要军事情报，构成了吴石情报网络的全部成果。

台北的冬天并不寒冷，吴石依然每天按时上班，处理参谋次长的日常事务。

没有人知道，这位温文尔雅的中将，正在用另一种方式改变历史的走向。

坍塌的多米诺

1950年1月29日夜晚，台北泉州街一处住所，保密局特务破门而入。

蔡孝乾被捕了，这位台湾省工委书记的公事包里，装着一个记事本。特务翻开记事本，看到了三个字："吴次长"。

三个字，成了致命破绽，保密局立即将目标锁定在参谋次长吴石身上。

蔡孝乾一周后脱逃，三个月后在嘉义再次被捕。

在讯问室里，蔡孝乾供出了省工委的组织架构、人事名单。

多米诺骨牌开始倒下。

更致命的线索来自一张出境证。

蔡孝乾的妻子病逝后，与妻妹同居。为让妻妹回大陆，蔡孝乾请朱枫帮忙办理出境证。

朱枫找到吴石，吴石让聂曦出面办理。

聂曦在办理手续时，留下了自己的名片。

保密局根据蔡孝乾住处搜到的照片，在出境登记处找到申请表。照片一模一样。

吴石与蔡孝乾之间的关联，就这样暴露了。

朱枫被捕后吞金自杀未遂。在审讯室里，朱枫说："刘桂麟是老郑小姨马小姐的化名，出境证是老郑托我办的，我托吴太太办。"

两路会合，证据链完整了。

1950年3月1日，吴石在家中被捕。

李资生在破案报告开篇即写："严格地说，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

这句话透露出审讯者的无奈。

吴石受过专业训练，懂得如何在讯问中保持沉默，懂得如何保护情报网络的其余成员。

保密局第二处处长叶翔之负责审讯。

从吴石的狱中手记可以看到，3月5日到4月7日期间，吴石被频繁提审，"随时被讯问，均是使人神经异常紧张，心境异常刺激"。

刑讯逼供开始了，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将，在讯问室里承受着难以想象的折磨。

吴石的左眼，在酷刑中永久失明。

情报网络瓦解，用了两个月时间。

五平米牢房

保密局看守所"南所"，编号不详的牢房，面积不到五平米。

1950年3月，刘建修因"邮电案"被关进这间牢房。牢房里已经关着一个人，安静得像不存在一样。

刘建修看到书上毛笔写的"吴石"两字，才知道狱友的名字。

吴石整天不说话，脸上看不出表情，没有明显忧愁，相当镇定。

白天，吴石一半时间在看书，其余时候就躺着。《中国文学史》《中国史纲》《世界史纲》——这些书成了吴石在牢房里的全部精神世界。

直到那个夜晚，吴石被叫出去，第二天下午，两个特务粗暴地把吴石丢进来。

刘建修过去查看，吴石躺在地板上不动，不说话。

身上到处是伤，皮肤红的、紫的，腿肿得很大。左眼已经失去光明。

过了一两小时，吴石慢慢坐起来，靠着墙壁。，饭送来了，吴石指着自己那盆菜，虚弱地说："吃吧，吃吧"，自己却一口没吃。

一两周后，吴石再次被叫出去。

第二天下午被抬进来时，更加痛苦，睡了一天一夜，眼睛闭着，一直发出呻吟。

轮到刘建修受刑，刘建修后来回忆："那些特务没有人性，简直是禽兽、魔鬼。"被抬回牢房时，刘建修不能动，只能躺着，连续几天如此。

吴石自己也很虚弱，却对刘建修说些鼓励的话，叫刘建修吃自己那盆食物。

刘建修没吃，实在吃不下。从吴石的眼神、口气，刘建修感觉到吴石在关心自己。

一个受过酷刑、左眼失明的中将，在牢房里照顾另一个受刑的狱友。

这个场景，定格在2009年刘建修的口述记录里。

牢房里还有一本画册——《元赵文敏九歌书画册》。吴石在画册封底空白处，以草书断续写下遗书，共2000多字。

写到子女，吴石的字迹开始颤抖。

"幼子向在膝前，朝夕相伴，今春方入幼稚园，未及见其入学即遭此难。提及儿女，至为伤心。不知父子尚有见面之日否？思之不禁泪涔涔下矣。"

一个父亲的眼泪，落在画册的空白处。

三个月零十一天的囚禁，吴石用毛笔在画册上留下了最后的文字。

这些文字，直到三十多年后才被家人看到。

1950年的马场町

军事特别法庭的审判程序很快。

高等军法会审庭先请总统核示，再制作判决书。1950年5月，蒋中正指派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负责审判。

判决结果：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王正均、林志森死刑。

负责审理的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联名为吴石等人陈情。

蒋中正震怒，认为三人为犯人说情"殊为不法之至"，应即革除原职，最后改以记过处分。

1950年6月10日，吴石身着西装，戴着眼罩，左眼因酷刑已永久失明，右眼依然望向远方。

56岁的中将参谋次长，在这里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朱枫45岁，聂曦33岁，陈宝仓同为中将军衔。

四个人，在同一天下午四时，在同一个刑场结束生命。

吴石家属仅被告知因"叛国罪"被处决，没有机会见最后一面。

保密局在吴石家中搜查，翻遍全家只找到十两黄金，最后特务把黄金留下，给吴石的子女当生活费。

一个中将的全部家当，只有十两黄金和满屋书籍。

1973年，吴石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82年，吴石之子吴韶成、长女吴兰成赴美探望母亲王碧奎。

全家历经三十二年磨难，终于在异国他乡团聚。

母亲取出父亲在狱中写在画册背面的遗书。

那一刻，子女们读到了父亲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文字。

2000多字的遗书，写满了对家人的愧疚、对子女的期望、对清廉家风的坚守。

1994年，吴石的骨灰安葬在北京福田公墓，紧邻好友何遂夫妇墓地。

从1949年8月赴台，到1950年6月就义，

吴石在台北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311天，这311天里，吴石完成了23项重要军事情报的搜集和传递，经历了被捕、刑讯、审判、就义的全过程。

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能在黑暗中守住信念，本身就是光。

如今他的名字刻在福田公墓的碑上，碑下是沉睡的将军与书卷。

风从东海吹来，轻扫墓前青草。

那是他守护的土地，也是他永远的归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