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始于情与诗缘情

（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经学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关注的重点。传统文论一般认为，经学是源，后世文学是流，文学创作应以经学为最高典范。如颜之推说：“文章者，原出五经。”（《颜氏家训·文章》）刘勰说：“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文心雕龙·宗经》）可以认为，在中国古典文学创作领域，经学始终在文章体制、艺术手法、价值导向等方面起着重要的指引与规范作用。然而受时代风气影响，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有些学者逐渐割裂并淡化了二者间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审视。而今天借助出土文献中的“道始于情”观念与传统的“诗缘情”观念进行对比，能够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

出土文献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认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其中所谓“道始于情”，即指人道源于人情，人道由人情中生发出来。同时篇中指出：“《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而逆训之，体其义而节度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显然其中提到的《诗》《书》《礼》《乐》都是指六经经典而言，它们都是圣人“比其类”“观其先后”“体其义”“理其情”的成果。并且通观此篇文义，后文提到的“闻道反己，修身者也”之道，指向的也正是包括《诗》《书》《礼》《乐》在内的经学之道。因此，可以看出，“道始于情”实际上明确指出了经学之道始于人情的命题。同时结合传世文献来看，经学之道的确有着明显的重情、始情倾向。如《史记·礼书》说“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礼记·乐记》认为礼乐“管乎人情”。而《诗经》作为礼乐文明的载体，《春秋》作为“礼义之大宗”，《尚书》作为先王治国之成法，乃至《周易》作为大道之源，内容也都是圣人围绕“治人情”、止僻防邪、修道德、象天法地养成人格等方面展开的，其目的都是为了使社会秩序与人的性情导向正规，实现天下太平。故《礼记·礼运》说：“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人情始终是人生、社会治理的重心。周代制礼作乐以及五经文本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得以生成。

经学之道由情而始，以言志抒情为职志的诗赋自然更是如此。陆机在《文赋》中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实际上不仅“诗缘情”，包括诗赋在内的一切文学作品都具有缘情而作的性质。陆机的缘情说可看作是对所有文学创作活动缘起的概括性揭示。这种缘情观念与《诗序》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及“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的志以情动说，以及《礼记·乐记》的“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这样的物感说具有一致性。情志是统一的，“志之”与“情动”都能够催动文学创作活动的产生。能够“感物而动”的自然也是人的情感。《礼记·乐记》虽是论乐，但对于诗歌创作同样适用。这也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所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实际上不论志之、情动还是感物，都是对文学作品缘情而发活动的一种本质性揭示。而缘情观念则是将言志、抒情与物感三个方面都包括了进来，指出了文学创作活动的情感性特征及其产生机制。

显然经学与文学的生发与形成都导源于情，这也就使得两者从根本上具有相通性。经学缘情而生，同样注重对人的情感愉悦功能。《性自命出》说：“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唯（虽）过不恶；不以其情，唯（虽）难不贵。苟有其情，唯（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经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顺适人情，使人愉悦，这显然与文学的审美活动属性相类似。《性自命出》又指出：“笑，礼之浅泽也。乐，礼之深泽也。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也就是说，经学之道要注重情感表达的真挚与感动，要能够使人笑与乐，能够使诗书礼乐等内容具有悦乐人情的功用。

经学的主要目的虽在于导正性情、使人闻道，但实现的途径依旧要靠情感的引导与美化。《性自命出》说：“凡学者隶（求）其心为难。”“行之不过，知道者也。闻道反上，上交者也。闻道反下，下交者也。闻道反己，修身者也。上交近事君，下交得众近从政，修身近至仁。”显然经学的重要目的在求心、在闻道修身。而闻道修身则主要有“美其情”“理其情”两种方式。关于“美其情”，《性自命出》指出：“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又说：“致容貌，所以度节也。君子美其情，贵其义，善其节，好其容，乐其道，悦其教，是以敬焉。”“美情”“美其情”，本质上就是对人的情感与德行进行审美陶冶，“贵其义，善其节，好其容，乐其道，悦其教”中的善、好、乐、悦等活动，显然也都与“美其情”紧密相关。《性自命出》还结合《诗经》对“美其情”的效果进行分析，肯定了美情的作用与追求。

关于“理其情”，也即前面提到的“理其情而出入之”，指对人的情感进行疏导。《性自命出》说：“礼作于情，或兴之也，当事因方而制之。其先后之舍（序）则义道也。或舍（序）为之节则也。”其中的“节度”“节则”主要就是说要对人的情感进行规范与引导。而经典中提到的圣王以人情为田治理天下，实际上也就是“理其情”的重要体现。综合来看，“理其情”与“美其情”这两种活动是相辅相成的。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文学自然也具有“美其情”“理其情”的功用，不过两相比较之下，经学中的“美其情”“理其情”重在对人的性情的导正与美化，而中国传统诗赋观也是这样要求文学创作的。不过，由于六经经过圣人孔子整理，而文学创作者则千人千面，因此，文学作品的“美其情”“理其情”往往变成了对人的情志的宣泄与抒发。因此，经学之理情、美情强调疏导、节制与塑造，文学之言志抒情追求畅达与优美；经学之“美其情”“理其情”，最终目的在主体君子人格的养成，而文学的最终效果可能并不完全能达到对主体君子人格的养成，而审美似乎变成了唯一的追求。

经学的“美其情”“理其情”强调“生德于中”，追求人生的道德化与艺术化。即在道始于情的基础上，实现一种具有道德品质的生命审美，这也就是传统所谓的“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也即《论语》中所说的“尽美尽善”。正因如此，《性自命出》认为经学不仅能够引导人生，而且能够像诗乐一样愉悦人生。而这也正是千百年来经学能够从价值导向、书写方式、文章体裁等方面与中国本土主流文学发生多方面联系的根本原由所在。

大体来说，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容可以分为以经史为基础的词章学、以诗词歌赋为主要内容的雅文艺、以小说戏曲歌谣为主要内容的俗文艺等三部分。其中词章学、雅文艺与经学的关系尤其紧密，追求情与道、文与道的合一，俗文艺更注重缘情而发，重在情感的宣泄与表达。雅文艺注重抒写自我，不仅追求情感愉悦，更追求心志的愉悦，求美更求善。俗文艺多注重描写自身之外的社会事物与故事，力求形象、逼真与诡奇，追求情感与审美的愉悦。不过尽管俗文艺的目的主要在求美，但在一定范围内，仍受到经学道德价值观念的引导。这与今天所提倡的以正确的理论引导艺术创作的性质相类似。

综上，在今天的古典文学学习以及教学与研究中，将“道始于情”与“诗缘情”观念相参看，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经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

（作者：冯茂民，系安阳师范学院讲师）