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越南亲华的副主席黄文欢投奔中国，他最终的结局如何？

越南在历史上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宋朝之前，他们一直属于中国领土，宋越白藤江之战后，越南也长期是中国的藩属国，而近代他们的独立之路更是离不开中国。

不管是抗法还是抗美，中国都在背后支持着他们，要钱给钱，要物资给物资，哪怕我们自身都处于困难时期，仍咬牙支援了他们。

而美国之所以没有直接出动地面部队进攻北越，就是因为我们的再三警告，这场战争中国还出动了防空兵、铁道兵、工程兵等等，付出了一千多牺牲。

但中国这样的恩情，没有换来越南的感激，黎笋上台后对华报以敌视的态度，两国之间越来越远，最终武力相向。他们的白眼狼行为，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像黎笋一般不念旧情，越南高层中也有不少人还记得中国的好，就比如越共早期领导人、担任过越南国务委员会副主席的黄文欢，他非常排斥黎笋等人的亲苏反华政策，多次公开反对，因此也受到了排挤。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后，中越两国的关系降到冰点，黄文欢的处境更是困难，所以他最后辗转到了中国，此举被外界称为“叛逃到中国的级别最高的外国领导人”。

那么黄文欢最后的结局又是如何呢？

黄文欢1905年生于越南义安省，他的早期革命历程跟中国有很大的渊源，1926年他就到过中国，参加了胡志明在广州创建的革命训练班。1930年他加入印支共产党（越南共产党的前身），并且是主要创始人之一。

1935年，黄文欢再次来到中国，辗转南京、长沙、昆明等地开展革命活动，直到1942年才返回越南。1950年到1957年，黄文欢被任命为越南驻中国代表，同时他是越南驻中国首任大使。

长期在中国生活的经历，让黄文欢身上有很深的中国烙印，他学会一口流利的汉语，写得一手好的汉字，并且与我党很多领导人都有很深的友谊。

1958年黄文欢回到越南，担任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之后还历任了越南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法制委员会主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等多个重要职务。

胡志明还在世时，越南对华还是友善的，可黎笋上台篡夺越南党、政、军领导权后，就开始执行亲苏反华政策。黄文华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胡志明的老战友，自然站了出来反对，多次在大会上公开驳斥。

可这样一来也遭到了无情的打压，1976年越共四大上，黎笋以“体老多病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为由，剥夺了黄文欢其他职务，仅为他保留了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一职。但黄文欢连政治局会议都参加不了，一个副手职务又能有什么实权呢？

黄文欢毕竟资历很老，也很受越南人民爱戴，因此还是有很多重要场合需要他公开露面。而黎笋为了淡化他，要么就不让他坐上主席台，要么就不允许媒体报道有关他的新闻，种种做法，都是希望让黄文欢尽快“消失”。

更过分的是，黎笋还安排了很多人监视黄文欢，不但在黄文欢住所内安装窃听器，还堂而皇之在周围设立了很多哨岗，这摆明了就是给黄文欢添堵，让他有身在牢笼之感。

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后，黄文欢找准时机在越共之内宣传以往两国友好时期的种种，有些越南人被他的说法打动，开始反思是否己方做错了。但这样的做法引来了黎笋集团的记恨。

1979年4月，黎笋集团举办了一个所谓的“战胜侵略者”展览会，黄文欢对此丝毫不感兴趣，但还是被强令参加。为了表达自己的态度，黄文欢当天身穿解放军军装出席，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只是这样的做法，让黄文欢处境更艰难，因此他有了换个地方继续革命的心思。没过多久，他被查出肺部有一块阴影，越南医院认为可能是肺结核，只是按照当时他们的医疗条件，无法彻底治愈，所以建议他去东德治疗。

黎笋怎么也没想到他会有永远离开越南的想法，所以就批准黄文欢去柏林就医。

1979年7月初，黄文欢一行飞往柏林，中途在巴基斯坦降落。到达巴基斯坦后，黄文欢说自己身体非常不适，要立马在当地进行治疗，于是他们就先住进了一家旅馆。当晚，医生给他打过针后，他找准机会悄悄去往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

经过一番周折，黄文欢见到了总领事，二人经过一番密聊，黄文欢又匆匆赶回了旅馆。第二天晚上，黄文欢再次打完针，等身边人都休息后，再次走出旅馆，此次已经有一辆轿车等待已久，他上车后，就跟越南方面断开了联系。

7月5日，黄文欢到达了中国，越南当局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惊讶，他们为了降低影响，马上公开指责黄文欢“叛国投华”，并且解除了黄文欢的所有职务。

黄文欢很快也发表了《告越南全国同胞书》，痛斥黎笋集团的错误路线，表示“为了拯救革命、拯救越南，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团结起来，和群众一道坚决斗争，粉碎黎笋一伙的法西斯统治！”

这样的说法让黎笋更为生气，越南方面又将黄文欢开除党籍并判处死刑。这个死刑判是判了，只是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执行。

黄文欢到达中国时已经74岁，且身体很不好，我党担心他的安危，立刻安排他到北京301医院住院，重点对肺部进行了检查。出于重视，中央还特别组建了一个医疗团队为他诊断治疗。

等结果出来后，医疗团队发现他肺部的阴影并非肺结核，而是一个肿瘤。一开始医生建议保守治疗，但黄文欢强烈要求手术，他说自己还想要为共产革命继续奋斗，只有好的身体才能去做更多的事。

中央尊重他的意见，让国内最顶尖的肿瘤专家带队，还在日本请了一个著名肿瘤医院的院长来进行配合。9月5日，黄文欢到达中国的两个月后，进行了手术，效果非常的好，只过了两个礼拜，他就可以下床行走、提笔写字了。

为了让他能尽早康复，中央又让两名医生、四名护士照顾他后来的生活。几个月后黄文欢再次去检查，发现癌症居然好了。他非常高兴，回到住所后就写了首诗，也能看出他的中文造诣：

病入膏肓一载多，神州有幸遇华佗。如今病已连根治，愿把残年谱战歌。

康复后的黄文欢将精力都用在了反对黎笋的错误路线中，他亲自撰写、署名发表了《关于黎笋篡改胡志明主席遗志》、《恢复和发展越中友好是目前越南人民的历史任务》等一系列声明。

他的文字尖锐犀利，直击真相，在中国和越南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他的号召下，很多越南人民觉醒过来，重新正视中越两国的关系。

当然，黄文欢的晚年生活并不全都是革命工作，在我国的悉心照料下，他曾去过很多地方休养，他尤其喜欢青岛。并且每天他都会在家里做健身操，吃完饭也会去散步，有时也去打打台球，据他的秘书所说，他的台球技术非常不错。

此外黄文欢也经常接受我党其他同志邀请去观看文艺晚会、体育比赛，总之他就是那种工作时认真工作，娱乐时好好娱乐的人。这样的人，也更有血有肉！

1991年5月18日，黄文欢病逝于北京，因为有中国的精心医治，他患癌后还在中国生活了12年。他去世前没有其他愿望，只想将自己的骨灰分为两份，一份撒在大理巍山，另一份则葬在中国。

这是因为大理巍山是红河的源头，他一方面希望能跟随红河回到故乡，另一方面则是感激中国对他的恩情。中央尊重了他的遗愿，他在中国的骨灰被葬入了八宝山革命公墓，成了葬在此地职务最高的外国领导人。

他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也是越南不忘本的少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