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年冬天,安庆西郊刚下过雪,山路湿滑,草木枯黄。66岁的陈松年拄着拐杖,走得很慢。
他在找一个地方,一个他30年前亲手安葬父亲的地方。
可他越走越迷茫。
墓碑没了,杂草齐腰,山林像是换了张脸。
他一个人站在原地,喘着粗气,手指微微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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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处张望,什么也没找到。
最后还是找来当年抬棺材的老农朱雅盛,靠着对那片山林的记忆,在一片松林边的乱草堆里,扒开土,露出一块残破的石碑角。
“就是这了。”朱雅盛说。
陈松年蹲下身,手指抚过那块石碑,哽咽着没说话。
说起来,这事儿得从1942年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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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病逝在四川江津。
没钱安葬,朋友东拼西凑,买了副四川香楠木棺材,临时埋在邓燮康园地,连个像样的墓碑都没有。
那时候的他,已经是个被两边都不待见的人。
共产党开除了他,国民党通缉他,朋友走得七七八八,儿子死了两个,老伴也病故。
他连一口热饭都吃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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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当地人印象最深的是:他晚年经常穿着旧棉衣,在屋前种菜,饭桌上只有一碗青菜,一碗菜汤。
有人劝他:“立场转一转,有人愿意出高价买你文章。”
他说:“字可以改,骨头不能。”
1937年,他从监狱提前获释,身边只有一个女人——潘兰珍。
小他30岁的贵州姑娘,原是他在南京坐牢时,假扮“女儿”来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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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没离开过。
陈独秀知晓自己活不了太久,留下句话:“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必自立。”
不久后,他走了。63岁。
没办追悼会,没正式安葬仪式,连葬在哪儿,很多人都不知道。
陈松年是他的小儿子,彼时已在安庆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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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四川把棺材运回来,不是件容易事。
那时候正值抗战后期,交通瘫痪,船只紧张。
靠着一张又一张借条,他雇了人,沿长江一路水运,把父亲的棺材从江津送到了安庆江边码头。
那年是1947年2月。
棺材暂存于西门外太平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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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雇了四个村民,把棺木抬上叶家冲山腰,与母亲合葬。
墓碑上刻的,不是“陈独秀”,是“陈公乾生之墓”。“乾生”是他当年参加科举时的字号。
那时候的陈松年三十七岁,正是壮年。
可一到清明,哪怕风雨交加,他总会一个人拎着纸钱、香火,悄悄上山。
不敢声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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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儿,陈独秀的名字不好提,太“敏感”。
更早的时候,1927年,陈延年在上海被捕。
敌人命令他跪下,他站着不动。
最后是被乱刀砍死的,尸体扔进黄浦江。
第二年,陈乔年也被捕,在同一个监狱,同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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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兄弟牺牲时,一个29,一个26。
母亲高晓岚原本还不知道,全靠女儿到上海打听消息。
一听见哥哥弟弟都死了,当场崩溃,回家不久就病死了。
三年内,三口人没了。
陈独秀收到消息时,正被党内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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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声不吭,把书桌上的墨砚砸了个粉碎。
那天晚上,他没吃饭,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抽了三根烟。
再没人提起这件事。
他一直是个不服的人。
年轻时,在科考场上看到狗屁不通的题目,干脆写篇狗屁不通的文章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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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样中第一。
到东京留学,跟章太炎、苏曼殊打交道,思想越走越远。
回国后办《青年》杂志,写下那句著名的“自主而非奴隶”。
五四运动爆发那年,他穿着西装,在屋顶花园往街上撒传单。
别人劝他:“你都40岁了,别闹了。”他回了一句:“这是我一生最年轻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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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个人,后来真的被孤立了。
1929年,党内定性他为“右倾机会主义代表”,开除党籍。
那之后,他再没回过组织。
他不是没想过和好。
给党的信一封封写,没人理。
有人说他太倔,有人说他太傲。
可他自己心里清楚。
在重庆时,张国焘带着一箱美金来见他,他连茶都没请一杯,直接说:“不用了。”戴笠来登门,他客气送客。
陈立夫请他改一篇小学读本,稿费五千银元,他说:“这字我写不出来。”
日子清苦,骨气不改。
陈松年一直记得,父亲去世那天,屋里点的是煤油灯,灯芯烧得噼啪响。
他跪在棺前守了一夜,第二天,蜡都快熄了。
1980年冬天,他再上山时,墓地已经几乎找不到了。
那年清明,他在墓前放下三炷香,说了一句话:“爸,时代变了,您可以安息了。”
每年清明,他都去。
他不说话,就坐着,抽几口烟,再把墓前的草拔干净。
十多年,风雨无阻。
直到1990年冬,陈松年走了。
没人再去叶家冲烧香了。
后来,事情慢慢发生了变化。
1998年,陈独秀墓被列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升级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安庆市专门辟出110亩地建了“独秀园”,墓前立着黑色花岗岩墓碑,正中三字:“独秀园”。
两侧石柱上刻着“民主”“科学”。
墓前种了64棵树,象征陈独秀的64年人生。
再也没人避讳这个名字了。
参考资料:
李良明,《陈独秀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
胡适等人,《新文化运动资料》,中华书局,1981年。
郑学稼,《陈独秀晚年记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江津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津地方志》,重庆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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